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的这份电报，使他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应使用武力干预朝鲜的人，也使他成为第一个主张对朝鲜动武的人。
艾奇逊收到杜勒斯的电报不久，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25日（因时差原因，与东半球相差12小时）上午11时30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艾奇逊外，还有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助理国务卿拉斯克。五角大楼方面有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会议由艾奇逊主持。艾奇逊高高的个子，相貌堂堂，说起话来尖酸刻薄，被称为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领衔人物。这个律师出身的政客，在56岁的时候，由于马歇尔的辞职和力荐，当上了国务卿。他与同僚们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后，提出如下建议：
-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周围建立防御圈，以确保美国眷属的撤离。
-授权麦克阿瑟的部队根据当地美军使团的建议向朝鲜提供任何装备，不受现行计划的限制。
-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团就必须与他们在一起。
-麦克阿瑟的职权应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
-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第7舰队在内的一切力量去稳定局势，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
鉴于朝鲜战事吃紧，情况紧急，艾奇逊未将这些建议报请总统批准，就通过电传打字会议传给了正在东京的麦克阿瑟。不过艾奇逊留了一手，电传会议之后，他提醒麦克阿瑟，以上建议尚未得到总统的批准，仅供“制订时参考”。尽管这样，他还是搞了点小小的越权行为：他建议麦克阿瑟派一个“观察小组”到南朝鲜，以确定需要投入多少的部队才能扭转战局，保住李承晚的军队。
麦克阿瑟对华盛顿的建议非常满意，备受鼓舞，他早就盼着用战争方式解决朝鲜问题这一天的到来，如今终于盼到了。
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正为朝鲜战事问题忙乎得“脚踢后脑勺”，可这时的杜鲁门总统正在远离华盛顿的老家独立城欢度周末。星期日中午12时35分，他接到艾奇逊的紧急电话，搅得他休闲的心情荡然无存，当即决定迅速返回华盛顿。
下午1时57分，杜鲁门的座机“独立号”由堪萨斯城机场紧急升空。记者因无新闻可采，分散在各地，还沉湎于周末假日的悠闲与轻松之中，预定的美国航空公司包机直到下午5点才起飞。杜鲁门的几位助手也不失时机地登上记者的包机，在总统之后飞离堪萨斯城。
飞行途中，杜鲁门从他冷战时代的思维定势出发，断定这场战争是俄国人唆使的，是共产主义力量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决不能坐视不理，要想法保住李承晚政权，保住朝鲜这个反共前沿阵地。为了争取时间，他在飞机上发出一份电报，要求艾奇逊及其他军政要员于当晚到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
布莱尔大厦，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51号，这里原是一座私人豪华住宅，原来的主人把它献给政府做宾馆。它在总统府白宫的西面，仅有一个街区之隔。因当时的白宫正在修缮，杜鲁门总统暂住布莱尔大厦，把它作为临时官邸。
布莱尔大厦的战略会议如期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国防部长约翰逊、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海空三军参谋长苏顿·柯林斯、弗雷斯特·谢尔曼和霍伊特·范登堡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国务院方面参加的人员有艾奇逊、韦布、拉斯克、希克森和担任记录秘书的菲利普·杰塞普。
会上，杜鲁门首先让大家发表意见，互通情况。布莱德雷离开会议主题，首先宣读了麦克阿瑟从东京发来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备忘录。这位五星上将把台湾比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舰艇供应船”，认为把它拱手让给中共“对美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极力主张对台湾采取军事占领行动。接着，艾奇逊通报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情报，提出了早先准备的提请总统决定的事项，也就是通过电传会议传给麦克阿瑟的那些内容。接着军政要员对战局发展、苏联出兵的可能性及如何使用美国三军力量投入战争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如下决定和命令：
-授权麦克阿瑟用全部武器弹药供应李承晚部队。
-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命令第7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共产党人进攻台湾。
这些决定和命令，实际上是向北朝鲜的宣战，是发出的侵略中国台湾的信号。像这类问题，通常应经国会批准。而此时美国参众两院的政要们仍被蒙在鼓里。直到星期二上午的国会情况通报会上，杜鲁门才向国会领袖们通报了动用美海空军加人朝鲜内战的决定，这离杜鲁门总统作出决定已是12小时以后的事了。
在此之前，杜鲁门指示与会者要守口如瓶，不得向新闻界透露，哪怕是背景也不准介绍。就是在星期一举行的国会拨款听证会上，艾奇逊和约翰逊也闭口不谈朝鲜问题。老谋深算的杜鲁门十分清楚，要打一场战争，决非像打一场高尔夫球那样轻松，必须赢得政治上的广泛支持。他不希望他在国会中的盟友们从星期二一大早的《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事态发展的消息，从而丧失他们的支持。现在木已成舟，杜鲁门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对国会的政要们进行安抚，以熄灭可能产生的怨声。他召来15位国会领袖，先把朝鲜战局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说明如不紧急发兵就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自己只好在紧急情况下行使作为三军总司令的职权。他把准备公开声明的文稿念给国会的领袖们听，并告诉他们：“我已经命令美国部队对韩国支持到底。”
国会领袖们谁也没有料到总统会来这一招。这些“政治油条”们心里明白：
杜鲁门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不同意又有什么用呢？
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为披上合法外衣，杜鲁门及其僚属们在逼国会就范的同时，也一直在打“联合国”牌。早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决议，对北朝鲜进行了道义上的谴责。现在要真刀真枪介入朝鲜内战（实际已经介入）更需要拉联合国“这面大旗做虎皮”。他们开始琢磨下一步如何让联合国为其行动开一张“合法”的“通行证”。
令人啼笑皆非、也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尚未拿到联合国出具的“合法”“通行证”，就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27日上午的国会情况通报会上大言不惭地宣布，美国受联合国委托，要求各成员国向韩国“提供援助以帮助击退武装入侵，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而真实情况却是，10多小时之后，安理会才通过美国提出的这一议案。
说它侥幸，绝不是危言耸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6月27日一早，美国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向安理会各成员国试探对美国所提议案的反应，以求得普遍支持。由于印度代表提出需要时间得到本国政府的正式指示，因而安理会不得不推迟到下午举行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议案。而美国国务院的政要们自信地认为，通过议案不过走走形式而已，到头来还不是美国说了算？因此，也就无所顾忌地将杜鲁门为国会通报情况和公开发表声明的时间定于估计安理会通过决议的上午举行。这一突然的时间变更，使美国猝不及防，陷于被动，于是就出现了杜鲁门宣布联合国的支持在前，而联合国作出支持的决议在后的可笑局面。
事情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远不止于此。这种复杂性和严重性盖因苏联在安理会的代表马立克飘忽不定的行踪起。由于美国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抗议美国的霸道行径，申张国际正义，苏联对安理会采取了抵制态度，马立克一直拒绝出席安理会。这就使美国操纵联合国及安理会通过一系列非法决议屡屡得手。也正是这种屡屡得手，使美国忘乎所以，无所顾忌。无巧不成书。安理会开会这天，恰逢苏联驻联合国的一位外交官康斯坦丁·吕金科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宴，这是苏联在抵制安理会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
席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雅可夫·马立克中间。谈话间，朝鲜问题成了主要话题。马立克坚称此次朝鲜的行动是对南朝鲜武装“边界进攻”作出的反应。赖伊和格罗斯则坚持，战争的根本性质是北朝鲜的入侵。双方免不了一番舌枪唇剑。喝过咖啡吃过点心之后，赖伊告诉马立克，他将同其他外交官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并询问马立克：“你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赖伊的话，将格罗斯吓了一身冷汗，顿时脸色煞白，目瞪口呆，暗自叫苦：“赖伊你发昏了，马立克到会行使否决权，岂不坏了我美国的大事！”于是，他下意识地用脚在桌子底下碰了碰赖伊，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可就在这关键的茬口上，马立克却出人意料地连连摇头说：“不，不，我不去。”格罗斯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竭力掩饰惊慌的神情，急忙离去。就这样，苏联又一次坐失否决权，也又一次让美国人的企图得逞。
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是在人们预料之中的。根据美国提案，以7票对1票通过向北朝鲜动武的决议。决议中说：“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当日，杜鲁门正式发表声明，公然宣布他已命令美军参加对朝鲜人民军的作战，同时命令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时过3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一个非法决议：授权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参加干涉朝鲜的各国部队，由美国指派指挥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并授权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的旗帜。同日，美国下令驻日本的部队投入侵朝战争。
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地区海域游弋读者可能提出这样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这就是，讨论朝鲜战争为什么牵扯到台湾问题？宣布对朝入侵为什么捎带上武力犯台？其实翻翻美国的历史老底子就不难发现，美国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的野心由来已久。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于1945年10月25日正式接收台湾，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台湾人民极度失望和不满，遂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台湾局势一度极为紧张。美国借机干涉台湾问题，自1947年下半年起，开始了对台湾的侵略活动：美国陆军的“联合军事顾问团”派出大批现役军官常驻台湾，负责组织训练“国民党新军”，在台北、台中和新竹等地，建立空军基地和联络电台等设施，美国海军舰艇也进驻基隆等沿海港口。到了1948年秋，国民党败局已定，美国在考虑“脱身术”的同时，开始策划一项对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战略计划。1949年1月，美国国务院据此起草了《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并由杜鲁门签署实施，其中首次提出了“一中一台”的政策，但鉴于美国国力有限，认为目前采取军事行动将台湾从大陆分离出来的目标“仍不明智”，言外之意是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可能性。8月4日，当新中国即将诞生、解放台湾也将提上日程之时，美国人感到了恐慌，国务院再次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武装入侵台湾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远东发生战争，就直接占领台湾。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美国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积极筹划武力犯台，一方面假惺惺地声称“不介入台湾事务”。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并信誓旦旦地说：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中的途径”。
可不过半年，又是这位总统向台湾启动了战争机器。1950年6月27日下午1时30分，按照杜鲁门的声明和命令，美国在派远东美军参加对朝人民军作战的同时，令其第7舰队10余艘军舰先后占领了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出尔反尔地声称：“台湾未来地位未定，必须等到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此时的美国，早已把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许下的诺言抛到了九霄云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