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居丧江宁，度过三年讲学生涯。在此期间，老王的思想风靡一时，以他为核心，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干事，这批人才是日后熙宁变法的中坚力量，主要有王雱、陆佃、龚原、蔡卞等等，这些人比较有来头。王雱，字元泽，是老王的大儿子，年及弱冠，已然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老王那点儿优秀基因完全体现在他身上，小小年纪已著书万言，思想特立独行，大有乃父之风。陆佃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两汉经学在北宋早已没落不堪，能够成为著名经学家可见学问很深。他的名声不是很响亮，但他有个很厉害的孙子，名叫陆游。龚原也擅长经学，他是王安石的妹夫。蔡卞，字元度，是老王的二女婿，他大哥比较有名，就是徽宗朝六贼之一的蔡京。
王安石暂且在江宁居丧讲学，而朝廷中再一次爆发了政治风暴——濮议之争。
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名分自然是第一位的，它是社会各个阶层最高的精神指引，没有什么比道德名分更令中国人注重。宋代濮议之争、明代大礼仪之争，都说明了道德名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在韩琦等宰执的努力下，曹太后还政于宋英宗。
宋英宗赵曙亲政半个月的工夫，给宰执韩琦等人抛出了一个难题：应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濮安懿王赵允让？给亲生父亲该上什么样的尊号？
宋英宗赵曙与宋仁宗赵祯两人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谱系关系如图所示。
宋英宗赵曙从小寄养在宫中，最后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帝国接班人。他与宋仁宗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民间说的过继。然而他的身份不符合周代宗法制确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想要合法合理只能认宋仁宗为生父。这样一来，矛盾出现了，他的亲生父亲怎么办？如果认宋仁宗为生父则有违人伦秩序，如果不认宋仁宗为生父则皇位继承不合法。明代嘉靖皇帝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弟弟，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与群臣产生了名分礼仪之争，时间远比宋代濮议之争更为长久，规模更大，牵涉更广，前后长达三年。
宋英宗抛出了这么个棘手的问题，没想到掀起了一场长达十八个月的政争。
这事该由太常礼院负责，因为问题比较复杂，本着谨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没人吱声。第一个上奏的人竟然是皇家博物馆管理员，天章阁待制司马光：“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壹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贻讥后世。”
司马光对宋英宗赵曙如何称呼他生父的问题上，首先表了态度。历史上是有理可循的，帝王由非嫡系旁支入承大统的，把自己的生父母尊为帝后，最后贻笑大方，闹得丢人现眼。所以，司马光等人一致认为英宗要认宋仁宗为生父，确立皇位的合法性。那么该如何称呼生父呢？翰林学士王珪拟定了“皇伯”这个称呼，让宋英宗管他生父叫大伯。
一石激起千层浪，司马光、王珪等人的建议得到朝野上下多数官员的赞同和呼应，吕大防、范纯仁、贾黯、范镇等，大家纷纷表态应该叫“皇伯”。其中，折腾最欢的当属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次上书。这些人每一位都大有来头，绝非泛泛之辈，他们是帝国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各自代表了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如吕大防，永兴军路京兆府蓝田（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人，是后来哲宗朝的宰相，与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被称为“蓝田四贤”，为张载关学的中坚力量，只是张载死后他们转投了二程的洛学。再如范纯仁，亦是哲宗朝宰相，儒学复兴先导范仲淹的次子。老范家哥四个，另外三个范纯佑、范纯礼、范纯粹，均在中央任要职。
支持司马光、王珪等人意见最为激烈的吕诲也有着显赫的背景，他是太宗朝名相吕端之孙。
吕端给人的感觉稀里糊涂的，别人坑他害他，他也不计较。宋太宗提议他任相，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宋太宗说：“端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故史上有“吕端大事不胡涂”之美誉。其实吕端有“大智”，只是以“若愚”示人罢了。
至道元年（995年），吕端继吕蒙正后为相，没干几年提出了辞职，因为他发现了个更狠的人物，就是时任参知政事的寇准。寇准年龄上小吕端二十六岁，通过国家正规科举考试考上来的，根正苗红。吕端是通过恩荫上来的，总感觉矮人一截，遂让位于寇准，力辞相位。宋太宗去世时，内侍王继恩密谋废掉太子，另立君王。吕端发觉阴谋并迅速处理，奉太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王继恩等遂被贬逐。宋真宗继位后，每见吕端肃然起敬，不直呼其名，叫吕端为“小子”。此外，吕端声名远播，曾两次出使外国，名声达于国际，虏主特别敬重。
有人支持必然有人反对，韩琦、欧阳修、蒋之奇等坚决反对宋英宗称呼生父为“皇伯”，不能因为当皇帝而连亲爹都不认了。皇帝是天下道德观察的焦点，如果称呼生父为“皇伯”，试问有什么资格为天下道德之典范？可以不给生父上尊号，最低起码也得叫“皇考”吧！欧阳修一语中的，直截了当地戳到了问题的软肋。
·宋代文官的五大为官通病·
双方各执一词，事情愈闹愈大，最后这个烫手的山芋扔到了曹太后那里。曹太后比较靠谱，什么宗法制度总归要以人为本，如果当了皇帝连亲爹都不认，那么皇帝的人品值得怀疑。曹太后下达一道圣旨：“准皇太后手书，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由欧阳修草拟诏书。曹太后这位强有力支持者的裁夺，使得濮议之争总算尘埃落定。
但是以吕诲为首的一小撮积极分子仍然不安分，继续上疏。宋英宗对这一尴尬局面表示无奈，他也很头痛。大臣们不管怎么说目的只有一个，那都是尽忠为了新君好。这点人情宋英宗赵曙还是懂得的，所以在处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上面下手较轻，基本上是把他们调到地方暂避风头，等风波过后自然会调回中央。即便是处理了他们三人，还是有官员为他们鸣不平，争这个至关重要的名分问题。
这回，宋英宗却令大家失望了，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赵曙驾崩。
老天在宋英宗身上开了个玩笑，从小寄养在宫中等待多年终于继承大统，结果仅仅干了四年就挂了，成了宋仁宗和宋神宗两位北宋优秀君主之间的短暂过渡。皇位留给了他的儿子赵顼，即宋神宗，一位很有种的年轻领导。
濮议之争的余波仍在继续，有人哭有人笑，多数官员一致赞同的吕诲等人败下阵来，欧阳修在此事件中力争，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打了一次以少胜多的翻身仗。没过多久，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成为宰执，晋身中央最高权力决策层。
濮议中蒋之奇站在了韩琦、欧阳修阵营，因为道德价值观他们团结在了一起，然而很快副作用出现了。韩琦在朝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欧阳修是老愤青满朝仇人一大堆，没想到因祸得福升任参知政事。蒋之奇反观自己，似乎脑子短路跟着瞎掺和，这不单单是争个名分的问题，而是一场政治运动。蒋之奇害怕了，害怕支持吕诲的官员背后鼓捣他，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况且无论是明的暗的，官位相对低微的蒋之奇承受不起，所以他选择了反戈一击，向所有人表明他与欧阳修划清了界限。
蒋之奇狠狠地参了欧阳修一本，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弹劾官员最有力的武器当然是道德污点。蒋之奇向宋神宗状告欧阳修生活作风大有问题，竟然与儿媳妇通奸。帝国副宰相有道德污点，绝非小事一桩，关乎到了帝国的颜面及利益链。
欧阳修长子欧阳发娶的是三司盐铁司副使吴充的女儿，弹劾欧阳修势必牵连到吴充，是为官场中极为常见的进攻手段：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如果欧阳修被干掉，亲家吴充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欧阳修、吴充三次上疏强烈要求宋神宗追查到底，还他们一身清白。
宋神宗即位时年及弱冠，政治经验却已然颇为丰富，对此事抱着怀疑态度，下令严查。蒋之奇这边有御史中丞彭思永作证，欧阳修方面则强烈抗议。双方各执一词，这就需要领导出来裁夺。宋神宗征求了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天章阁待制孙思恭为欧阳修极力辩护，说老欧与儿媳妇有染纯属无稽之谈。老欧一把年纪的人了，人老了特别注重名节，尤其像欧阳修这种有建树有影响力的人物，不可能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宋神宗综合了众人意见，当面质问蒋之奇，让他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蒋之奇说：“我是听彭思永说的。”
再问彭思永，他没辙了，只好承认：“我是道听途说的。”
谣言真假难辨，混淆视听，它的产生有着极强的目的性。
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小舅子薛良孺。薛良孺估计收受某官员贿赂，在朝中举荐这人升官。他这一不齿的行径被朝中大臣弹劾，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薛良孺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处罚。中书宰执要看下欧阳修的态度。一句话的事儿，只要欧阳修说话了，文坛领袖的面子大家还是会给的。哪知道欧阳修来了个大义灭亲，上疏称不能因为裙带关系使薛良孺逃避处罚。宰执们满足了他的愿望，薛良孺被免职。
薛良孺越想越气，到底是不是亲姐夫，没见过这么办事儿的。不帮忙也就罢了，居然落井下石。愤恨当头的薛良孺丧失了理智，直接捏造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的谣言，散布于市。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副宰相欧阳修的花边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濮议之争中欧阳修受益颇大，早有人看他不顺眼，无奈没有合适的进攻时机。恰在此时，欧阳修祸起萧墙，给了反对他的官员一个强有力的借口。集贤院校理刘瑾与欧阳修政见不合多有摩擦，两人老早就结下了梁子。刘瑾有意无意地在监察御史官员面前散布欧阳修的花边新闻，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就把谣言告诉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蒋之奇一见机会来了，决然地反咬一口。
事情水落石出，宋神宗还给欧阳修、吴充一身清白，把事故责任人彭思永、蒋之奇赶出中央，贬官到地方工作。
宋代因有“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制，对犯错误的官员处理上较为温和。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是贬谪，譬如蒋之奇属于贬谪降职处理，错误程度算是轻微的，严重的削职为民，剥夺政治权利。第二是编管，即编录名集进行管制，相当于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反省，适用于犯了大错误但罪不至死的政治犯，朝廷把这部分官员在编管地点统一管理，限制人身自由。什么时候能够重回朝野进入仕途，一是看反省的态度，二是祈祷皇帝赶紧驾崩，新君登基大赦天下，态度好点的估计有戏。最严重的是流放，被流放的官员并非犯了弥天大罪，而是政治集团斗争的必然结果，譬如文坛巨星苏轼晚年被流放岭南。
经过濮议之争、欧阳修事件等等，还有以前及以后的各种事件，充分暴露出了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执政通病，大致可归纳为五个特点，这五点文官通病贯穿两宋三十一九年。
宋代文官的五大为官通病：
一、讲原则，无方法
二、重面子，轻务实
三、不调查，乱议论
四、好功名，不作为
五、善诽谤，少证据
这五点是个概括性总结，里面有很多的延伸内容，需要用实际事件来解读。在接下来的改革变法中这五点通病体现得淋漓尽致。濮议之争随着宋英宗的驾崩而结束了，人走茶凉，皇帝也一样。一旦去世，人们的目光更多的会集中在新君身上。宋英宗长子赵顼于治平三年（1066年）被立为太子，次年即皇帝位，时年只有二十岁。然而赵顼是一位极有政治抱负的君主，可谓北宋除了太祖、太宗等开国精华一代之后，最有种的一位。
·种谔收复绥州，士大夫的野鸡心理·
宋神宗赵顼，原名赵仲针，宋英宗长子，出生于庆历八年（1048年），治平四年（1067年）即皇帝位，年号熙宁。大宋帝国第六代领导人，从这里开始了他一生波澜壮阔的执政生涯。
年少时宋神宗就显露出了惊人的意志和才华。这位帝国未来领导人读书学习异常刻苦，每每令王陶、韩维等老师赞许有加。大热天的，从来不用扇子，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始终保持着皇储的威严形象，正襟危坐，一丝不苟。一节课下来，宋神宗通常汗流浃背。天性好学，经常废寝忘食，他提出的问题也常常令老师们心惊肉跳，甚至根本回答不上来。
老师们讲的是儒家思想，着重强调道德修身，至于什么帝王之术，如何驾驭群臣，如何提高行政效率等等，一片空白，没什么可以讲给宋神宗听的。久而久之，在老师们眼中，年少的宋神宗有种心怀天下的抱负，他的问题经常超出儒家范围，所以也难逃“异端”的诟病。渐渐地老师们发现宋神宗喜欢看一本书，找到了他所有的“异端”的思想根源。宋神宗的治学精神，给所有人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位新领导不好惹，有学识、有魄力、甚至有手腕。他所需要的知识，全在那本书中学到了。接下来他可能要运用到实际当中。
宋神宗接班很顺利，在政权交接过程中宰相韩琦出了一把力，虽说宋神宗接班早晚的事儿，但关键时刻老韩力挺，得感谢人家一下。
治平四年正月初八，宋英宗病重于福宁殿，有出气没进气，眼瞅着人就不行了。韩琦率领百官入福宁殿听取宋英宗的遗制。现在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赶紧说，你老人家到底能不能挺到明天的太阳升起？
宋英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见此情形，宰相韩琦与宰执富弼等人一商量，召见太子吧！但凡一说召见接班人，情况不容乐观。儒家一直强调“天人感应”，韩琦等人的建议可能刺激了宋英宗，召见太子赵顼的命令刚下达，奇迹发生了：宋英宗的手动了一下，谁也不敢保证他下一秒能不能开口说话。
富弼顿时慌了神儿，眼巴巴地看着韩琦：“陛下要是活过来，咋办？还是先别召了。”
“就算活过来也是太上皇。”韩琦斩钉截铁地说，“召见太子！”
太子赵顼赶来时，宋英宗已经咽了气，在韩琦的力挺下，赵顼顺利接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