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武士”的生活条件，可以用极简单的话概括起来。一是击剑，二是读书，三是交友。击剑读书，是武士一定要有的本事。不会击剑的人，当然没有做武士的资格。没有学问，便不能够在武士阶级里面求生活的向上。至于交友这一层，是封建时代武士阶级“社会性”的表现。在这个时代，一切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是极单调的。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就是拥护他们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们自己认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这句话的真意，就是为主人和自己的家系家名而奋斗。
解剖开来说，武士的家系，是藩主的家系的从属，武士自身，又为藩主本身或藩主家系和自己家系的从属。这家系的观念，和宗法的神权迷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些武士，为藩主的本身，或藩主的家系而奋斗的精神，不但是由物质上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结合成的，并且渊源于历史的因袭，含有不少的神秘气氛。“轻生死”“重然诺”“当意气”这种武士独有的特性，固然由于武士阶级的生活必要，但就精神方面看来，许多年遗传下来的生活意识所造成的道德和信仰，也是使他们肯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生命而为主家奋斗的最要紧的因素。
在封建时代，这一种为保存家系而努力的事实和奋斗的精神，是他们社会所最赞美的。以为这是道德的极致，人生的真意，宇宙的大法。能够如此，就是最高人格，可以和神同体，与佛同化，与宇宙长存。越是神秘，越是悲哀，社会越是赞美。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是“仇讨”，一件是“切腹”。“仇讨”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仇讨”就是中国所谓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面的普通习惯。日本封建时代，这一种事实，不但是社会上赞美他，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日本从前那些文学家，往往把复仇的事实，当作最好的题材，或是用小说描写复仇者的性格，或是用诗歌去赞美他的行为。近代还有许多人，以为这复仇的事实，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优美的性格。其实这也是一种“民族的自画自赞”，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不过这种行为，也是“生的奋斗”的精神。而他所以能具备一种力量，刺激后来的人，使人感觉他的优美和高尚，完全由于当时社会一般的文化思想，已经很进步，在单调而严格的封建制度下面，这两件事又最是一种破除成例的行为，值得一些文学家的歌咏。维新以后，日本人在民族生存竞争场里，能够占到优者位置，也有许多由这种遗传的道德观念来的。
复仇者的精神和身体，完全是受“种族保存”的原则支配。如像有名的曾我兄弟的复仇，是为自己的家事。大石良雄等所谓“元禄义举”，是为他们藩主的家事。此外为自己受人欺侮直接采取复仇手段的，更是多极了。赤穗事件最初的原因，就是为此。这种观察，都是就复仇者的本身着眼。完全和复仇事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往往有帮他人复仇的，日本话叫做“助大刀”。社会上对于这种为正义出力的人，也很赞美，武士道的精神，我以为在这“助大刀”上面，确实看得出许多正义的精神。比“复仇”本身，道德的意义，还是多一点。这种正义的同情心，不只在男子中如此，女子里面也很有这种美德，武士家女子，直接为君父夫复仇，或是为他人表同情，帮助他人复仇事业成功的事件，历史上很不少。这一种社会同情的热诚，确是封建时代日本女子的美德，直到今天，这种特色，还是极彰著的。再看日本维新历史的背后，有很多女性的活动，尤其是在苦海中的妓女，对于维新志士的同情扶助，非常之大。维新元勋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楼，就是从这一种关系来的。
把这一种性格，从思想上学问上去奖励他完成他，是德川时代哲学思想的特色，而且是日本古学派哲学思想的特色。赤穗藩里所以能够生出大石良雄一般人，完全因为受了山鹿素行教育的结果。当时德川幕府所最奖励的朱子学派的学者，在整理日本的制度文物上面，确是很有功劳，然而精神却注重在汉和一体，不像素行一派，专事鼓吹日本主义。素行说：“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琼矛，形状和琼矛相似，所以叫细千足国。日本的雄武，真是应该的了。那天地开辟的时候，有多少的灵物，都不用他，偏要这天琼矛来开创，就是尊重武德，表扬雄义的缘故。”
天琼矛是男子阳具的象征，这一种创世思想，渊源于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这思想和历史的系统看来，也可以晓得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近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自日俄战后，到欧战终结十几年当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动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义，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学。最近一转而为马克思的斗争主义，都有同类的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