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了打击李烈钧，首先要求江西缩编军队，李没有理睬他。跟着，就以拉拢收买的方法，把九江镇守使兼九江要塞司令戈克安拉过去。戈原是在九江参加起义的旧人，但认为李烈钧不提拔他，心怀不满，因而投靠袁世凯。作为反李的内奸，戈克安执行袁世凯的命令，曾向北京政府告密，并伙同九江海关，把李烈钧在上海买回来的一批军火扣留（后几经交涉，才勉强放行），从而暴露了戈克安投袁反李真面目。李烈钧当派第一师欧阳武部，包围九江，逼走了戈克安。时适袁世凯派其顾问王芝祥到九江调查李烈钧购运军火案（王原是广西光复前的臬台，光复后任广西副都督，在广西带队到南京助战。南北议和后，部队交林虎带领，他本人到北部，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王芝祥与李烈钧素来相善，袁世凯就利用这种关系，在戈克安被赶走后，委派王芝祥继任九江镇守使兼要塞司令，一方面想通过王芝祥就近说服、监视李烈钧，一方面不让李烈钧派人进占九江。李烈钧接受了，王芝祥就派他过去的参谋长耿毅代理这个职务。耿毅也是日本士官学生，与李烈钧是同学，过去关系很好，李也乐于接受。袁世凯亦表示同意。并召耿到京晋见，见面时除大叙同乡之情外，还送给他一张二十万元的支票，要他监视李烈钧的一切，相机倒李。但耿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拿了袁世凯的钱，却不愿作袁的走狗，还把袁世凯的恶毒阴谋告诉了李烈钧。耿毅还派他的副官长周璧阶接任原驻九江的第九团团长。周也忠于革命（后来在湖口起义中阵亡），袁世凯的阴谋也就宣告破产。
袁世凯为了贯彻他排除各省革命势力的计划，曾颁发了一个将各省现行都督制改为督军制的命令。原来旧有各省的都督，都是集军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改为督军之后，就只管军队，不管行政，另由中央派员出任省长，专管行政事务。袁世凯为了渗入江西，就委派曾与李烈钧有过交谊的汪瑞恺任江西省长。上面说过，汪瑞恺在江西原是李烈钧的老师，在清政府要逮捕李烈钧时，汪曾秘密通知他，并赠送旅费让他逃跑。所以，李对汪是愿意接受的。但袁世凯事先并未征求李烈钧的同意，汪到江西前也没有与李烈钧进行过商量，汪到江西后，还事事表示支持袁世凯，与李烈钧并不站在一起，因而引起李的不满，更引起部分年轻军官的反对，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奸细，有意到江西来进行分化活动。于是，就有人打电话给汪瑞恺，限令他三天内离开南昌，否则就放火烧他的房屋，置他于死地。汪闻讯之后，只得灰溜溜地逃跑。袁世凯这一阴谋，也再度宣告破产。
汪瑞恺逃离江西之后，袁世凯和江西的关系，已逐步地紧张起来。以后，袁世凯还先后提出赵从蕃等人为江西省长，均未得李烈钧同意。袁、李关系，更形尖锐。其时，黎元洪也不断以利害关系游说李烈钧，但李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均不为其所动。于是，袁世凯乃决定用武力对待李烈钧，派其北洋精锐部队第六镇（师）李纯部开进湖北，直逼九江对面的武穴，李烈钧也部署部队，准备作战。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李烈钧为了揭发袁世凯的祸国殃民行为，首先通电反对袁世凯政府向各帝国主义银行秘密进行“善后借款”。至一九一三年三月，著名的宋教仁案（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发生，全国群情激愤，李烈钧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反袁主张，当与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恺、安徽都督柏文蔚、福建都督孙道仁，秘密结成五省联盟，并通电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相约联合反袁，各省多表示同意。就在这个期间，袁世凯为分化江西内部，乃派第一师师长欧阳武的哥哥欧阳询（国会议员）从北京回到江西，一方面游说和软化欧阳武，一方面与地方商人、绅士联系，极力放出“和为贵、打不得”的空气。
袁世凯的全国力量对抗，一旦兵戎相见，首先糜烂地方，受害的是江西人。他这种说法，颇能欺骗和愚弄一部分地方人士，欧阳武本人也受到他的影响。但第一师的官兵，都是李烈钧带领的老部下，始终忠于李烈钧，所以欧阳武也不敢有任何反李的表现。但社会人士，则大多受到欧阳询的影响，“和为贵”的论调，盛极一时。同时，李纯到达武穴之后，也大做拉拢收买工作。李明扬、周璧阶和我，都接到李纯的信，愿以六十万大洋收买我们三个人。我们对方声涛等公开了这封信，以表示我们坚决不受收买。但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及其部属却接受了李纯收买，后来公开叛变。
袁世凯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分化收买工作，认为时机成熟，乃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下令撤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跟着被撤的还有安徽的柏文蔚、广东的胡汉民）。李烈钧审时度势，认为全面反袁的时机尚未成熟，为保存革命力量，乃去职赴沪。临行，江西省商会还特别送给李烈钧八万元作旅费。袁世凯乃派黎元洪兼任江西都督，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但黎元洪实际未到江西，权力全部掌握在欧阳武手上。
李烈钧在江西与袁世凯这一段互相对立斗争的历史，明显地说明了李烈钧这个时期对孙中山及整个革命事业的忠诚。
四湖口起义的经过及其失败
李烈钧到上海后，孙中山召集各省都督举行会议，决定全面讨袁。当孙中山征询谁愿首先起来发难反袁时，与会者均默不作声，李烈钧乃自动起来慷慨承担了这个任务，于是会议乃举李烈钧为全国讨袁军总司令（后来李没有出就这个职位，只就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全国总司令职由岑春煊挂名担任）。李乃于七月初旬秘密回到江西的湖口县，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湖口起义（也叫二次革命）。
先是李烈钧赴沪之后，黎元洪勾结袁世凯，以九江、湖口发现“乱党”为名，命令李纯部队从武穴渡江，进驻九江。惟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及两个旅仍驻在九江城内。湖口及各炮台则掌握在李明扬（时任第十九团团长）手里。欧阳武驻在南昌，虽态度不尽坚决，但始终不反对李烈钧。其所属林虎旅则在九江附近，与李纯部保持接触，坚决挡住李纯的继续前进。李烈钧回到湖口，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竖起讨袁军大旗，宣布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是日，适袁世凯所遣派的特使余大鸿，从九江送江西护军使的大印给欧阳武，船经湖口，为要塞司令何子奇截获，马上把他斩首祭旗，并开始反攻九江。欧阳武被逼于南昌宣布独立。
在孙中山先生的策动下，紧接着李烈钧宣布起义，高举讨袁大旗。之后，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均通电响应，宣布独立。同时，根据五省联盟，广东的胡汉民、湖南的谭延恺、福建的孙道仁，起初都答应出兵援赣，但后来都没有实行。谭延恺甚至在向江西索取了一批弹药之后，还宣布退出讨袁。故事实上当时号称全国第二次革命的讨袁运动，主要局限于江西一省及南京等地（以黄兴为主干），袁世凯乃得集中全力，对付李烈钧。
在湖口起义之前一两天，驻九江的李纯部队已步步向沙河德安进迫，林虎旅被迫作战，已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当时驻在九江城内的江西部队，如能及时配合，起而袭击九江后方，李纯已渡江的部队，是不难被全部消灭的。但驻九江的赣军第二师刘世钧不此之图，一部分部队被收买叛变，一部分被缴械，仅一部分从水上突围至湖口。故湖口宣布起义时，李纯部已在九江及其附近巩固阵地，后援部队亦源源过江，造成了以后作战的困难。李烈钧过去在江西红帮联结刘世钧叛乱时，既不杀刘世钧，也不整顿刘的部队，遂造成了这次恶果。及湖口宣布起义之后，七月十二日拂晓，即从湖口、姑塘及德安、沙河等各个方面反攻九江，但由于部队配合不好，这个来了那个没有来，一开始就打得不顺利，攻击停顿下来。十三日拂晓继续进攻，行动又不齐一，加上敌人已有准备，作战倍增困难，又第九团团长周璧阶在进攻中阵亡，军心开始动摇，部分官兵为敌人遣派的奸细收买，偷偷撤至金鸡坡炮台投降敌人。姑塘之线，不久即退回湖口、德安、沙河之线。林虎部队勇猛进攻，伤亡极大，再加上姑塘进攻不得手，也被迫节节向后退却，反攻九江战役遂告失败。及至七月二十二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讨伐江西，派段芝贵率陆军、汤芗铭领海军，大举进攻江西。不久湖口失守，部队分别向南昌撤退。南昌方面，欧阳武因受他哥哥欧阳询影响，反袁决心原来不大，在战事向南昌逼近的时候，即以“不愿以桑梓为战场”作理由，首先退出吉安（后南昌失守，他更以同样理由，干脆抛掉部队，自己入山做和尚去了）。大概九月初旬，李烈钧退至南昌，城访司令廖伯琅竟闭门不纳，后来几经交涉，才开了城门（一说是李派兵爬城进去开门的）。李烈钧进入都督府后，廖伯琅整装来见，李的警卫军把廖伯琅的军服剥光，并把他绑起来。李烈钧却叫人把衣服、军刀交还给他，连说只怪自己打败仗，不必责怪别人，没有给他任何处罚（后来李纯入南昌城，把廖伯琅杀了）。李烈钧到达南昌之后，虽然人民还拥护他，社会秩序安定如故，但由于他一向倚为主干的两个师长，一个投降敌人（刘世钧），一个无心反袁（欧阳武），而号称“飞将军”的林虎部队，伤亡很大，战局异常不利。宣告退出反袁的谭延恺，这时特别派人到南昌劝李烈钧离开江西。至此，李见败局已成，乃派伍毓瑞代理江西都督，自己从南昌去长沙，由谭延恺送他乘日本煤船转赴上海，所余部队，各自为战，战了一个时期，也就分别散去。我与李明扬二人辗转由江西出湖口，也于长沙乘外国船转赴上海。震动全国的湖口起义，就这样宣告失败。
李烈钧在江西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在带兵的人看来，李烈钧使用干部不当，平日对军队的整理和教育不够重视，应是最主要的原因。
五徘徊观望于中华革命党之外
我们在江西参加湖口起义的将领，先后跑到上海之后，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与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勾结起来，大举搜捕革命党人。袁世凯复下令全国进行缉捕。李烈钧感于上海无法逗留，乃带同我们转赴日本。
当时，黄兴与很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也逃来日本。黄兴与李烈钧所组织的“攘白堂”，这时举办了一个军事学校，对外名为“浩然庐”，用以收容我们这一批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青年军官。地址在东京大森区，入学人数为七八十人，教官多是同情中国革命的士官学校的教官，学习科目为健身操、枪操、击剑等。同学有李明扬、陈铭枢、蒋光鼐等人；日本教官中有井上其人，后来还到中国当了李烈钧的顾问。办学校的钱，多由李烈钧负责，而且对许多穷困的军官，还给予补助。我和李明扬每个月都得到十五元的补助费。
李烈钧到东京时，孙中山先生也因讨袁失败，来到了东京。李烈钧听说孙中山手头困迫，马上送五百元给他作日常开支之用，足见李烈钧对孙中山先生是异常忠诚的。但后来孙中山先生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认为自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很多投机分子钻了进来，品流复杂，思想不纯，已逐渐失去革命性，决定纯洁队伍，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入党的要重新宣誓，誓词中有“附从孙先生”等句，誓词要亲自抄录，并打指模。这时，在东京的国民党人，分为两大派，一派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参加中华革命党；一派反对，没有加入，而且纷纷离开东京。黄兴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首先离开东京转赴纽约；张继、吴稚晖、钮永健、马素等则转赴欧洲；李烈钧一向与黄兴接近，也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他经常对我们说，他赞成“全民政治”，但大家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他所说的全民政治到底是怎样的全民政治。这次他不同意另组中华革命党的理由，是认为这样做是放弃大党（指庞大的国民党），另搞小党（指范围较为狭小的中华革命党）。由此看来，他所说的大党，与他平日所说的全民政治，似是同一的东西。
但由于我们当时政治水平不高，而且所谓放弃大党搞小党的说法，也并非李烈钧一个人的意见（很多人还反对打指模，认为是侮辱人格），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深究过其中道理，只知道李烈钧不参加，我们也跟着不参加。不久，就由李烈钧带领我和李明扬、吴锡九等人离开东京，先到新加坡住了一个多月，然后转法国巴黎。到达巴黎之后，李烈钧派我到伦敦学习飞机和无线电，派李明扬赴柏林学陆军，他自己和吴锡九留在巴黎。李烈钧到巴黎的具体目的如何，当时大家都不尽清楚，但从他派我们学习军事技术的情况看来，无非是借此机会，考察、学习和掌握一些新的军事技术，静待时机，徐图再起。从这点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军事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不因为他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而有根本改变。
李烈钧到巴黎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起来，德军步步向巴黎进击，一天天接近巴黎。李烈钧到巴黎所带去的几万块钱，一向存放在张静江主办的通运公司里。这时，由于战事紧张，情况混乱，通运公司宣告倒闭，钱拿不回来，李烈钧想离开巴黎，竟拿不出盘费，对我们的接济，自然也就停止了。后来，好容易才筹到一笔钱，他自己就从巴黎转回新加坡。这时，岑春煊和陈炯明等一班人，也因二次革命失败，逃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搞了一个华侨水利公司。据说李烈钧到新加坡后，与岑春煊、陈炯明等同在一起，参加水利公司的经营活动。这件事，因我不在场，知道不多，但我确知他住在华侨林义信（橡胶园主人）的家里，与岑春煊、陈炯明并非住在一起，他们间即使有政治上的联系，也只能是一般的联系。后来岑、陈都基本背叛孙中山，而李烈钧却基本是忠实于孙中山的。李烈钧后来还受到岑春煊等的打击。李烈钧在新加坡时，曾与一所华侨小学的校长郑女士过从甚密，不久就结了婚，是为后来一直陪伴他到处奔跑的郑夫人。李烈钧此后就一直住在新加坡，直到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护国军兴，李烈钧才从新加坡回到云南，参加从云南爆发的护国讨袁运动。我在伦敦，主要是靠华侨的帮助，进行无线电和飞机的学习（并不正规）。直到李烈钧到云南，与蔡锷兴兵讨袁，电召我们回国，我才在华侨捐款帮助下，启程回国，在李烈钧部参加护国讨袁运动。
六李烈钧与护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