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我们的舵手一般都是艺术家或文人（比如培根、雨果、德彪西——不可能有比这些更响亮的名字了），我还是担心，也许我们正处在中国人所谓的“乱世”边缘。在这样的乱世中，或许我们的命令更适合由一名安安静静的外交官来执行，这样一个人也许更有能力在各国的冲撞中找到一条安全航道。我觉得埃兹拉太过直言，真的，而且，他也太浮夸，不大可能带领我们这一帮人安全到达未来的千禧年。
艾伦
真把人搞糊涂了，邓菲想，培根、雨果、德彪西？埃兹拉？他们谈论的当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人吗？毫无疑问，是真的。在30年代，有几位直言不讳而又“浮夸”的埃兹拉在写作呢？其中又有几位在仙女座文件夹中提到了呢？只有一位，埃兹拉·庞德。
这样，庞德就成了舵手。但，他是什么舵手呢？抹大拉修会的。但，它又是什么？还有，新耶路撒冷的事业……邓菲把信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好，发现杜勒斯每年给荣格写四五封信。大部分信件意义明了，比如，杜勒斯曾写信就妻子的“神经状况”向荣格讨主意。
但，也有些难解的地方，其中好几次提到了一个人，杜勒斯不断称其为“咱们的年轻人”。除了他的性别，除了他的年轻，几乎找不到这个人的任何信息。但有处细节却提到了他的胎记。在1936年7月9日从比亚利兹寄出的一封信中，杜勒斯写道：
……是我和咱们的年轻人在一起共度午后时光享受的最大特权。他从巴黎来度周末，走进了我们的沙滩小屋，就在那里，我看见了他胸膛上的胎记——你所说的“盾徽”，那图案跟盾徽简直毫无二致，以致克洛弗把它错当成了普通的文身，这可把咱们的年轻人乐坏了。
还有其他一些信，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显得极有先见之明。比如，在1937年7月12日的一封长信中，杜勒斯写道：
我怀疑，把耶路撒冷归还给犹太人，会比统一我们这个麻烦重重的大陆更容易些，而我们很多愿望的实现都将以后者为基础。然而，这两项任务都得完成，也一定会完成——不是在本世纪中期，就是在本世纪末。很快就会建起一个以色列——尽管有时候我怀疑，到时会有多少犹太人活下来居住在那里——也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欧洲。不要怀疑我说的意思。“统一的欧洲”我指的是，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使用同一种货币的欧洲，向同一个国王祈祷的欧洲。一个没有内部分界的大陆。
如何利用这些事件是另一个问题了，坦率地说，我担心我们的舵手投错了门（跟了他们后，罗马或柏林那边哪曾给过任何好处呢？）。
我觉得，消除欧洲内部分界的，应该是拿笔杆子的文人，而不是开着坦克的士兵。要得到圣地，并把它归还给犹太人，也是如此。但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只要这两个目的达到了，那么，朋友，不必担心，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当然，邓菲想，他说得没错儿。他们的“舵手”确实投错了门。庞德信奉墨索里尼而放弃罗斯福，就等于把球踢进了自己的球门，也给自己领导的修会帮了倒忙。
或者也未必。换一个角度，你也可这样看，不管怎样出于无心，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战却为两者都铺平了道路，以色列和共同市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者都是对之前大屠杀的反拨。
邓菲再次浏览这封信，注意到了读头遍时遗漏的一些东西。“向同一个国王祈祷……”邓菲皱皱眉。人们并不向国王祈祷。这种想法邓菲觉得确实值得细究一番，但当他看到信件中最短也最晦涩的那封信时，就忘掉了此事。信写于1937年11月22日，内容如下：
看在上帝分儿上——现在怎么办？
邓菲真愿意花大功夫来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没有荣格的回信，根本无法搞清楚。不过，从下一封信可以看出，已经发生了几件大事。
亲爱的卡尔：
你的信是个巨大的安慰。我对屈斯纳赫特的那家研究所一无所知，对他捐赠的事也毫不知情。感谢上帝！它被保存下来了！也许某一天，科学可以找到某种方法，以完成他不能完成的东西。
也许，它本来就是要由科学来完成的。在得知西班牙发生的那场灾难后，我就转而研究《秘经》，或者说转而寻求安慰。生平第一次，我懂得了那些神秘的充满宿命意味的诗行：
他的王国，来了又去，当他受到重创，他的王国会再度来临，他是最后一个，却又不是，带着徽记，孤独一人。
这许多的王国将合而为一，他会成为众国之王，拥有众多儿子，而他始终从容安详，孑然一身。
“他的王国，来了又去”指的是几千年来我们生活的这种状况。当他“受到重创”时，它一定会再度来临，这也正是我们感到高兴的原因。因为，亲爱的卡尔，这正是发生在咱们年轻人身上的事，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遭受的严重伤害。这还没完。像他胸膛上的盾徽那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伤得这么重，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后代，那他一定就是他这一脉的“最后一个”了。
但这不过是我的猜测罢了，他将是“最后一个，却又不是”这句话是一个谜，它的谜底也许将一直无人知晓，直到那一天，当“这许多的王国合而为一”的时候。
而且，这并不是唯一的谜。“他会成为众国之王，拥有众多儿子，而他始终从容安详，孑然一身”，我们又该怎样理解这个许诺呢？我只能希望，他捐赠给屈斯纳赫特那家研究所的礼物也许某一天可以解释这段话的意思。如果能够，那么将证明科学是救世主的救星——咱们的年轻人也将真正成为“最后一个，却又不是”的那个人。
当然，以这种方法阅读《秘经》，像阅读某种基督教卡巴拉秘经似的，是一种思维锻炼。不过，如果我对这几句诗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我们照顾的这位年轻人本身就代表了某个预言的实现，因此，他是实现我们所有希望的必要条件。
为此，我们必须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他的安全，直至每一丝迹象，每一个征兆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显现出来。
那时，只有到那时，不管咱们的年轻人已多么苍老，他才能成为国王。即使他的王国持续了哪怕仅仅短短的一瞬，那也不要紧。像预言的那样，他将成为“往昔”，而科学将诞生永恒之子。
邓菲摩挲摩挲头，又挠挠。什么是《秘经》？他思索着。毫无头绪。信中到处是大大小小的谜团，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读这些信，就像是在听电话一端的人说话。但有些事是清楚的。
信中还是揭示了一些事情。其他的只好靠猜测了。
亲爱的卡尔：
你在来信中你说，你已经说服庞德先生，让他明白咱们的年轻人在巴黎不太安全。我听了很高兴。我们谁也无法预料，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为慎重起见，至少应当把他换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远离任何敌对纷争。他毕竟是我们身家性命的根本，没有了他，我们也就一无所有——不再有希望，不再有目标。
正如你所说，瑞士应该很安全——不仅是对我们的戈梅勒兹而言。我们要在战后环境中完成使命，修会的资产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由于资产数量庞大，因此一定要当心，在转移出参战国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不必要的混乱，避免引起外界的注意。因此我提议，应当把资产转移的任务交给我们在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人来完成。他们知道如何进行资产清算，然后再将其通过苏黎世和瓦杜兹进行再投资（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保存资产，而不是扩张）。
1941年7月12日
这么说，邓菲想，“咱们的年轻人”是有名字的，就叫戈梅勒兹。他是谁呢？邓菲思索着，然后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没法儿知道。
不过有件事越来越清楚了，那就是，杜勒斯和荣格在他们所属的这个秘密团体里担负着越来越重大的责任。
亲爱的卡尔：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开始在伯尔尼担任要职。你提出要在舵手和我之间充当中间人，我很感激，但对我们两人来说，自由出入意大利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不过，我会接受你提出的有关赫尔·斯皮尔的秘密行动方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赫尔·斯皮尔已经是我们的人了？我很惊讶。怎么我从来不曾见过他？
除了斯皮尔，我还有几个很不错的人手，有他们在国外，我想我们会做得很好。他们肯定不会让你觉得意外。有几次我们曾谈到他们的忠诚，而且这两个人你都见过的。我指的就是万尼瓦尔·布什博士和年轻的安格尔顿。也请你把这封信当做他们两人加入修会的正式呈文吧。
1942年5月19日
邓菲靠在椅背上。如果这会儿能抽支烟，那可太舒服了。万尼瓦尔·布什和“年轻的安格尔顿”。是这样吗？他思索着。杜勒斯会认识几位安格尔顿呢？可能只有一位：詹姆斯·杰塞斯·安格尔顿。这个人在战后曾领导中情局反情报处，是个颇富传奇色彩的间谍，从以色列政治到沃伦委员会，什么事都参与过。那么在1942年，安格尔顿在哪里？担任什么角色？邓菲思考着这个问题。还只是个大学生而已，不过是个交游极广的大学生，正要进入战略情报局。
邓菲不大熟悉布什，但他记得这个人在二战期间曾负责为美国进行科学调查和武器开发。
有他们在身边是很有用，邓菲想，尤其是当你掌控着一个秘密团体的时候。但，斯皮尔是谁？阿尔伯特·斯皮尔吗？他又是……什么人呢？希特勒的建筑师，还是……军备部长？对杜勒斯这种在瑞士负责为盟军传递军事情报的人来说，他真是太有用了，但是，难道斯皮尔这样的纳粹会跟杜勒斯和荣格这类人有任何共同之处吗？尤其是，他们怎么会拥有共同的秘密？
邓菲低声自言自语着。为什么不会有呢？而且，又怎么会没有呢？显然，抹大拉修会有它自己奉行的主张，没理由认为它的主张特别倾向于美国，或者说倾向于自由主义。完全相反，掌控这个组织的人，或者说据称掌控着它的人——它的舵手，是个狂妄的亲法西斯诗人，他在意大利通过广播进行宣传，热情欢呼，称颂墨索里尼为救星。邓菲从历史课上知道了这些。那为什么斯皮尔不可以呢？也许斯皮尔比庞德还正常些。而且，邓菲越来越清楚了，这个抹大拉修会（好在这个组织有个名字）是个秘密的宗教组织。
但，是哪一类型的呢？单从名字上丝毫看不出来：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个妓女，后来成了虔诚的信徒。她以自身经历证明：即使是罪恶最为深重的人也可以获得宽恕。但这又怎样？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
也许事关重大，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肯定，这个修会确实是个宗教团体，那么它的信徒可能来自于世界各地，超越了政治界限——甚至超越了交战国之间的国界。
这些仅仅证明：如果说政治可以缔造出奇奇怪怪的同盟，那么宗教比之更甚。
他看看表。现在9点55分。还剩三个小时。那以后，如果他还算幸运，那他就能全身而退；如果不走运，可就得粉身碎骨了。
有轻轻的敲门声，迪尔特抱着一大摞档案进来了。他把档案堆到桌子上，胡乱比画着，说道：“没有丹菲的档案。”
“你是说邓菲。”
“对，是这个人。但我说了，他的档案不在。”
“为什么？”
“有人在用。”
邓菲尽量不露出太失望、太感兴趣的样子，“你知道谁在用吗？”
迪尔特点点头：“主任。”
邓菲微微一笑，随之打了个冷战。“这里太冷了。”他解释道。
“你会习惯的。”迪尔特回答。
大个子走后，邓菲又开始阅读希德洛夫的档案。杜勒斯迁往伯尔尼后，与荣格会面更加频繁，但给他写信的次数却减少了，可能是因为战事，通信会有风险吧。但即便如此，在写于1942到1944年间的寥寥几封信中，他也找到了一些极珍贵的信息。1942年，又一次，杜勒斯到屈斯纳赫特拜访过荣格后，在信中写道：
我特别感激你那位弗格莱小姐，她带着杜勒斯夫人高高兴兴地坐着船去拉珀斯维尔玩，又把她带回来，人可真好。有像她这样一位聪明能干的秘书，你真幸运。
看来，这就是她的身份了，邓菲想，很高兴又解决了一个疑问。他瞥一眼手表，10点15分。
接下来的一封根本算不上信，只是张明信片罢了，是杜勒斯1943年4月12日寄给荣格的。正面的照片上，是一座秀美的山峰，树上落满了积雪。背面上的文字说，这是位于格劳宾登州的瑞士国家公园，建于1914年，靠近意大利边境。
杜勒斯写道：
我见过咱们的年轻人了。你知道，他成天关在屋里，很不开心，对我们的计划也丝毫不感兴趣。不过他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只要伤口还可以忍受，每天都会尽量多走动走动。
这里又出现了“咱们的年轻人”，戈梅勒兹，邓菲想。
接下来一封信是战后写的。标明日期为1945年5月29日，从罗马寄出。
亲爱的卡尔：
我刚刚去过比萨的惩戒训练中心，庞德会一直关在那里，直到办好他回华盛顿的一切手续。
你可以想象，这个中心不会是什么好地方——这里关押着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士兵，谋杀、强奸、开小差、吸毒等等。看到我们的舵手呆在这种地方，我心都要碎了。
然而，情况本有可能更糟的。是安格尔顿少校安排人“抓”他的。少校明确表示不会审讯他。埃兹拉说，自他被囚禁，我是第一个对他说话的人。
即便如此，你也可以想到，他呆的那种地方也真够恐怖的了。还有那些于他不利的证据：几十场，甚至上百场电台广播，将矛头指向犹太人、银行家，以及美国的一切，却称颂墨索里尼的勇气和胸襟。
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我想，也许他会被绞死的。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共有六份公文，有长有短，不过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
如何拯救他们的舵手？美国公众强烈要求把庞德用私刑处死，杜勒斯认为，如果庞德被审判，那简直就是场灾难。因此，他们决定采用这个办法：提出以精神失常作为庞德犯罪的理由，但犯的不是叛国罪。在这方面，荣格是最宝贵的同盟。
作为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可是精神病学界的泰斗。
那么，如果荣格帮杜勒斯和“年轻的安格尔顿”发动学术界掀起一场浪潮，支持庞德在政治上犯错误是因为精神失常的说法，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否则的话，这一点很容易遭到质疑的。
看来我们是胜利了。
埃兹拉被转送到了华盛顿的联邦精神病院。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他会一直受到温弗雷德·奥弗霍尔泽大夫的照顾，他也是我们的人。我还没有去精神病院里拜访过这位大人物，但我已经得到可靠消息，说他得到一套房间，并在房间里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朝拜。
温尼向我保证说，除了不允许他在院子外面到处跑之外，不会取消他的任何特权。他的伙食有专人备办，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人多得他都开始抱怨了，说自己时间紧张，连写作时间都没了。
到了这种地步，至少还算不错吧……
1946年10月12日
两个月后，杜勒斯祝愿荣格圣诞快乐，并向他汇报了自己“和温弗雷德·奥弗霍尔泽大夫的病人之间一次饶有趣味的密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