一、朱子瑜（朱舜水）简介
朱之瑜(1600-1682年)：中国明清之际学者和教育家。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
明朝末年，贡生出身的朱之瑜痛心国难，曾辗转参加海上的义师，反抗民族压迫。后迫于形势，从61岁起至逝世为止，定居日本。他在日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他的著作见于《舜水遗书》、《朱舜水集》。
朱之瑜服膺孔孟儒家，并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但能自抒己见，批评程朱。朱熹高谈性理而抨击陈亮的事功观点，朱之瑜则主张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格物致知要与事功统一起来，不应专在研究理学方面下工夫。他重视那些能够“经邦弘化、康济艰难”，堪作表率的“巨儒鸿士”；而鄙视那些只会注经释传、无补时艰的腐儒；更贬斥那些溺于科举制义、奔竞利禄的文人。
朱之瑜在教育方面的特点，是视中外为一体，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他侨居日本20多年，接受的弟子不断增加，并曾公开讲学。他向日本弟子表示，“不佞于中夏四国，本来一体为亲，凡遇英才，乐于奖进。”门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所撰《舜水先生行实》，记载了日本的硕儒和学生，时常登门求教，以及朱之瑜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的情景。
在讲学中，他一方面肯定日本“才贤秀出”，可以为孔、颜，为尧、舜；另一方面，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圣（儒）教未兴，存在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建国的大本在于敬教劝学，施政方面当务之急在于兴贤育才。他所提倡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日本后来“尊王一统”的事业有一定的影响。
朱之瑜“自幼食贫”，多能“鄙事”。他传艺传道，诲人不倦，又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勉励日本弟子，表达了他的育才观点。
关于教人之道，他认为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学问之道，贵在实行”；“立志当如山，求师当如海”；这是一定不易者。因弟子“资性”之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予以不同的启示，这是因人而施者。
他重躬行实践，却不废读书，因为书能益人神智。对于读书之法，他则认为读史应先于读经；史书文义较浅，于事情又近，于事理吻合，读之易懂。这些都表现了他着重实功、实用的精神。
朱之瑜一生将反抗民族压迫的思想传播于海内外，对后来的反抗清王朝运动有所启示；他的学和艺也有益于中日文化交流。
二、朱子瑜的教育思想
朱舜水继承《礼记·学记》关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提出了教育为本的思想，指出：“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宁有舍此而遑他事者乎？舍此而营他事，则僻邪诞慢之说，竞进而杂揉之矣。欲求政教休明，风俗淳美，何可得哉！”
朱舜水初到日本时，正是德川幕府锁国时期。他以教学德行受到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的礼遇和尊敬，安东守约称赞他“远避胡尘来海东，凛然节出鲁连雄”，故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供朱舜水生活。感于安东守约的诚意，朱舜水在长崎住了7年，努力传播中国儒学，他的声誉很快传遍日本各州。
明遗民一旦变为亡国奴，他们就会对明王朝的土崩瓦解作出深刻的反省，以儒学的忧患意识和主张变革现实的救世精神，解救社会。这类代表如前所言，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舜水等，“实学思潮”由此而起。梁启超称“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作为明遗民，朱舜水仍有一种承担文明道统的责任感，并未因改朝换代而中断。在他看来，应当承担起以学术更新文明的使命。“藩篱之蜿鷃之不足与量天地之高且大也。一则不知圣人之心，一则不谙天下国家之故。”（《朱舜水集》第315页）
朱舜水少即有学名，喜读史，也擅兵法。除了日讲程、朱之学外，诸凡天文、数理、历史、传记、文物、鸟兽花草等问题，他都能解答。公元1664年江户(东京)首相德川光国专派使臣来到长崎，备厚礼聘请朱舜水为师。后半生中他以收徒讲学、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和最大乐趣，一面为学问而努力，一面为民族而奋斗，他成为了讲学东瀛、誉满扶桑的教育家。
对于历代儒学的传承学者，朱舜水作了精辟的阐释和总结。他在孔门弟子颜回和曾参《像赞》中称“颜渊躬上圣之资，裕不改之乐”，“孔门不可胜数，而曾氏子独得其宗。其传‘明德’、‘新民’、‘止至善’也，使尧、汤、文、武之道光于日月。”（《朱舜水集》第561页），并高度赞扬他们对儒学的贡献。他推崇孟子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学说，指出统治者要“常怀一点爱民之心”，关心解决民众疾苦。“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是他人皆当爱，皆当敬也。”（《朱舜水集》第342页）
朱舜水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反对专在理学研究；强调知识应从生活实践中求得；重视史学，认为要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则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其教育理论除一般儒者所谈性、经世致用外，具有爱国与睦邻相结合特点，朱舜水的教育思想与自己立志反清复明、光图基业的政治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主张选贤举能、启民才智的教育要同光复大明、除弊兴利的社会改革相结合，认为国家的盛衰与教育的兴亡密切相关，认为教育作用在于培养人才，改变社会风气，为国家持久繁荣昌盛创造条件。其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
朱舜水和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颜元一起，被人称为清初我国五大学者。他在日本抱着“仆之视贵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的精神，以中国的治学之方、简牍之式、科试之制、用字之法，通过讲学，大力传播中华文化。他在哲学上反对唯心史观的理学，提倡“知行合一”，针对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崇尚儒法、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反对“专在理学穷研”，说：“宋儒辨析毫厘，不曾做得一事。”强调知识应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求得。他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有很大的多响，听他讲学的都说：“前皆做昏梦，今日始知耳。”
他指出，“敬教劝学，建国之大业；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舜水集》第501页）对于学校教育的作用，他专门写了一篇《学校议》，系统地阐释了学校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学校是一个国家一日不可缺少的命脉，学校本体的存在并不举足轻重，关键在于有学校就有教育。大凡至衰世末俗，事事废弛，贤才湮没，民风偷薄，弱肉强食，多为不重教化；进而指出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人才的培养，关系着政权的存绝，只有兴教劝学才能使人材辈出，民风淳茂，国运灵长。他说：“建学立师乃所以习长幼上下之礼，申孝悌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也。”（《朱舜水集》第74页）
对待学生和求教者，朱舜水始终是满腔热忱、诚心相传，并做到有问必答。他说，“独是诲人不倦之心，则于孔子无少问也。是故随事随物，则必惓惓恳恳，乐与言说，而学者漠然听受，过耳辄忘，介介独恶是耳。”（《朱舜水集》第272页）。他从诗书经史、典章制度、修身处世、山川风物、农田播种，到学问之方、简牍之式、器具之制、用字之法等事无大小，无不尽其全力给予耐心的讲解和详细的回答。就在他流寓日本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年老体衰，他常常手颤头昏，但仍抽暇或趁精神稍好的情况下，批阅文章，回复书信，答疑问难。他的风尚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崇敬，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