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在对外关系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他虽仍对日妥协抱有幻想，但毕竟提出最后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较之以前的一味妥协退让，确实有了进步。
国民党五次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出现了新动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对他的“对华三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并宣称中国政府已表示赞成。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长张群就调整两国关系问题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了4次会谈，晚确提出，中日邦交调整要从东北问题谈起，使中国恢复领土完整。
7月1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日交涉问题指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分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分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条约，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若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届时“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中国共产党关注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考虑到国民党内外政策有所变化，但反共立场仍未放弃，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此，共产党自1936年开始，逐步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实行有条件的联蒋方针。1月2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与红军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明确表示与******合作抗日的态度。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了******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宣布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国民党抗日，“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并提议国共两党进行谈判。9月1日，****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9月17日，****中央及时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国共两党政策的变化，带来了双方进行接触和谈判的好势头。1935年，国民政府通过几条渠道寻求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和谈判。这几条渠道是：派人去苏联，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通过宋庆龄与陕北****中央联系；从南京通过谌小芩直接与****北方局、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这几条渠道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双方在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上，互相试探，了解了对方的意图。虽然尚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为双方的会谈做了准备。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任命潘汉年为谈判代表前往上海，直接与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会谈。潘汉年随身携带4个重要文件：即******于9月22日写给陈立夫、陈果夫的信；******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张闻天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周给二陈的信中，批评******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调胡宗南部入陕，阻挠红二、四方面军出征抗日前线，要求二陈“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起草的《协定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任务，完成任务的步骤方法，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等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初次谈判。11月19日，潘汉年又到南京与陈立夫再次晤谈，就双方合作抗日的条件进一步作了商谈。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此时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联蒋抗日”政策视为软弱的表现，认为共产党是为摆脱困难的处境才急于向国民党妥协，因而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收编、瓦解红军，并且为配合谈判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企图消灭红军。结果，从1935年冬到1936年冬国共两党的多次秘密接触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不久，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转为公开。
在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更为实务的措施逼蒋抗日。******曾先后致函宋庆龄、蔡元培等国内70多位知名人士，呼吁他们挺身而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联合南京以外的地方实力派共同逼蒋抗日，如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两广的李宗仁、李济深、陈济棠，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收到显著成效。国民党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总司令杨虎城，最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中国局势为之一变。
1936年冬，******调集30个师的庞大兵力集结陕甘，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12月4日，******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诚“剿共”。蒋威逼说，如不“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西北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将张、杨逼上绝境。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商定下决心说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12月10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几经“哭谏”、“苦谏”无效后，实行“兵谏”，派兵在华清池逮捕了******，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等军政大员。西安事变爆发了。同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及一切政治自由等八项主张，并致电****中央，邀请****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的英美，担心此时中国内乱会给日本可乘之机，遂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指******）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
日本对西安事变如何发展，一时尚难作出准确判断，但极不愿看到南京政府与张、杨妥协。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推测，西安事变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并侵害帝国侨民的安全的权益”，要求作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手段”，并阻止各国乘机对“远东和平”的干预。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因西安事变达到极点。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担心******性命不保，英美派会失去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却决定不顾******的死活，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16日，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15个师的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又电召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局势错综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