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13日，坂垣携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制定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返回沈阳。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具体制定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此后，便加快了建立伪满洲国的速度。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导和坂垣拟定的方案，张景惠等各地汉奸头目在沈阳召开炮制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17日，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于次日发表宣言，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25日，坂垣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提出经日本政府和军部批准的方案，指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版图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以红蓝白黑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国都定在长春，改称“新京”。
2月22日，坂垣到旅顺与溥仪会晤。痴心复辟的溥仪不肯出任“执政”，要求恢复帝制。后在坂垣威胁要“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的情况下，溥仪答应暂任执政一年。这样，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便告结束。
1932年3月1日，按照日本的旨意，张景惠以“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以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3月9日，溥仪在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簇拥下，在长春粉墨登场，就任执政。3月10日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溥仪任命了伪满洲国的主要官吏。
随后，溥仪同本庄繁以“换文”的方式签订了日满密约，规定：“满洲国”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有“保荐”权、“解职”权等。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举行“就职典礼”。1932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一天，日“满”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尊重和确认“日本国或日本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和利益”；“日本国军队驻扎在满洲国境内”，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
《日满议定书》以正式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日本指挥“满洲国”的一切行动，中国东北从此沦为日本的新型殖民地。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在长春郊外的祭坛上，告天即皇帝位，年号康德，郑孝胥改称国务总理大臣，行政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
1934年10月1日，“满洲帝国”公布新的《省官制》，将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为10个省，12月又把原来的兴安省划分为东、南、西、北四省。实际上分为奉天、滨江、吉林、龙江、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热河、黑河、兴安东、兴安南、兴安西、兴安北14省。此外还有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和东省特别区。1937年增设通化省和牡丹江省。1939年增设北安省和东安省。1941年增设四平省。这样，伪满洲国最后便为19省、2市所构成。
伪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它的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前进基地。
3.国际联盟决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的空前进攻，中国政府采取了不抵抗和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的误国政策。1931年9月2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将事变诉诸国联，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危及各国和平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恢复原状，并决定应向中华民国支付的赔款总额及性质”。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仓促举行会议。而此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国联理事会在听取中日两国代表的发言后，按照英国代表塞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要求双方立即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军队，荒谬地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等看待。
为了应付国联的决议，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侵略行径说成是“自卫”，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将军队撤退至满铁范围内。声明把冲突的责任推给中国，以争取列强的同情。
日本此举果然奏效，它使国联相信，是中国人“大大夸大了所发生的事情”，只要假以时间，日本会找到体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日本大受鼓舞，认为国联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随后便趁势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28日，中国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建议国联派一个中立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事实真象，但遭日本代表断然拒绝。9月30日，国联行政院又通过决议，决议内容空洞无物，它徒然地呼呼中日两国尽力避免形势的恶化，并未重申撤兵要求，派调查团一事也由于日本的反对而作罢，理事会随之休会。
国联的态度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1931年10月8日，日本轰炸锦州，国联才感到局势的严重。10月9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指示外交大臣雷丁：“我们在理事会必须在认真制定政策方面能起领导作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生致电国联，表示愿与国联进行合作，并决定以国联邀请的方式参加国联下次会议。10月13日，应中国代表要求，国联理事会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没有退兵，反而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廉吉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做出第3次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将军队退到南满铁路区域之内；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军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这是自事变以来国联对日本提出的最强硬的要求。尽管如此，但决议仍然没有谴责日本侵略者，而且由于日本的反对，大会主席白里安宣布：依照盟约的规定“未获全体通过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这说明，国联仍未改变对日本姑息迁就的立场。
日本坚决拒绝了国联的撤军要求。1931年10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继续反诬中国“收回国权运动渐趋极端”，企图破坏日本国民“生存权益”，声称日本如果撤军，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日本不仅拒绝撤军，而且于11月初大举进犯黑龙江，使国联的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3天后，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日军没有像西方各国所希望的那样进攻苏联，而是掉头南下进攻锦州。为了欺骗国联，转移其要日本撤军的注意力，11月17日，日本主动提出要求国联派调查团到满洲调查的建议。国联如获至宝，将注意力完全转到派调查团的问题上，在短短20几天的会期中，理事会竟召开21次秘密会议讨论调查团问题。日本则乘机提出要国联承认其在东三省的所谓“剿匪权”。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定派遣国联调查团远东考察，同时也让日本最后以保留发言的形式实际获得了“剿匪权”，给日本以后的军事提供了“合法”的外衣。12月15日，日陆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要求：“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1932年1月，日军正是以所谓“剿匪为名，增派兵力，攻占锦州和辽西”。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既不谴责日本，也不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日本正是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国联活动的中心也转向国联调查团。
根据12月10日的国联决议，调查团由5人组成，其任务是“到当地调查并向理事会报告任何影响一切能危及国际关系，威胁或扰乱中日两国间的和平的一切情况”。中日两国可各派一人参加调查团，并对其活动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为英国前驻印度代理总督李顿爵士，团员为美前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少将，法国殖民地防御咨询委员会主席、前驻印支法军司令克劳德中将，德国前任东非总督希尼以及意大利外交官马柯迪伯爵。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作为顾问参加调查团。
这个几乎全由殖民主义分子组成的调查团成立后，行动迟缓，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沈阳。此时，日本已在调查团到来之前成立了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现状。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6月5日回到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中国南京与日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
报告书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方的预谋，但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没有认定日本军事行动的侵略性，却诬蔑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遮目；报告书承认，东北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揭露了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又“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极大重要性”，说什么“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和利益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为日本侵略制造合法依据。
在解决方法上，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状况的要求，也反对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主张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以国际共管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4.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与展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逐步把侵略范围向华北地区扩张。到1937年上半年，日军已对平津地区形成了半包围的战略态势。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已达8000余人，加上日军豢养的伪军，对华北安全构成威胁。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辖4个师、4个旅和5个独立守备队，成为进攻华北的二线部队。
中国军队拥有庞大的陆军，并从1933年起对陆军的装备、编制进行整顿，中央部队的力量有所加强。但是当时，中国在平津地区的军队仅有第29军。该军辖步兵师4个（每师4个旅）、骑兵师1个、独立骑兵旅和独立旅各1个、冀北保安队1个，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第29军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北宁铁路沿线。
驻平津前线的中国第29军，面对日军的包围和挑衅，进行了一些战备工作。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宛平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守卫接防后，即以得到加强的第3营（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日斗志高昂。
1937年7月24日，日本军队进入北平前门大街。日军在威胁利诱宋哲元和第29军失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伎。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6日，驻丰台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演习，遭到驻军拒绝，但日军坚持不退，至晚始返丰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