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辽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了。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曾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
寇准对北宋王朝功重如山，真宗对寇准十分敬重，引起妥协派官僚的嫉恨。王钦若这个曾被寇准斥之为“罪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对寇准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东宫，王钦若就开始对寇准施展阴谋。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功。”真宗一愣，问他原故。王钦若说：“《春秋》一书都把城下之盟当作一种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王钦若见真宗不高兴，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准的‘孤注’罢了，真是危险啊！”从此，真宗对寇准就冷淡起来。
寇准做宰相，选拔人才不讲门第，喜欢进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台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每当御史台官员有缺额时，他就让平时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王钦若等人的眼中钉。在王钦若一伙的攻击下，景德三年二月，寇准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寇准离开东京，在河南、陕西等地做了多年的地方官，朝中大权落人王钦若、丁谓一伙人手中。丁谓与王钦若一样，也是一个善于逢迎的无耻之徒。为了博得真宗的欢心与信任，王钦若、丁谓等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以伪造所谓“天书”、编造祥异等事，粉饰太平、迷惑视听。真宗晚年卧病不起，越发迷信和糊涂，对于王钦若与丁谓，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天禧三年（1019年），形势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丁谓主动邀请寇准回朝再当宰相。丁谓此举别有一番用心。当时，无论从资历还是从声望上讲，丁谓实在不够宰相的资格。因而他以参知政事的名义请寇准回朝为相，以便假借寇准的资望为自己的权势服务。这一点，局外人是清楚的。寇准的一个门生就曾十分恳切地对寇准说，称病不去为上策，而“再入中书”当宰相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准不听劝阻，最终在六月间赴京上任了。
丁谓对寇准先后施展了两套阴谋。起初他一心想把寇准拉为同党。在一次宴会上，寇准的胡须沾了些菜汤，丁谓马上起身为寇准擦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训斥丁谓有失大臣之体。丁谓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寇准。
真宗得风湿病后，刘皇后参预朝政，凡事皆问丁谓。丁谓误国，有识之士有目共睹。寇准、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议应选择正大光明的大臣来辅佐太子监国。寇准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其实这是在反对刘后预政，反对丁谓专权。病中的真宗也意识到丁谓专权的严重局势，批准了寇准等人的上奏。寇准让知制诰杨亿秘密起草太子监国的诏旨，并且准备与杨亿一起辅政。刘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势犯法，真宗为了刘后的面子，下诏赦免。寇准坚决反对，认为必须按国法处置。为这件事，刘皇后与寇准结下怨仇。不料，寇准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一事被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泄漏。刘皇后先下手为强，罢寇准为太子太傅，封为莱国公。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丁谓有私怨的太监周怀政联络同党，企图发动政变——斩杀丁谓，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拥立皇太子即位。这件事被客省使杨崇勋出卖。丁谓连夜化装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对策。丁谓、曹利用派兵包围了周怀政的住处。周怀政被俘后自杀。丁谓想乘机干脆把寇准置于死地，就诬告寇准参与密谋。寇准虽没被问成死罪，却再次罢相，被逐出京城。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等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寇准被贬，真宗卧病不知，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多日没见寇准，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实情。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另外还有个叫李迪的人对寇准罢相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了丁谓之奸邪，力诉寇准之蒙冤。
寇准再次罢相后，丁谓当了宰相。丁谓为了将寇准置于死地，把他一贬再贬。最后寇准在乾兴元年（1022年）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到雷州后，生活艰难，气候恶劣，身体很快垮下来。第二年秋天在忧郁中病逝。
寇准去世后，经他夫人宋氏请求并得到朝廷恩准，将灵柩运到洛阳安葬。途径公安等县时，当地老百姓沿路拜祭。据说哭丧的竹杖插在地上，后来都成活长青了，形成了一片竹林，后人称为“相公竹”。人们又在竹林旁建了“寇公祠”，纪念这位议论忠直、不顾身家的政治家。明代大文人戴嘉猷路过公安时，曾题写“万古忠魂依海角，当年枯竹到雷阳”的不朽诗句，以歌颂寇准。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皇祐四年（1052年），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仁宗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墓前。寇准墓在今渭南市官底乡左家村附近，墓前立有“宋寇莱公墓”的碑石，列入陕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包拯
包拯（999年~1062年），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包拯年幼即勤于学，成年后，以孝行闻于乡里。父母去世后，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年）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庆历三年（1043年），入京除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1046年），奉命出使契丹，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使还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050年）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祐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知瀛、扬、庐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年），权知开封府，任上改革诉讼制度，并拆除中官势族跨河修建的园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迁权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逝世于开封邸舍，终年64岁，谥孝肃。著作有《包孝肃奏议》十卷传世。
官场生涯
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29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40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做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皇祐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祐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清官为民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朝政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包拯早年做过天长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这个无头案该从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着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