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彭城惨败后，魏王豹归楚叛汉。刘邦派郦食其去说降，魏王豹拒绝。于是，刘邦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军攻魏。魏王豹获悉，除了加强各地守备之外，以安邑为指挥中枢，西凭黄河天险，并派柏直为大将率主力在蒲阪，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阻击汉军渡河。韩信探知魏军部署后，便在临晋渡口对面安营扎寨，集船结舟；遍插旌旗，多设火鼓；白天擂鼓呐喊，黑夜点火通明；设谋划策，调兵遣将；锋向临晋，威震蒲阪。正当魏军全力严守临晋关渡口时，韩信却暗派曹参率领一支军队向北进发，在夏阳选择渡口，制作简易渡河工具，偷渡成功，以疾风迅雷之势南下攻击临晋魏军侧背，击溃魏军，首战获捷，临晋魏军惊恐万分，乱作一团。韩信、灌婴乘机挥师渡河，径下临晋、蒲阪，猛扑安邑。魏王豹仓皇回师，遭到重创。汉军乘胜追击。至东坦，俘魏王豹，兵不血刃地进入魏都平阴（今山西省临汾市），灭魏国。
灵活多变的谋略是一种出奇制胜的奇谲之术。运用智慧而有效的行动，制造种种假象，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使敌陷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之困境，战而胜之。在这方面，韩信可谓谋略大师。在平魏叛乱中，韩信大摆龙门阵，做出全力以赴的姿态，诱使敌方将注意力和优势兵力集中于正面防御，然后派出奇兵包抄敌后，突施暗箭，大败魏军。
唐韩愈《昌黎先生集·论淮西事宜状》中说，李愬讨伐吴元济时，淄青、恒冀地方官虽想救助，但自己也是昏庸懦弱，只有“虚张声势”而已。兵者，诡道也。“虚张声势”也属诡道之一，意在以假乱真，迷惑敌人。在古代战争中，往往是处于弱军一方为保存自己，待机击敌的一种谋略。正如《百战奇法·虚战》云：“凡与敌战，若我势虚，为伪示以实形，使敌莫能测其虚实所在，必不敢轻与我战，则我可以全师保军。”“示形”之法多种多样，因时因地因敌我之势而变。本来势虚而伪示以实形，使敌人以为我力量雄厚，不知我真实情况，不敢轻易与我交战。我则可全师保军，处于主动地位，伺机而动。
所谓“兵以诈立”，“兵以分合为变”。兵以分合为变，指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视情况而变。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战场上，己方兵力的集中与分散，应视敌情的变化而变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造成我优敌劣之势，必须设法分散敌军，而要分散敌军，就是以自己的小分散，造成敌人的大分散，才能在以己之集中对敌之分散，造成以少胜多的局势。
两军对垒，强方在各种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下，总会暴露其弱点。因此，弱方要造成战役战术我优敌劣之势，必须“避敌主力”，集中力量“打其虚弱”，从而确保胜利。
分散和集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掌握。无论何时，都应保持大部分兵力集中于适当机动地区，绝对不要平均分散，以应付可能的事变，并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时时保持一个重心。集中使用兵力，也不是绝对集中。应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牵制、扰乱、破坏敌军之用。
在昆阳之战中，刘秀亲率千余汉军出城迎战，新军主将王邑见汉军人少，竟从40万新军中抽数千人迎战，结果为汉军所败。接着，刘秀率3000名勇士冲击新军大营，王邑仍未把刘秀放在眼中，亲率万余人迎战，且下令各军不得擅自行动，导致新军一败涂地，王邑被杀。两次战斗中，兵力占压倒性优势的新军未集中全力向敌攻击，是导致全军溃败的失策之举。若两次战斗王邑都倾尽全力进攻汉军，胜败又是另一番计较。
以假诈敌是先轸军事战术上的一大特色。先轸在参与军事活动后，第一次率兵攻取卫地五鹿，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遍插旌旗张扬军势。同行的魏韬问道：“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表，反使敌人知备，不知何意？”先轸解释说：“卫素臣服于齐，近改事蛮楚，国人不顺，每虞中国之来讨。吾主欲继齐国伯，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五鹿百姓听说晋兵来攻，登城见旌旗布满山林，不知多少兵马，争相逃避，晋军兵到，一举攻克城池，先轸用疑兵计轻易地攻取了五鹿。
先轸任元帅后，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攻打曹国。他在攻曹过程中再次运用了以假诈敌的策略。最初，曹大夫于朗假意投降晋军，诱晋文公奉军入城，先轸力主以军士假扮文公，让假文公率军入城，这个策略使晋文公幸免于难，又探得了于朗投降的真假。接着，先轸与曹国商定，晋以退兵五里为条件，换取前次死于曹营的晋兵尸棺。然而，晋国表面退兵，实则埋伏四路精兵于各城门口，等曹国打开四门将棺车推出不到一半时，四路伏兵齐出，而城门被丧车填塞，下能关闭，晋兵乘乱攻入，占领了曹城，并捉住了曹君。先轸用假文公和假退兵两次诈敌，灭了曹国。
城濮之战，先轸四次诈敌，确保晋军在劣势条件下的胜算。与楚军作战时，为了打败楚军，战胜楚国的三军主力就是取胜的关键，先轸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多处诈敌。第一、他在攻楚右军的薄弱环节时，令晋军用虎皮蒙裹驾车之马，猛冲楚军，楚马见之，把假虎认作真虎，惊慌跳跃地牵车同走，惊动了右军后队，晋军乘乱掩杀，致使楚军大败；第二、晋军得胜的部队，派人假扮楚军兵卒，扛着楚军旗号，去中军向成得臣谎报说：“右师已得胜，请速速进兵，共成大功。”先轸又令这支晋军伪作退逃，砍下树木曳于车后，刮得尘土飞扬，造成退逃假象，成得臣听到右师得胜，又凭车前横木望见晋军北奔，烟尘蔽天，急催左军前进。先轸用假楚卒传假讯息，又以晋败的假象引诱楚之左军出战；第三、先轸在中军虚设元帅大旗，守定营垒，坚不出战，而暗中却领着中军主要兵力伏击楚之左军。他在中间设帅旗虚张声势，用空军营吸引楚国的中军兵力，而抽出兵力为楚之左军设定罗网；第四、在对付楚军的该支晋军中，先轸亦设主帅旗号，成得臣催促左军接战后，晋军诈败而退，楚将尽力追逐，忽然先轸领着精兵从半路杀出，与诈败的晋军合力击垮楚左军。成得臣奉楚中军正盘算着如何攻陷晋军营垒时，左右两路得胜的晋军已将楚军包围了。先轸多处采用以假诈敌的手段，终于大获全胜。
据《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载：公元前666年，楚国令尹子元率兵车600乘伐郑，直取郑都（今河南新郑）。郑危在旦夕，郑臣叔詹计献郑文公，让军队埋伏在城内，使楚军不见一兵一卒。不仅大开城门，街市上百姓亦来往如常，都城秩序一如往常。楚军认为其中必有诡诈，担心入城后落人郑国圈套，便停在城下驻足观看。由于楚军统帅既担心中伏，又怕腹背受敌，于是率军匆匆撤退，这可算是我国最早的“空城计”。
蜀汉军中以武勇闻名的大将赵云，也用过空城计。公元219年，曹操大军攻至汉中，黄忠部队与赵云部队被隔断，赵云数战不利，部将张著受重伤，情况十分危急。赵云乃退回营垒之中，“大开城门，偃旗息鼓”。曹军“疑云有伏兵，引去”。第二天早上，刘备来到赵云的营寨，视察前一日的战场，赞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曹操部下大将文聘在公元226年驻守石阳（今湖北黄陂西），孙权亲率5万大军来攻。可是“时大雨，城栅坏”，无法守城。文聘于是决定以空城计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孙权“果疑之”，认为“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文聘因此化险为夷。
以上这些都是曾国藩所谓“有神龙矫变之状”，灵活多变战略思想的范例。
十二吴延华禀奉委管带新
立之湖北标新仁营勇由【原文】
该员既奉委带新仁营，仰既悉心训练，杀贼立功，以副委任。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于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迴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得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注释】
吴廷华禀奉委管带新立之湖北抚标新仁营勇由：其意是关于吴廷华奉命新组建的湖北抚标新仁营管带一事的批复。抚标：清代称巡抚直接管辖的绿营兵为抚标。
仰既悉心训练：希望尽心尽力地训练军队。仰：希望。悉：尽。
以副委任：所尽的责任符合担当的职务。副：符合。
强几：勉强求得。
保举：推荐用人。
眈眈：瞪大眼睛监视。
啧啧：咂嘴的声音，这里表示交头接耳的议论。
阖营：全营。阖：本义为门扇，引申义为总共、全部。
清洁之行：清明廉洁的行为。
惠足使人：恩惠足以驱使别人。
【译文】
该员既然奉命管理新仁营，希望能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训练军队，杀敌立功，才能不负所托。做将领的原则，谋略武勇虽不可强求，但“廉明”二字则是可以透过学习能办到的。士兵对于自己的将领其他方面没有过多的要求，但对他在金钱方面是不是清白、推荐用人方面是否公正，则是众目睽睽地加以关注，交头接耳地不断私下议论。所以为官的清明廉洁、个人的公私款项让全营士兵都看得清清楚楚、行事光明磊落，才能让士兵心服口服。而对于小的款项和奖赏要常常从宽处理，使下属都能得到一些好处，那么这些士兵就会知恩图报，任随驱使。而“明”字的体现就是，在临阵的时候要看清楚：哪个士兵能冲锋陷阵，哪个是随后助阵；哪个士兵勇于围追堵截，哪个又会临阵逃脱。把这些情况都看清楚，又用平时的表现情形加以印证，这样逐人逐事细致考察，时间长了，对每个人的优缺点有大致的了解，这样就接近“明”了。有了“廉明”两个字作基础，智、信、仁、勇这些美好的品德可以透过锻炼积累而获得。如果不从这两个字着手，那么其他品德根本就不必谈了。
【心得】
在这则短文中，曾国藩提出恩威并施的治军谋略。恩威并施可以提高统御能力。所谓统御能力是军事统帅对其部属的统辖，不是凭借个人的特权和组织赋予的权力，而是靠说服、指导和影响，统一他人的意愿，为实现集体目标共同努力。
《汉晋春秋·后主》载，蜀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声讨南中（云南曲靖一带），遣马忠伐牂牁（今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李恢向益州（今贵州仁怀县南），亮自率诸军自水道入越巂（今四川西昌东南），破斩高定，进兵水昌，越巂太守马谡对诸葛亮说，“南中叛逆，仗地势险阻，不服蜀汉很久了，虽今击破，明日又变。现在丞相正倾全力北伐，以与强贼争天下，南中叛逆，知蜀中空虚，很快又会叛变，若尽把他们杀绝，既不是仁义之心，又不是仓猝中所能办到的，用兵的道理，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服他们的心。”诸葛亮采纳马谡的策略，5月渡泸水（今云南保山县西北），擒孟获，让他观看阵势。孔明问他：“这种军阵如何？”孟获说，“以前不明虚实，所以失败，今蒙观看阵势，只要如此，便易于获胜。”孔明笑着将他释放，要他再战。放了七次，擒获七次，孔明还是要释放他，最后孟获不肯离去，说：“这是丞相天威，我们南人不再反了。”孔明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都告平定。孔明以他们的首领来统治地方，在南中各地，不设官，不留兵，使当地人粗定纪纲，夷汉相安而还。
现代管理者必须以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思想品格以及较高的群众威望，赢得部属的信赖，从而获得恩威并施的统御效能。
现代管理者，遇事必须及时拿出有效的办法，并善于体察部属的思想变化，化解人际关系的冲突，从而获得全体部属的敬佩和信赖，形成统辖部属的一种实际权力。这种“实际权力”是维系一个组织和激发唤起部属活力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一位没有权力和有名无信的管理者来说，是无法实现其职责和使命的。但是，由“德”所赢得的统御权力毕竟是一种感染和影响力，它不是由于职务直接产生的力量，也不是上级一纸命令可以授予的。除了其地位、职务产生的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现代管理者的行为能力及其素质，亦即常说的威信。威信是来自于管理者的德、识、才、学诸方面的良好素质。它是部属在对其崇敬和信赖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甘愿接受对方控制和支配的心理因素，是从管理者个人的内在潜力和人格特点中自然渗透出来的，完全是靠自身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及知识、才能、感情等多种因素获得的。
管理者不仅要有威信、有威望，还要有威严，使部属心生敬畏之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就是既有崇敬的心理，也有畏惧的心理。施德时宽仁大度，感人至深；施威时，号令如山，言出必行，二者必须交替结合使用，才能发挥正常的管理效能。
同时，曾国藩还主张军事择人任势与择善而从的谋略思想。《孙子兵书·势篇》云：“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择人，指根据不同的敌情，选择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此处的“人”，一方面指己方之人，另一方面也指敌方之人。任势，指透过主观努力，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敌情不同，用兵方式便有所不同。另外，不同的指挥官，也有不同的用兵策略。《武经总要》云：“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善政也。”高级将领的重要职能是选用人才，使所用之人都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公元215年曹操用人恰当，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张辽等能固守合肥，大胜孙权10万大军。而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魏明帝急调5万大军，命右将军张郃率领西进，阻击蜀军。此时蜀军必须派一员先锋大将守住咽喉要地街亭。当时蜀军许多人都认为派久经战场的老将魏延或吴懿最合适，可是诸葛亮却偏偏“违众拔谡”。由于错用将领，街亭失守，牵动全局，蜀军“进无所据”，不得已放弃已经到手的陇西三郡，败退汉中。诸葛亮在总结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时，说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
三国袁绍，号称谋士如云，战将如林，人才济济。但袁绍不会用将选才，田丰、沮授因进谏而下狱；许攸、张郃、高览本想为他效力，但因被怀疑而叛逃曹营……选将不当、用人不明，是袁绍失败的主因。
“择人”和“任势”是一体两面。不“择人”，则不知如何用兵；不“任势”，则不知将之优劣。知敌之情，方能正确“任势”：知将之优劣，方知部署之妥否。因而，“择人任势”实际上是求得全胜的重要关键。
对于一名拥有最高权力的军事统帅来说，不仅要广开言路，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在做决策时面对不同谋士提出的各种不同谋略，要择善而从，不受自己好恶观念的影响，不以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作为采纳与否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