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56年，齐威王即位，其在位的9年中，一切朝政都委托大臣管理，自己从不过问。9年后，威王忽然召见即墨的大夫说：“自从你担任即墨的大夫以来，几乎每天都接到诽谤你的报告。可是经我派人调查即墨的情况：田野不断开拓、人民的生活富足，衙门的事务也处理得有条不紊，使我国的东方边境，没有任何危险的事情发生。这表示你尽心治理即墨，从未贿赂我身旁的众臣。”随后，威王赏赐他1万户的封地作为奖励。
齐威王排除众人对即墨大夫的诽谤干扰，并重赏即墨大夫，从而使齐国逐渐地强盛起来。
古人奉行“以正治国”、“以信论兵”，还有“以奇用兵”。治理国家、对待部属，要以诚相待，只有秉公办事、正直不阿，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与威望。反之，尽管你有过人的智力、高超的计谋，但心机用尽，小聪明要尽之日，就是威信扫地，众人发指之时。
同时，信则不欺。据《韬·龙韬·论将第十九》载：周武王问姜太公关于选择将帅的问题时，姜太公说：将帅应具备5种美德，避免10项缺点。5种美德是指勇、智、仁、信、忠；又说：“信则不欺。”孙武也把“信”当作将帅应当具备的5个条件之一，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曾国藩就和古代绝大多数的军事家一样，都把“信”视为将帅所应具有的品格之一。将帅统领三军，舍生忘死，最重要的条件是将帅平时即要以“信”带兵，平时信而不欺，推心置腹地对待士卒，打起仗来，士兵就会衷心服从指挥而不怀疑，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
春秋时齐桓公曾九合诸侯，信守盟约，归还侵占鲁国的上地；晋文公不渝“退避三舍”之约，大败楚军，并在践土称霸；晋文公伐原，原定攻打10天。10天未攻下，遂依前言，罢兵而去。有人劝他继续攻打，他说，我已和士卒约定攻打10天，不能失信，为攻下原而失去士卒信任，不智也。诸葛亮正准备进攻陇西时，长史杨仪报告说，有4万军人轮休要回蜀国。诸葛亮立即命令这些士兵收拾行装，准备回去。这4万多人将要启程时，魏军突然来攻。杨仪建议，让这4万人留下，等打完仗再走。诸葛亮说，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得利失信，古人所惜。军情再紧，也不能失信前言。诸葛亮对众将士说：“你们的父母妻儿无不倚门而望，我怎么可以把你们留下呢？”于是吩咐大家按时启程。部队士卒异常感动，几次下令，都不愿走。诸葛亮只好令他们参战。魏军远来，一经交锋，蜀军大获全胜。
取信士卒，是胜利的不二法门，聪明的将帅都重视取信于兵。一旦失去部属的信任，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古代兵书说：“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是故君子以信为宝大也。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兵，则无敌矣。”《百战奇法·信战》也指出：“凡与敌战，士卒蹈万死一生之地，而无悔惧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诸葛亮之所以能使士卒奋勇杀敌，临战之日，拔剑争先，以一当十，一战大克，关键在于他取信于军，赢得士卒的信任。
古代将帅君王深知“信则不欺”的重要，虽然有些理论和做法失之偏颇，或其出发点并不可取，但我们仍然可以学古人之精华，去旧论之糟粕，悟出有价值的新意，求得上下目标一致，相互信任，同仇敌忾，这在平时和战时都具有积极意义。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展开了著名的官渡之战。在这次战争中，曹操赢得以寡击众的胜利，从中可以看到，曹操在统御人才方面，很注重取信于人。
袁绍的将领高览、张郃二人，由于攻打曹营失败，又遭袁绍的谋士郭图的诽谤，决定弃袁投曹时，曹操部属怕二人有诈，曹操却认为即使有诈，只要厚待他们，即可使他们真心归附，于是把二人各封为侯，在曹营中任职。在曹操进攻袁绍营寨时，高览和张郃自愿做先锋，把袁绍打得大败。
现代社会中，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的领导者，都要取信于人，这样，自己的下属才能听从指挥，服从约束；如不能取信于人，便无法发挥团队效能。
上海新苑宾馆的名声享誉海内外，管理以纪律严明著称。有位经理（跟宾馆总经理是老同学）因为夜班加班耽误了回家的班车，本应在值班室留宿，可是他却跑到客房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总经理对此事做出两项处置：第一、该经理必须受到严格检查外，并按客房价格缴交罚款；第二、如不愿罚款，请自行引咎辞职。该经理当即认罚。
以“信”治兵，还必须做到信赏、信罚。赏罚，历来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只要有统御和被统御的关系存在，这个谋略就有它的存在意义。《孙子兵书》开篇就在“五事”、“七计”中提出“赏罚孰明”的问题。据《韩非子·外储说》记载：晋文公问狐偃，他给士卒和百姓很多好处，加缓刑罚、补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军队勇于作战？狐偃明确回答：不足为战。晋文公又问：“然则何如足以战乎？”狐偃回答：“信赏必罚，其足以战。”即该赏者一定要赏，该罚者也一定要罚。后来，晋文公依狐偃之言，执法严明，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信赏必罚，是古今兵家极为重视的统御谋略之一。吴子说：“若法令不行，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可见，吴子也把“信赏必罚”看作是对敌作战、欲求制胜的首要条件之一。
以“信”治兵，“信则不欺”，上下信任，则互不欺骗，令之所出，士卒奋勇。据《吴起兵书·治兵》载：魏武侯问吴起，部队作战的方法首先应该掌握什么问题。吴起说，首先要明确“四轻”、“二重”和“一信”。其中“一信”，就是赏罚严明守信用。《司马法·仁本第一》开篇提到治理天下的特殊手段就是战争，而要使用这种特殊手段，就要遵守一些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信见信”，即信任人便为人所信任。《孙膑兵书·篡卒》也指出，军队战斗力的增强，在于罚必信。《百战奇法·信战》讲的是“信则不欺”，“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信。”古代兵书认为“信”有两方面：一是不欺他国，不欺其民；二是上下信任。至于以“信”治军的论述举出以下的例证：
一、守信用。不欺邻国，不欺民众。如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归还土地：魏文侯不违虞人之期，即使约期当天下雨了，他仍冒着雨前去赴约；又如东汉邓训以恩信征服胡人小月氏部落等等。
二、赏罚必信。如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立木南门，称移木北门者赏赐五十金。后来真有人移木北门，商鞅立即毫不犹疑地颁赏，此一举动取得举国上下对新法令的信任，新法从此畅行无碍。
三、将帅与士卒上下信任，同心协力。如燕昭王信任乐毅而致胜，燕惠王不信任乐毅而致败；诸葛亮取信士卒，广大士卒也因此忠于诸葛亮；朱元璋为了安抚降卒，使他们消除忧虑，故意在降卒中挑选五百人充当卫队，降卒见朱元璋对他们如此信任，极为感动，三万降卒决心为他效力，成为朱元璋的忠实将士。
不以信治兵，上下离心，导致兵败身亡的例子也不少。三国张飞，雄壮威猛，骁勇善战，勇冠二军，但他不体恤士卒，刑杀过分，暴而无恩。最后，在东征发兵时，为部将张达、范疆杀害，死于非命。
十五覆林秀山
【原文】
接到惠函并地图，练勇说籍悉一切。地图莫精于康熙内府图，其准望勾弦，皆命星官亲至各处，按诸天度测量里差。乾隆内府图，又拓而大之，亦甚精当。盖出齐次风宗伯之手。近时阳湖董孝廉方正，依此二图定为一本。李申耆先生付诸剞劂，外间传本万善于此。洪稚存太史图，纸幅太隘，考安亦粗，即东西易位，在所不免，未可以据以为行军指南也。
【注释】
练勇说籍悉一切：关于你训练士兵的意见我都了解。勇：指士兵。悉：了解。
内府图：内府刻印的地图。内府为皇帝仓库，后通称皇宫的物品为内府之物。
准望勾弦：指地图座标。
星官：掌管天文地理的官员。
按诸天度测量里差：按地球经纬度测量土地距离。
齐次风宗伯：即礼部尚书齐次风。宗伯本为古代六卿之一，所掌典礼同于后代礼部所掌之职，故后世称礼部尚书为宗伯或大宗伯。
董孝廉方正：即孝廉董方正。孝廉本为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名称，后来俗称举人为孝廉。
付诸剞劂：用雕版印刷书借。剞劂：刻刀。剞为曲刀，劂为曲凿。因版刻要先用刀刻字，故泛称书籍雕版为剞劂。
隘：指纸张太小。
【译文】
收到你寄来的信件和地图，获悉关于你训练部队的所有意见。目前的地图没有比康熙内府刻印的地图更精确的。那份地图的地理座标，都是皇帝命令专管天文地理的官员，亲自到各地按照经纬度测量之后，再修正误差才绘制出来的。乾隆时内务府又将地图按比例进行了放大，也很精确。这些地图都是礼部尚书齐次风亲手绘制的。近代阳湖举人董方正，以此二图为版本绘为一本，由李申耆先生雕版印刷。社会上流传的地图都没有这个完善。洪稚存的翰林院太史图，因为纸幅太小，而且没有认真考核，甚至连东西移位的地方也无法避免，不能作为行军指南。
【心得】
曾国藩的时代比康熙年间晚了100多年，但是绘制地图的技术却赶不上百年前，真是发人深省。
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是唯一对西方科学投入热情、花费精力的帝王。他学习数学和使用科学仪器，还经常反复学习欧几里得几何中的重要命题，以便掌握更好的求证法。他曾亲口告诉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他曾将欧几里得的书从头到尾读了12遍以上。在一段时间之内，他每天利用2—3个小时的时间与耶稣会教士们讨论阿基米德与欧几里得。如果有一道难题他无法理解，他会三番五次地向教士们请教。这种对西方科学的罕见热情、专心致志与持之以恒的努力，使他的眼界比此前的任何一位帝王更宽阔。所以在他那个时代能绘制出中国历史上最精确的地图也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的是，康熙并没有成为彼得大帝，甚至他准备任命教士为朝内大臣的主张也因保守派的极力反对而停罢。自康熙以后，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倾向益强。乾嘉学派大师俞樾的观点反映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看法。他说：“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为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可见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
早在孔孟时代，中原士大夫即持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原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文化，其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低下的蛮夷文化。孟子明确地说，只有听说用华夏文明改变蛮夷地区文化，没有听说用蛮夷来改变华夏。清代康熙中叶以后的大多数士大大正是继承这种思想，顽固地反对西方文化。同治年间，大学士倭人在反对京师创建学习外国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文馆时，曾经说：“读书人讲礼义，学圣人是为了报效国家，如果不读圣贤书，反而跟着洋人跑，会使歪风邪气猖狂。”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不仅中国士大夫产生盲目的排外心理，甚至连民众也普遍存有偏执狭隘的心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某一年乘小火轮返回家乡湖南，竟引起湖南官绅群起攻击，风波延续了几年。洋务派人士郭嵩焘乘火轮回家乡，家乡人竟然将那个他们视为怪物的洋机器烧毁！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盲目排外心理使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朝政府鉴于国内人民与外国人交往日益频繁，担心交往的扩大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政府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控制出洋船只的大小与装载货物的品种和数量，以及水手和客商的人数，一方面还规定了严格的往返期限。中外贸易活动只限于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外商的贸易及其他事务的交涉，都必须和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不得和官府与民众直接交往；外商在华必须住在城外指定的商馆，不得擅自出入城市；对外贸易的品种和数量也有相应的严格限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政策，窒息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自此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鸦片战争以后，列国打破了中国的国门，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
同样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近邻日本却采取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态度：首先他们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承认西方文明更为先进，然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准，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9世纪中期，日本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欧美列强的入侵又使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60年代，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风起云涌，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的政治代表，即下层武士领导的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统治和反抗外国侵略，要求实行改革的“尊王攘夷”运动迅速展开。在农民和城市贫民武装起义的支持下，1868年1月，倒幕派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天皇睦仁，成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接着，天皇明治政府宣布了《五条誓文》和《维新政体书》。这两个文件是明治政府初期的改革纲领。根据这个表达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要求的纲领，从1888—1873年间，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改革，确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振兴工业、发展农业，扶植资本主义，取消封建等级制，改革教育制度，注意培养人才，加强与外国往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因此，“明治维新”成了日本从封建主义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端。
日本史学家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概括：“在领导者决定开放门户，汲取西方文明之后，一般国民不仅没有抵抗，反而采取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正是这样普遍的社会思潮，促使当时的日本与中国完全朝向不同的道路发展。
十六与张石卿制军
【原文】
奉惠书，未即笺复。比闻简调山东，自以密迩畿辅，重资鸿筹，作镇海岱。惟两湖吏治方就整饬，军政亦有起色，遽尔移节东征。不独文武方振之纲，莫为赓续，即南北绅庶，亦若失所依倚。
弟自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扶正气于将歇。拣勇之举，亦非有他，只以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丁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道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