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余自束发受书，驰驱军旅，追随总理，从事革命，擘划奔走，不遑启处。饱历艰辛，北伐大业，至民国十八年（应为十七年），东三省易帜，卒告成功，全国统一。自此以后，余以劳瘁之身，养疴沪滨。九·一八变起，复以中央委员，效力中枢，忝列国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变起，全国一致抗日，余乃由京、沪转赣至滇，已而入陪都。所幸领导得人，盟邦助我，不平等条约，得一律废除，已跻于四强国之一，诚盛事也。惟还我河山，劳来抚绥，尚赖全国军民，在总裁领导下，加倍努力之必要。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既为建国之本，切盼全国贤达，推诚相与，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期其早日实现。总理遗嘱于吾人者，为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共同奋斗，尤应信守奉行。凡我全国军民所牺牲而翘望者，以及盟邦援助之感情，均将有以慰答。是则于景仰总理，倦怀先烈之余，所日夜寤寐以求之，而不能自己也。余老矣，衰病侵寻，轸念前途，愧赧曷极。顷者，应党史编纂委员会之请，特将余之生平，纪其涯略，挂漏诚所不免，邦人君子，惠予指教，实所幸焉。
民国三十三年月武宁李烈钧识于渝州旅次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汉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中国国民党早期党员，中国近代著名将领。
李烈钧书法
家世追述及求学时期
余家世居江西武宁，业儒及农。父讳骏兴，字民仁，号德盦，母杨氏。先严兄弟四人，先严居长，太平天国时与诸伯叔弃儒从军，事败潜返坪原村故里，躬耕自给。余兄弟二人，兄名烈谟，好骑射，应武试，涉某河乘马不肯渡，用力鞭策，致伤肝部，竟以医药罔效而逝。余生于民国纪元前三十二年（应为三十年，清光绪八年壬午），原名烈训，后易名烈钧，字协和，别号侠黄。稍长，见先严与诸伯叔面部或手部均有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叩问其故，心怦怦，欲动焉。及年十二，闻父老述甲午战役，国军挫败，余虽幼，憬然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
先严居武宁城，躬耕之余，以武宁为产茶区，而运输不便，乃兼操运输业以利乡人。又对茶商作赔偿担保之责，即近世保险意。余家以信用著称，各商至南昌或九江需运输者，多就余家为之。其比较繁重者，先严每躬自任之。运输之徒者，日至数十人，络绎于途。经营数载，家渐小康。大姊配潘爵予，潘佐余家经营。茶商获利至厚，及余成年，家益充裕，各商号来贷款者益多。
潘爵予助予父经商而雄于财，乃为之建筑房屋，议落成即请余家迁入。已而其侄女田潘氏，谋夺此屋，因而涉讼。潘、田两家之间人均出庭。余家仅有李词（祠）之管守李赞和、李海涛及少数绅董出而为助。田潘氏巧言令色，必欲得房屋而后已。县令彭某有偏袒意，余时尚幼，见势不利，乃挺身而出，谓县令曰：“此案经过或已明了？”彭令颔之。余复曰：“如曲在李氏，一切责任余愿负之。”措词不免过激。田潘氏从而中伤之，县令遽将余扣押在右堂，与马快为邻。囚内有马快曾因他事被余惩击之者，见余囚，奚落之余，虐待备至。当时政治之黑暗，益使余愤不可遏。适传教士初至县，以祠堂管守李品章主持天主教事颇得信仰，李词（祠）乃促品章赴县衙理论，县令恐惹起教堂交涉，始将余释放。余虽回复自由，而讼案仍未决，且耗财不赀矣。其后余回赣任管带，田潘氏家中落矣，求余介医治疾，余不念旧恶，慨然允之，田潘氏惭谢不已云。
余少喜交游，服膺先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语，豪侠自喜，邑中贤士大夫，皆昵就余。纪元前十年（光绪二十八年），江西巡抚饬知彭县令，以奉督练处令江西设立武备学堂，令武宁选派二人肄业。其时风气未开，世家子视此为畏途。彭县令自审判余家争屋事，视余为孝子，后以余雄纠纠，令余考试。
出题后，命携
汪瑞恺（1873—1941），江苏吴县人。晚清光绪丁酉科举人。清末曾任江西按察使，江西广饶九南兵备道，江苏巡警道，湖南盐法长宝道，长沙关监督等职。民国后历任江西省省长，参政院参政等职。七七事变后投敌。1938年6月，任华中维新政府浙江省省长兼省财政厅厅长。1940年3月以后，任汪伪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24日病亡。
归作答。次日交卷，乃得预选。将赴省，余家因讼事受累颇窘迫，致资斧一时无所出。于是武举人张坦庵先生之女公子张定秀，武举人邱老茂、田建卿之内眷，葛斯堂之女公子及大珑熊康侯均以首饰财物相资送，而平原族长李友民先生，相待尤厚，乃得成行。
抵南昌之次日，余以武宁县派出之首名学员应试。初试为体格检查。见汪总办（汪瑞恺）官服，上坐书记呼余名，趋前行礼。体格检查为举石础。曩者曾从武举人张坦庵先生习武术，颇知门径，及是乃举重若轻。试毕汪总办对余点首，以示中肯，榜发得列前茅焉。入学后勤勉攻读。第一学期内，学、术两科，未缺席一次。监督提调及总教官吴介璋等，均予嘉勉。未几北京练兵处选学生赴日本学陆军，江西应选派四人。余得首选，其余三人为胡谦、欧阳武、余鹤松。均由江西巡抚资送赴北京应试。
先严、先慈和蔼慈祥，尤乐施予，急人之急，忧人之忧，遇有善举及公益，尤努力倡导不懈，因是乡里多称道之。余游学四方，久疏定省。民国二年曾一度携眷至沪，租屋于霞飞路之余村园。先严因年老尝卧病，余侍奉汤药，不敢远离。友好来探问者多，且有以时事及总理决策见告者。先严闻而诏之曰：“现为民国，物阜民苏，袁世凯不度德量力，妄冀非分，阴谋称帝，此全国所不容，人神所共愤。愿吾儿锄去之，毋以父病为念。”余受命于榻前。其后袁世凯逆谋益露，迫于大义，遂起义师于湖口，通电讨袁，遵总理命亦遵先严训也。乡里对二老尤深爱戴。余讨袁不胜，游海外时，二老潜返故里，李纯派兵至武宁抄洗余家，二老乃避匿岩谷之间，乡人有知之者，日送饮食，间有以所藏嘉肴进者，二老得苟全。其后见背，及出丧之日，远近吊者，络绎不绝，县城至平原道途为塞，其德感人深矣。余以奔走国事，未遑承欢菽水以报劬劳者，不孝之罪通天矣。余罔极之深思，至今言之犹有余痛。
从事革命
余抵北京，经过考试手续，派赴日本学陆军。路过天津时，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练兵大臣传见留学生。同行百余人，排队鹄立良久，忽有声云：“宫保穿靴。”继而曰：“宫保升冠。”若传呼警跸然，余甚讶之。俄见有无数差官，拥一短项鹰目之人，方步而来。当时同队中有愤而出声者，一同学蹑止之。立听勉励之词而出。君主时代官吏之声势有如此者。当派遣学生之先年冬，日俄战争已开始，余与同行诸人乘日本商船行至黄浦江外海，忽有一形似俄国兵舰迎面而来，船员通知全船息灯，禁止喧嚷，旋亦无恙，安抵日本。
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的中国青年
余抵日后，先入振武学校。振武学校者，士官之预备科也。在振武两年毕业后，入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乃入士官学校。是时张继、王侃、张华飞均在日本运动革命，吸收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余常见张、王诸友披雨衣着木屐，毋间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联络同志，其不辞劳苦，实令人感愤（奋）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
未几，总理莅东京。同人等在神田俱乐部（富士见楼）开欢迎大会，听众极踊跃。日政府虽派警士多名保护同人，犹以为不足；因当场有旗人，于是潜伏听众间，为临时之拱卫焉。总理演讲内容，即揭橥三民主义，并如何推翻满清及入党等事。全场欢呼之声，屋瓦皆震。
此次开会时，余见总理已数次矣。曾记最初谒总理于小石川之私邸，同行者李根源、张华飞、罗佩金三人。先容者，王侃也。余一见总理，倾服之念，油然而生。但总理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余乃承张继、张华飞、王侃三君之介绍，始得入会。
余既正式加入同盟会，仍继续学业。是时有武学社应运而生。创办者为振武同学杨曾蔚，河南人，亦同盟会同志，与景定成（字梅九）交甚密，二人均锐意布置河南、山西两省革命事业者。加入武学社之人物，大都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之学生。内有华世忠（字朗泉）、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惟华等回国后，仅在北方充任教官各职，幼泉后且以郁愤自投玄武湖死，惜哉。当时之士官学生分南北两派，余因加入武学社，乃并属于北派焉。
士官学校中另有小组织，为余与黄郛（字膺白）数人所发起者。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清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十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余在士官毕业，得公使某参赞之援助，归国即回江西任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胡谦为第二营管带。驻于南昌澹台门外，训练士兵。适该营士兵中多良家子弟，且有廪贡秀才应征者，思想极为活泼，余时以革命思想灌输之，并施以爬城越壕等训练。排长彭克俭、闵子彬最为得力。数月后，本营士卒不仅思想一致，超距动作，尤灵敏异常。有吴介璋者（字复初），为余之受业师，余素荷青眼。而武学社为北洋派之势力，余且为新北洋派中人物，以此种种原因，乃为协统商德全、标统齐宝善所嫉忌，密谋陷害，必欲致余于死，而余未知也。余营中有兵士钟某，萍乡孝廉之子，适丁内艰向余请假。余以母丧大事，焉有不准之理，惟余只有二十四小时准假权，不得不将请假签呈照转。乃一再转呈，未见批准。该兵情急异常，余乃亲见标统，证明该兵母丧确属实情，并代乞假。标统曰：“君何苦相扰如此！”
少间，忽又曰：“君自准其去可耳。”余请批示，答曰：“我口头准许即可，何用批，为汝转嘱该兵早日回营可矣。”余乃遵办。次晨出操，适余担任总值日官。标统协统先后到场，余报告出操人数及演习科目，并以兵士准假事告之。标统默不一语，余甚异之。次日标统与协统，遂借兵士请假事，诬余以“匿报逃亡”、“侵吞截旷”之罪，控诸上院。立时派人看管。余行动突失自由，自忖此罪有杀身之危，欲逃已不可得，乃以其中委曲密陈吴师，并托其周全之。吴师邀陆总文案长佑及兵备处总办张季煜（字子畏）联名迭保，均无效。先是本营饷册按月呈报，均经标统手批，有“复查无异”、“依次转呈”等语。至是院上命督练公所开军法会审，并派张季煜为审判长。张虽非党人，然素同情革命。开审时，警戒森严，余惴惴不安，突闻公案拍击声，连呼“将犯人带上来”。正鞠讯间，忽见本营军需长詹哲夫立于案前高声曰：“李管带素不问军需事宜，所有军需一切责任，概由本军需长负之。”詹军需长者，乃吴师介于余者也，知余冤，抑特为余抱不平耳。张审判长闻言，将公案一拍，回顾标统曰：“糊涂！李管带所报饷册，明有汝手所批‘复查无异’字样，奈何反言李管带‘侵吞截旷’乎？”标统面赤不能答。斯时张审判长喝令协统起立，痛斥其非，且曰：“此事经过，本审判长已明了，尔等小心，我当详呈老师。”于是宣告无罪，将余开释。
初李经羲（字仲仙）奉调云贵总督时曾函冯国璋，以云南当英法之冲，案情颇多棘手，请介绍能训练新兵者数十人，冯即以靳云鹏、王华东等多人为介，并言靳，王等均系老人，此外犹应另选青年有为之士参加，以资臂助。于是乃由新自日本归来之同学杨曾蔚、罗佩金缮具名单一册，有杨准任、方声涛等共四十余人，均系同盟会会员，而余名亦列其中，惟余以归省念切未就。及此案发生，余虽未被诬陷，然去志已坚，因决往滇之计，并函致冯国璋详述此间被欺侮情形。冯即与王士珍、段祺瑞联衔电请江西巡抚冯汝骙云：“有学生李烈钧服务赣省，想属麾下，望请多赐指教。”巡抚得电后，立即下令“标统出缺，李管带递升”。时余离赣已多日矣。
余到滇后，初任讲武堂教官，欲将革命思想灌输青年，诸多未便，故又另约李曰垓创办一体育学校（校址即江右新馆）。曰垓字子畅，云南名孝廉也，对革命素具热心，且愿以身当其冲者，并聘请日籍教官一人名佳田乞夫，遂借以鼓吹革命。校中一切，由李曰垓总其成。
时罗佩金奉令为标统，其陆军小学堂总办遂悬缺。李总督经羲询继任人选，罗举余以对，因派余继任。仍兼兵备处提调，军中军法案件，余承办者为多。与总办靳云鹏相处虽甚合，然以宗旨不同，诸事仍感棘手。时四川总督赵尔巽（字次珊），据四川督练公署总办何国钧之请，电余入川。余正欲他往，得电即请假两月，遵陆入川，任四川督练公署兵备处帮办。国钧方庆得人，而云南李总督经羲已向北京督练处交涉，以国钧未经本人同意，如何可以调人，督练处据以转赵督。国钧不便强留，余遂仍回云南。国钧字干诚，云南富绅也，对同志极慷慨，后与罗佩金同时遇不幸，惜哉！
是时同盟会党员先后到滇，或在督练公所，或在军队任职，至为踊跃。盖李根源为云南支部长，善待诸同志，与罗佩金甚契厚，二人且深得李总督信任，故布置同志与学堂或军队，皆能为所欲为。而云南革命基础遂伏于此矣。
辛亥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