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在东，释者以为天地之淫气，或以为日光射雨气而成。然今人露置酒酱于庭，见虹，则急掩盖之，不尔，则致消耗。相传虹能食此。尝闻广西杜监生云，其家舍旁盌井，时时出虹。叔父颇健狠，率僮掘之，深丈余，见一肉块，大如釜，无首尾，蠕蠕而动。欲煮之，家人不可，乃举而投水中，自是此处不复出虹矣。虹蜺 ，字皆从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见。
读毕，但觉文内那位广西杜监生必是“吹牛博士”无疑。不晓得我当时如果能以此故事相告，那位老外会作何感想？
谁说中国人没有神话呢？或许是因为知识分子都嫌它们太俗气了，以至于它们反而只能在“文盲”当中打转了。
“虹”之补记
不久前，在“读书杂记”里提起“虹”字为什么是“虫”字旁的问题，由明人陆容所撰之《菽园杂记》里看得一点端倪：谓古人制字，必有所见。
今获赠洪范书店出版王孝廉所著《花与花神——中国的神话与人文》一书，欣见五十六页上有《关于虹的俗信与传说》（灵蛇与长桥）一篇，其结尾曰：
许多民族把虹当做灵蛇或巨桥，都是由彩虹的形状而联想到的神话式的解释，龙蛇之类的动物在许多民族中是被作为水神而信仰的，雨后出现的彩虹，状如自天而降的巨蛇，由此而产生蛇的联想也是自然的。……
王孝廉先生所著《花与花神——中国的神话与人文》一书，是我所说的“谁说中国人没有神话呢？”最好的佐证了。原来中国人不但说虹是一条时常要到地下来喝水的天上的灵蛇，并且有雌雄之分呢！雄为虹，雌为蚬。
古人制字，不一定要有所见，却必得有异常丰富的联想力与创造力吧！
读书愈读愈有横生的妙趣，记之，不但补述前虹之所遗忽，且纪念今晚由横生之趣而得来的意外喜悦。
不羡古人
旧金山近有“古代建筑艺术展”。其展出之物，并非图片设计纸样而已，乃是仿罗马、希腊、古欧洲的真实建筑在现场用好莱坞拍电影式的道具手法尽可能真材实料搭建雕饰起来的，虽耗资甚巨，但颇有真实感。历史写在房子上，艺术写在房子上，前人之精巧、细致，富贵之余的讲究，仿佛都花在盖房子上了。
我不免想到杜牧所写《阿房宫赋》。若非文人的夸大，那该是多么伟大的中国建筑；可惜，给人一把火，烧成焦土了。
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则百工不苟，后世风俗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梦溪笔谈》）。
是耶？非耶？现代建筑贵在简单舒适——正是由外在美走向内在美之故，我觉得反是一种进步呢，并不见得是“百工不苟”的原因吧！何况，为了“破古”、“反传统”，人类似无限又似有限的创造力是自然会朝“反精雕细琢”的方向走的。
不信的话，找工匠来仿制古楼，照样可以做得一样精巧。“仿造”总比“创新”容易得多，不论工精工粗吧；“玄极生凡”，我每走进家具店，看见中国老式的黑漆家具，这里雕一条龙，那里镶一只凤，反不如一把朴实而简单的帆布椅子令我欣喜。或许，老外的想法却正相反，提起住的艺术，老实说，我是绝不羡慕古人的。
文学的环保月
看到报上说四月被州长戴维斯定为加州诗歌月的时候，我刚好在读台北寄来的一本新书《与我无关的东西》（鸿鸿诗集），不禁莞尔。好像某种关联或者暗示，不期而遇。
文学离我们渐行渐远已是不争之实，而诗的地位也很像英国皇家或日本王室的地位了。可是州长却有此举，非常值得称道。就凭这一点也该投他一票。因为只有有道德勇气的人，才会在这重利轻义的时代提倡人文。要讲经济效益的话，“诗”绝对是《与我们的生活无关的东西》。
有一次应邀去“妈妈教室”演讲，讲的是《如何读诗》。天知道我是怎么讲的。因为可以言传的诗，好讲，但不必讲。不能言传只可意会的诗，讲也白讲。会意有时候需要时间，年纪不到会不了意，或者悟性没有一辈子会不过意来。而读诗的程度，更是日积月累的功夫，诗人在诗里把爱情比做沙丁鱼罐头中的番茄酱，就有人问：为什么，真叫我为难。梵高的画，要不是他的自杀引来同情，我想还得埋没得久一点。诗人放弃写诗或下海去写歌词，其实等同慢性自杀，可是连同情都得不到。
或许有人会问：每年读一个月的诗，能救活几个“灵魂”？诗，的确不能取代宗教，就像鸿鸿的诗句：
诗已无法表达爱情
就像翅膀不能取代飞行
并非所有相遇都是幸福的
有些东西永不相遇
月球和泪水
星期一和星期四
我不怕人生是悲剧
怕诗把人生简化成悲剧
以上是三首诗的简化，三首诗又是一百二十多页诗集的简化。而这个计算机时代偏是把一切更加简化：八英寸晶圆算什么，还得“纳米”了再“纳米”。纯文学将来恐怕会纳米成诗。要是再没有人来“诗”保，我们恐怕连感觉都没有了，遑论灵魂？
诗与超现实
好像每隔一阵子，就会听见有人问：文学是否已死？写诗的人是否比读诗的人还多？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九四年当大江健三郎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有记者访问他，就问道：“大家都说文学已经没落，甚至文学已死的说法都有，你的意见如何？”
他回答说：“文学是一种个人的创造，应该无所谓死不死的问题。如果你创造出来的世界，别人都有兴趣进来看看，它就不会消失。由一个现代化的大环境看来，文学的世界的确在萎缩，可是对一个创作者本身说来，文学没有死的问题存在。”
理论上说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在创造，创造死亡也是创造。大江健三郎的意思当然是说作家应该不要管自己的作品有没有人看，只管写出来，如果有人有兴趣走进你写出来的世界中并且还能流连忘返的话，你的文学就永不会死亡。
如果以此来鼓励有志写诗的人，这话当然也同样受用。但是，文学世界有兴趣走进去的人，只可能有两类：学者和普通人。因此，也就形成学院和通俗两种派别。巴尔扎克说：文学是没有中产阶级的，大概就是这意思吧。历史上的诗人统统是学院的，留下来的诗中，也不见得人人都懂得。我们平时能朗朗上口的也只是世俗化一些的诗，绝大部分的诗，就等学者去钻研了。
要说诗人寂寞，古代人并不比我们幸运。没有印刷成书的方便，又没有大众化的可能，他们写诗就写给朋友知己看看而已。说不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又回到了写诗只写给知己看就可以的地步。那么，我们还抱怨什么呢？
有一次看到杂志上一个钻石的广告，上书：永恒，从第一颗钻石开始。我立刻觉得写这广告词的人，其实就是诗人。如果要寻找通俗化的诗，顺口溜，广告，歌词，不都是的吗？可是学院派的人绝不会同意的。好像没有学院派的认可，就不算好诗或好的诗人。我想，这就是诗跟群众逐渐脱节的根本。在台北有阵子流行推广读诗运动，就选了些名诗人中通俗些的诗写在公共汽车的车厢里，没用，诗不能消费。就像美国也有人建议把诗印在牛奶纸盒上来推动读诗的，始终也没法子打开局面。“诗”就让它贵族化算了，我觉得。
自从旧诗被革了命之后，新诗其实还没有摸索出什么新的秩序来。白话文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让中国诗白话呢，文学的领域就已经给全盘西化了。有没有可能是“还不会走就想跑”的后遗症，造成今日这种诗人找不到读者，而读者找不到可读的诗的局面呢？
诗与小说
很久以前读到《庄子·盗跖篇》，里面有个小故事，说有个叫尾生的青年，跟一位女子约会，两人相约在一座桥下相见。谁知，天不作美，那天发了大水，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最后尾生抱梁柱而死。
那时候，我莫名其妙被那个痴人感动，很想把它写成小小说。写了几次，都没有成篇。因为故事太简单了，写不出什么意义来。但是，那点莫名的感动，始终留在心头。
有一天读到芥川龙之介的一个小小说《尾生之信》，赫然就是我想写而没写成的这个故事。
在芥川的笔下：这不再只是一个小故事而已，它变成了一个人可能的一生。在桥下的尾生，心中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这时河水渐渐涨起来了，他不知道该不该离开，就这样一再犹豫，终于离不开了。芥川说：月光下那个漂浮在水面上的尾生，其实就是他自己。那女子岂止是一位情人而已？她代表人生中一点迷糊的追寻，一种不确定的向往。等待着“等待”，结果等了一生，灵魂中那点向往却始终也没有来到……
中国台湾诗人刘克襄说：
诗是静寂森林里最后掉落的一片叶子
诗是黑暗落叶层下最早蠕动的甲虫
如果我们心底有块园地，像静寂森林，像光线也穿透不了的暗层，那么，诗就会在那儿滋长起来。最后与最早，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诗人找到诗，而是诗找到诗人。诗像爱情，因为说不清楚，所以迷人。在背负知识的重担下，当我偏爱感性与直觉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诗。
读芥川，想庄子，无论是罗生门还是蝴蝶梦，那里面不都充满了谜一般的诗意吗？写的时候也许只是写一段人生，但每一代读的人再把自己的感动往上增加，渐渐就变成了许多的人生缩影。感动，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书本上的，有它就有诗。
一般人以为诗短，容不下小说，其实古来伟大的诗家，他们的诗里都有小说的成分。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艾略特的《荒原》不必说了，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屈原的《楚辞》，都是长篇小说呢。可是白话诗以后，用诗写小说的却很少。在我手边的诗集里，有本大荒的《白蛇传》算是很难得的，白灵的《大黄河》也很浩荡，大陆的诗我接触得少，不知长诗、史诗和诗剧的创作情况如何？
可能历来受我们爱戴的诗人，都是能写几句叫我们难忘的“精句”的诗人，比如：“白发三千丈”（李白），“大江东去浪淘尽”（苏东坡），“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美丽的错误”（郑愁予）……使我们把诗当做“小品”看了。其实，那些诗人写的诗虽短，他们把自己的一生赔了进去，所以，每个诗人加上他们一生坎坷的故事就变成他们的传记一样，他们也算在诗中写了一个“个人的故事”。如今，诗人的地位可能没有古代的高，搞个人崇拜的时代也已过去了，想来诗人未来的出路可能要以小说入诗为佳，使诗中也有故事性，那么诗的可读性就会大大提高吧？
人生多宝格
五年没有回去，台北已经非常国际“化”了。细雨湿流光，旧时岁月的影像，真的已经溶化到不知哪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