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示吉祥，这叫做“修褉”。据说，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流觞饮酒，赋诗唱和。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收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乘兴写下了这篇“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王羲之回家后又重写了数十遍，皆不如原稿。所以他自己也特别爱惜，交付子孙传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无嗣，交弟子辩才保存。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千方百计得到了《兰亭集序》，常常“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贞观十年（636年），让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摹拓十本以赐近臣，死后把真迹带进昭陵作为陪葬品。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现在今人所见，皆为《兰亭集序》临摹本。
《兰亭集序》结体欹侧多姿，错落有致，千变万化，曲尽其态。帖中二十个“之”字皆别具姿态，无一雷同。用笔以中锋立骨，侧笔取妍，有时藏蕴含蓄，有时锋芒毕露。尤其是章法，从头至尾，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洒，所以明末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兰亭集序》章法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出，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从《兰亭集序》那“不激不厉”的风格中，蕴藏着作者圆熟的笔墨技巧、深厚的传统功力、广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艺术情操。
书法传千古
东晋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称病辞官离郡，遍游东南山水。行至嵊州金庭，为秀丽山水吸引，乐而筑室，安居于此，在这里度过了晚年。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年~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程赴金庭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庭观左建“晋王右军墓道”牌坊，现尚完好。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的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轮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的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頫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王羲之行书《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帖》，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姿的艺术效果。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曾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是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蒂、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对王羲之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祖冲之
祖冲之（429年~500年），字文远，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为避战乱，祖冲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迁至江南。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学识渊博，受人敬重。
祖冲之公元429年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祖家历代都对天文历法素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天文、数学知识。在青年时代祖冲之就博得了博学多才的名声，宋孝武帝听说后，派他到“华林学省”做研究工作。公元494年到498年之间，他在南齐朝廷担任长水校尉一职，受四品俸禄。鉴于当时战火连绵，他写有《安边论》一文，建议朝廷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巩固国防。
祖冲之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公元461年，他在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府里从事，先后任南徐州从事史、公府参军。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天文的研究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刘）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祖冲之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也是中国古代著名数学家，小时习学家传的学业，深入研究得十分精细，也有灵巧的心思。技艺达到神妙的境地，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鲁班和倕（传说为舜时的巧匠）这样的巧匠也难以超过他。当他思考到深入之处时，雷霆之声也难以入耳。曾经在走路时遇到仆射徐勉，头竟撞到了徐勉身上，徐勉呼叫他才觉察到。他的父亲所改定的何承天的历法当时尚未施行，梁武帝天监初年，祖暅重新加以修订，在这时才开始施行。职位至太舟卿。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暅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思就是：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但这是在祖冲之以后一千多年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数学上也称这一原理为“祖暅原理”。
祖冲之生平著作很多，内容也是多方面的。除了《缀术》和《大明历》外，在古代典籍的注释方面，祖冲之有《易义》、《老子义》、《庄子义》、《释论语》、《释孝经》等著作，但亦皆失传。文学作品方面他著有《述异记》，在《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看到这部著作的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