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说：“有包天勇气的人，必然有包天的胆识。所以常常能敢作敢为，敢于担当大任，敢击强敌，敢冒危险。”在人类的精神当中，敢于克服困难，迎战危险，必须有很大的胆识与很大的勇气。历代的英雄豪杰，大都是从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危险中磨练出来的，这就需要勇气来完成。
孟子谈到不动心之道时说：“我就是懂得，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回答什么叫做知言时说：“不正当的言辞就知道它所隐藏的含义，淫秽的言辞知道它的陷害，邪恶的言辞知道它的离间，避开正面的言辞知道它的理屈词穷。”
知道就会明智，就能分辨是非。有智慧则胆识生，胆识生则勇气壮。这样才能成人所不成，任人所不能任，死人所不能死。
所以，勇气由胆识产生，没有胆识，纵然有胜敌的万全之计，也等于零；有非常的胆识，就可能有非常的事业。
勇武还须有谋略
赵充国说：“帝王的军队，作战时要想取得重大胜利，贵在谋略，贱在硬拼硬打的战争。”
我们在开始定计谋立策略时，就应该慎重考虑，更应持之以恒，在实行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想建大业、立大功的人，如果是无策划的随其自然的演变而任意应付，就不可能成功的，这就是谋略学之所以成为自古以来的事业家、领导所重视的主要原因。
《奇经》一书上说：“用兵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下策是动用兵力战胜敌人，丢开根本去追求细枝末节，圣人不是这样做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后代兵家的宗旨，它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
《孙子兵法·始计》篇上说：“开战以前，以‘庙算’能够取得胜利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以前就预计不能取得胜利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庙算’周密就能胜利，‘庙算’有疏忽就不能胜利，何况不作“庙算”呢？我从这些方面来观察，谁胜谁负就有个大概了。”孙子这里所说的“庙算”，也就是对谋略而言的，决定了谋略就能定出计策。
谋略必须详细，计策必须周密。前者不脱离事实，不搭空架子；后者也不能忽略事实，而闭门造车。
1942年深秋，刘少奇从华中前线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经过津浦路时，利用休息时间与铁道游击队员座谈，了解情况。
认真听完有关铁道游击队的汇报后，刘少奇肯定了他们的斗争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缺点。主要是发动群众还不够深入，可靠的根据地不多。刘少奇强调：群众是我们开展游击队活动的基础，基础打不好，就立不住脚，又怎能去狠狠打击敌人呢？
刘少奇建议铁道游击队在敌占区建立一批“基点村”，并解释道：所谓“基点村”，一是要把村里的群众基础打好，使群众自觉拥护我们；二是村里要有坚强的骨干，要注意发展党员；三是能掌握住与敌伪通气挂钩的人。这样的村子越多，我们活动的范围就越大，我们的基础就更牢。
刘少奇还明确要求，坚持敌后抗战，必须注意三条：一，既要有力地打击敌人，又不要过于暴露自己，做到出其不意掌握主动。另一条，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如伪保长、伪乡长等，要将打与拉结合起来。坏的不打不行，但光打不拉也不行，在敌战区斗争要讲策略。再一条，
铁道游击队要重视游击区的建设。
为此，刘少奇还作了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蜘蛛在网上为什么能蹲得住，就因为他拉了网，这网就是根据地，小飞虫撞上来，一触网就粘住了。我们打游击，也要学蜘蛛拉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有人有粮，就能在群众中站住脚。
刘少奇精辟的指示完全符合游击队战斗的规律。以后，铁道游击队根据他的指示，讲究斗争策略，重视游击建设。不但改变了过去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光打不拉的做法，而且多做策反工作。实际斗争证明，这样做以后，一些伪保长、伪乡长被争取过来了，表面上是鬼子的人，实际上成了为游击队办事的卧底。一有敌情，他们就设法向游击队报告，使游击队的活动更加自如，打击鬼子更为有利，弄得鬼子非常被动，像无头的苍蝇，到处挨打。
鉴于此用兵打仗若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开始设计时，就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的不同，而谋略也不同。
春申君勇智并用闻达天下
战国四公子中，平原君、孟尝君和信陵君都出自王族贵胄，唯有楚国的春申君例外。就先天条件来说，与前三位相比，似嫌不足，但春申君却以自己的过人之处，闻达于各国诸侯。
春申君是楚国人，姓黄名歇。曾经游学天下。学识渊博，为时人所称颂。因而以其才学被楚顷襄王重用。
其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秦昭王派白起为大将攻伐韩、魏两国，在华阳大败两国联军，生擒魏国将领芒卯，迫使韩、魏两国臣服归附于秦。在征服韩、魏后，秦国又将目标瞄准了南面的楚国。秦昭王命令白起联合韩、魏两国军队共讨楚国。楚顷襄王在此形势下，决定委派能言善辩的黄歇出使秦国。游说秦王停止对楚国采取军事行动。
等到黄歇一行抵达秦国，秦军的先头部队已攻取了楚国的巫和、黔中两郡，并攻拔了鄢都，东面打到了竟陵，迫使楚顷襄王不得不迁都陈县。黄歇十分清楚楚国局势之险，因为楚怀王已被秦国所诱而入朝，客死于秦。其子顷襄王不被秦国所看重，万一秦军展开全面攻击，楚国必亡无疑。
于是，黄歇运用他的博学才识，草就了洋洋洒洒的万言书给秦昭王。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秦与楚必须和为上策。因为秦与楚为天下至强，秦国攻楚，无异于两虎争斗，必然为他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秦国“不知善楚”。黄歇又引经据典，旁证博引，指出秦楚合一以临各国，才是霸者之道。
秦昭王阅后，击节称善。于是下令白起停止对楚国用兵，并派出使者带着厚金前往楚国，
相约建立同盟。按照秦楚合约，黄歇和楚太子完作为人质留在秦国。几年以后，楚顷襄王病重，欲召太子回国，但按规定太子不能回去。而楚太子完与秦国宰相应侯关系友善。于是，黄歇就向应侯求援。
黄歇说：“相国您是真心对待楚太子吗？”
应侯说：“是的。”
黄说：“现在楚王恐怕要一病不起了。秦国不如归还楚国的太子，太子如果被拥立为王，必然倚重秦国，并且十分感激相国，秦国就可以得到楚国这样大国的支持；如果不让太子回国，那么太子就成了咸阳城一个普通百姓。楚国又会重立太子，那样肯定就不会亲近秦国，秦国也就失去了楚国的支持。这两种结局您希望的是哪一种？愿您深思熟虑这件事。”
应侯将此事报告给秦王。秦王说：“如此的话，让楚太子的老师先回国去探视楚王的病情，回来后再考虑这件事。”
黄歇得知秦王仍不肯让太子回国，就与太子商议说：“秦国将太子您留在咸阳，目的是想借重您获取一定利益。目前就您的能力来说还不能使秦国有利可图，为此我非常忧虑。而阳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楚国。假若君王辞世了，而太子您又不在国内，阳文君的儿子必然被立为楚王，太子您就无法入楚主政了。为今之计，您不如偷偷离开秦国，和楚国的使者一同回去，而我留下来，以自己的性命阻挡来自秦王的责难。”
于是，楚太子完更换了衣服，扮成楚国的使者逃离了秦国。黄歇假称太子生病，整天守在房中不外出。过了些时日，黄歇估计太子完已远离秦国而去，秦国再也不可能将他追回，就亲自跑到秦王跟前，对秦昭王说：“楚太子已经踏上楚国的归途，并且离开秦国很远了，黄歇欺骗了大王罪当处死，请大王将我处死吧！”秦昭王闻言大怒，当场令黄歇自裁了断。应侯在一旁加以劝阻说：“黄歇作为人臣，愿以自己的性命徇其主人，实在令人敬佩。如果楚太子被拥立为王，必然重用黄歇，所以不如不治他的罪，让他回到楚国去。”
秦昭王觉得应侯的话也有道理，于是让黄歇回国了。
就在黄歇回国后的三个月，楚顷襄王死去。太子完被立为王。是为考烈王，这一年为公元前262年，周赧王五十三年。
考烈王即位后，为感谢黄歇拥戴自己有功，任命黄歇为宰相，封他为春申君，并将淮河之北的十二县赐给他。后因淮北屡遭齐国侵犯，春申君又请求改封于江东。于吴国的故都废墟上，春申君又重建了都邑。
春申君为楚相主楚政之时，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正互相争着纳士，招揽宾客。以此提高自己的形象，达到辅国持权的目的。作为后起之秀，春申君也不甘落后。投奔于他的门下的宾客数量之多，享受待遇之优越远远超过了前三者。
第六计动静相宜
以“静”修身养性
求学进德的人，万病之本是由于心浮气躁。明代吕坤说：“为学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又说：“学者万病，只一个静字治得”。所谓消除浮躁，心平气定，就是要“静”。现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力提倡读书做学问要坐冷板凳，因为只有心静气沉才能潜心于学问之中，同时，更因为做学问不仅是苦差事，更要戒除功名利禄之心。事实上，如果急功近利，好高鹜远，心浮意躁，不仅求学进德不成，做任何事情都会一事无成。因此，不论是古代学者，还是今天的学者，都提倡做学问、修养德性要“静”，即要虚静定心。
一静可制百动
俗话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成事”，即已然的事情；“未萌”，则指未然的事态。人们对事物认识能力，根据贤愚程度不同，而相差悬殊。
智者高瞻远瞩，把握事物的动态，随时做出适时的对策，将不利因素扼制于未然。《孙子兵法》中对此智慧极力推崇：
“所谓上策，乃是看出敌人的意图后，便将其封锁；将为切断它与同盟集团的交通，使之陷于孤立；三为直接交战，火拼之。”
看来，主动出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既不损伤自己，又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春秋战国诸雄争霸，齐桓、晋文图谋中国，真正刀兵相见，攻城掠地的大规模战役并不多，以声势慑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却常见。而楚国动辄用兵中原，攻城掠地无所不用其极，最终上了秦国的当而灭亡。
中国武术中的太极拳，其技术理论的核心是：“彼不动则己不动，彼微动己稍先动，以静制动”。
战争和武术，都要了解敌人动态，掌握信息；在其他情况下，相当于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决定胜负，关键在于能否预知事件的发展过程。
能做到察觉未然状态，对事物未来趋势加以把握，当然不愧为智者！
《宋名臣言行录》有一则故事：宋代名相杜衍的部下，将赴任某县县令，临行前杜衍特意嘱咐道：“凭你的才华去做县令，实在太可惜了。但是，在这个位子上也不要做得太出色，只需上下协调，处好关系就可。‘当韬晦，无露圭角’，如炫耀你的才华，反而会招损的。”
那位部下反驳道：“先生一直教诲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念和良知多做贡献，造福于国于民，为何今天却有如此相反的理论呢？”杜衍答道：“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巧于周旋在皇帝与列位大臣之间才得以信任。而于今，你只是位县令，一级一级向上爬，就要看你周旋的能力了。如果你上获罪于上司，下得罪于民众，虽有才华，也将无发挥的余地了！”
可见自古就有怀才不露是高手，锋芒露招中伤的嫌疑。然而，任何事物都不可过度，韬晦过度，板则反亏。
暴君殷纣王，终日“酒池肉林”、“声色犬马”，忠臣直言者一律处死。一次宴饮数日而不知晨昏，问周围人“今朝何年月日？”没有一人答出，于是纣王派人去问箕子，箕子闻听此事，对家人说：“无人知今朝何年月日，看来皇帝的地位不保了，如果我一人还明白，于我不利。”便告诉使者：“自己也醉得不知时间了。”这种韬晦术，是明哲保身之策，只为自己，何尝想到国家呢？为什么不给纣王敲个警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