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是你丢的东西吧。”（德语——译者注）邓菲听不懂他的话，更糟的是，他的表情一定露出听不懂的样子，因为，那人本来微笑着，这时却皱起了眉头。他正拿着一张纸，邓菲扫了一眼，认出来了，是杜勒斯的信，一定是在大厅里走时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邓菲伸手去接，男人的眼光落在纸上，困惑地皱起了眉头。紧接着像认出了什么，吃了一惊。有片刻工夫，两人同时拿着那张纸。紧接着那人松了手，后退一步，转身跑了。
邓菲往回走了几步，把信胡乱塞进口袋，转身走了，刚开始慢慢地，紧接着朝小咖啡馆跑去，克莱姆应该在那儿等着他。他边走边瞥了眼手表，不出所料，时针正指向“碎尸万段”，分针正指向“跑吧”！
她迟到了一分钟。
或者说，他早到了一分钟。不管怎样，他发现自己正站在阿尔彭街上的咖啡馆门前，左顾右盼，像一头受惊的鹿，准备随时撒腿跑过繁忙的街道。迪尔特和莱因戈尔德应该醒过来了。拾到信的家伙也会报告见到的一切。然后，就会有一队人气势汹汹，涌出档案馆，四面八方到处搜寻他。
她在哪儿？他思索着。取钱去了。
对。钱。邓菲并非第一次这么想，班霍夫大道那边的保险箱里，钱可真不少。
他那样对待克莱姆，不辞而别一连数月，即使她拿着钱走了，谁又会怪她？飞到里约去，工作两三年，然后爱上一个人，不必像他这样四处亡命。
然后，他又一次问自己，她到哪里再找个像他这么有趣的人呢？
他顺来路望过去，并非看见，而是感觉到档案馆外的人行道上一片骚乱。六七个穿黑西装的家伙，布鲁斯兄弟似的，脑袋转过来转过去四面张望着。我死定了，他想，他们随时会看到我的，啊，克莱姆，没想到你竟会这样害我！这样想着，一面两眼瞄来瞄去，想截辆小汽车。
然后他就看见了她，沿阿尔彭街驾驶着那辆租来的高尔夫过来了，嘟嘟地响着喇叭，挥着手，像一位在重大比赛开赛前几秒钟才把孩子送到赛场的妈妈似的。真不像瑞士人，邓菲心里说，十来步就跑到了她那里，猛地拉开车门，一头栽进去。
“你要开车吗？”她问。
“不，”邓菲回答，猫着腰躲在车座里，唯恐有人从仪表盘上看到他的头。
“我不介意，真的。”
“不用，就这样。”
“你要是想——”
“你他妈的开不开？”
她盯着他，很久很久，然后启动汽车。“你用不着这么骂人的。”汽车开始行驶时，她说。
“对不起，”他答道，咬咬牙“只是因为——有人要杀我。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告诉我吧。”
“人，很多人。从一栋楼里出来了——慌里慌张的。”
“哪栋楼？”
“不知道，很破了，是15号。”
“天哪！”
“你就是去那儿了吗？”
“是。”
“嗯，好像他们正在进行……消防演习。只是，全都乱套了。”
“别看他们了。”
“为什么？”
“开车就是了。”
“想不看他们都难，”她说，“到处都是他们的人。”
他感到车速慢了下来，然后他们就干等着，车不开了。“怎么啦？”
“我们得停下来。”
“我知道得停下来——但，为什么？”
“因为前面有红灯。你想让我闯过去么？”
“不！”
“好，我可不喜欢开车的时候有人在我旁边指手画脚，更不喜欢他就坐在我旁边，把头藏在工具箱里。”
浑蛋，他想，好像我们已经结婚了似的。“你就……出了城告诉我一声，行吗？”
“当然。”
汽车晃了晃，他们又开始前进。邓菲在座位上弯着身子，一言不发，直到克莱姆说，已经到乡间了。他直起身来坐好，环顾一下四周。他们正在山路上蜿蜒前行，向机场驶去。
“你买到机票了吗？”他问。
“是公务舱。花了一大笔钱哪。”
“钱呢？”
她点点头。
邓菲松了口气，伸手到她的手提包里找香烟，他知道烟就在包里。他找到一包万宝路，点燃一支，往后一坐，吐一口烟。他的脑子转个不停，从杜勒斯到荣格，再到布罗丁和他的牛。
过了一会儿，克莱姆转向他，扬起一道眉毛，说：“怎么样？”
邓菲看着她：“什么？”“你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吗？”他想了想。“我不知道，”
他说“我想找到了——不过事情太复杂，我需要理清头绪。”她怀疑地看看他，又继续开车。
科罗登机场有风险，但并没有几天前的希思罗机场风险那么大。情报局在瑞士是有影响，但却远不如在英国力量强大。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中立地位，瑞士人向来与其他国家的特种机构保持距离，当然也包括美国的机构。这就是说，事情一般都会按规矩慢慢来，所以，如果情报局想监视机场，那多半得自己来做这件事。
他们本用不着开那么快的。从楚格到机场还不到一个小时，一到机场，他们就归还了租来的汽车，几分钟就办好了登机手续。接下来的半小时，他们就坐在瑞士航空公司的候机厅里，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等着他们的飞机。邓菲随时准备着，莱因戈尔德会带着六七个傻小子出现在他身旁，但什么也没有发生。2点55分，开始登机。半小时后，他们已经在伯尔尼高原的上空翱翔，飞向马德里。邓菲从高脚杯里呷一口玛姆香槟酒。
他又一次脱离了险境。
“告诉我吧。”克莱姆说。
“什么？”
“这一切怎么回事？”
邓菲想了想。她确实有权利知道——两个人都卷进来了，她和他一样，正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但是，他确实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一点儿，”他说，“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还有几个人名。有些人我连他们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也不明白他们想干什么。”
“知道多少说多少吧。”
他回头看看。后面的座位是空的。前面只有飞行员驾驶舱。走道对面是个非洲人，身子陷在座位里听随身听。邓菲只能听到很小的声音，刚好能听出来，这是首熟悉的曲子：《西莎莉亚·艾芙拉》。
“你会觉得我疯了。”他说。
“不会。”
“你会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有点像秘密团体。”邓菲说。
克莱姆看看他，觉得他在开玩笑。“是吗？”
邓菲苦笑一下，“嗯。”
她迎着他的目光，直到看出他是认真的，“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没有，”他说，“真的没有。”
她想了一会儿，“那，是不是像共济会？”
邓菲摇摇头，“不，不像。”
“那像什么？”
他啜口香槟。“我不知道，”他说，“我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个什么社团。不过，它名字叫做抹大拉修会。而且，它很古老了。”
“有多老？”
邓菲耸耸肩，“据他们说，弗朗西斯·培根就是其中的成员。”
克莱姆嗤地一笑：“你在骗我。”
“我没骗你。”
她满脸的狐疑，“那，它就有四百年的历史了。”
邓菲摇摇头，“他们只说他是其中的成员，并没说他是创始人。还可能更古老，也许古老得多。”他向窗外望去，蔚蓝的天空，褐色的群山，积雪覆盖着，可以做瑞士的明信片。在三万五千英尺高的高空，世界真美。
地面上却是个危险的世界。
他把座位放平，往后一躺，闭上了眼睛。它太庞大了，他想。不管它是什么，都太庞大了。我们永远逃不过它的掌握。他张开眼睛，又向窗外望去，思索着。
知道再多也没用。我怎么对付它呢？去警察局？去找报界？我还是会落入它手中的。
“给你一分钱，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克莱姆提议道。
他想的是，这些家伙会杀了我们的。但说出口的却是：“你给多了。”
克莱姆举起酒杯啜一口，把杯子放到膝盖上的小盘子里。“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去特内里费呢。”她说。
“我那里有个朋友。”
又是怀疑的表情。“谁会有朋友待在特内里费呀？”她说，“那么个荒凉的地方。”
邓菲一笑：“汤米可与众不同。”
“为什么？”
“因为他和我们卷入了同样的事情。”
他们不再说话了，似乎过了很久很久。邓菲望着环绕阿尔卑斯山舒卷着的云。克莱姆翻阅着一本《我的美丽花园》。最后，她把杂志塞进前面座位背后的兜兜里。
“它是不是个宗教团体？”她问。
邓菲点点头。
“我想也是。”她说。
“为什么？”
“因为抹大拉。”她神色诡秘。“你知道吧，”她说，“我总怀疑他们之间非同寻常，你呢？”
他不明白她什么意思，问道：“谁？”
“你知道的——就是他！还有她，玛利亚·抹大拉！”
邓菲苦着脸说：“克莱姆，我觉得修女跟小孩子似的，所以……”
“怎样？”
“唉，你这样说话，接下来你就该说那些坠机事件了，飞机被闪电击中，这经常发生。”
“我是认真的，杰克！”
“克莱姆……”
“给他洗脚，就是她！”
“那又怎么样？”
“没什么。我总觉得他们之间关系不一般，仅此而已！”
邓菲摇摇头，似乎想清醒些，“我不懂。”
“杰克，我是说，她给他洗脚。而我却从来没有给你洗过脚。”
“是啊。”又一次，他们陷入了沉思。邓菲在努力回想今天上午读过的材料，克莱姆呢？谁知道她在想什么？过了片刻，他靠近她，若有所思地说道：“艾恩西德伦有尊雕像。”
“你去的地方么？在山里？”
“是的。他们有一尊雕像——好像是圣母玛丽亚，只是——她是黑的。耶稣也是黑的。我去楚格的那个地方，特别档案馆，通行证上竟然也有个黑色圣母像。不过那是全息照片。一进去大楼，第一层有个圣坛，也放着一尊黑色圣母像。”
“你把你去的地方叫做特别档案馆吗？”
“嗯。”
“太没意思了。”
“尽是些官僚。”
“不过……它是什么样子的？”她问。
邓菲想了想，“外面是莎士比亚画像，进去是亚瑟·C.克拉克的画像。”
“那里有档案吗？”
“有。”
克莱姆愤愤地叫了一声：“啊？”
“啊什么？”
“你看档案了吗？”
“看了两份。”
“还有呢？”
邓菲在座位上不舒服，扭了扭身子，“看了几封信，”他说，“还有些档案没来得及读——不过不要紧。我知道里面写的什么。”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跟档案中提到的一个人谈过话。”
“谈过话？什么时候？”
“几周前吧。他住在堪萨斯。”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当兵的时候，全部时间——二十年——都在杀牛。”
她向他扮个鬼脸。
“他尽干这种事。而且越来越奇怪，不明飞行物啦，庄稼地里的圆环啦。你从来没听说过比这更离谱的事。”
克莱姆神经质地咯咯笑了。
“但问题是，这些都不重要。”邓菲说，“真的不重要。所有这一切只是……”
“是什么？”
他想找个恰当的词语。“一点小把戏而已。”
看到她迷惑的神情，他知道，她没明白他的意思。
“只是烟幕弹，”他解释道，“做这些他们是为了制造某种效应。”
“谁干的？”
“抹大拉修会。”
“我还以为你说你谈过话的那个人——”
“在部队里。不过，那只是个幌子。”
“效应呢？”她发问了，“什么样的效应啊？”
“一种心理效应。”
“那些牛——所有这些事？”
“对。”
她想了想，“那，你说的有点像奥茨国的魔法师。”
邓菲点点头，“不错，是像他，不过是给特德·邦迪干活儿的。”
克莱姆眉头皱了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人。”
邓菲摇摇头，“开个玩笑。重要的是，你朋友西蒙是对的：希德洛夫找到了一些写给荣格的信。涉及到修会，还有，嗯，集体无意识。”
“谈到了什么呢？”
“他们想重新塑造它。”
“你什么意思啊？”
“就我说的意思。他们想重塑集体无意识。”克莱姆什么也没说，他又说，“想一想，目标可真够宏大的。”
“够了——我不愿意想，”她说“真是疯了。”
“听着疯，但并不疯。这下子解释清了很多事情。”
“比如呢？”
“人们在天上看到的一些难以理解的东西，每年有几百头牛被不知什么东西杀死，世界各地麦田里出现的几何图形，现在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不，我们并不知道，”她说，“即使你说的没错儿，我们还是不知道个中原因。我们只知道是谁干的，怎样干的。”
当然，她是对的。“不管怎么说，”邓菲继续说下去，“重要的是，正是我看的那些信导致希德洛夫被杀的。你绝对猜不到，是谁写的信。”
她的神情好像在说：告诉我吧。
“艾伦·杜勒斯。”
“噢！”她说，然后皱起眉头，“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邓菲微笑了，“他是个美国外交官，还是个间谍，在40年代，甚至更早些。”
“所以呢？”
“所以他和荣格就成了这事的主演。在他们干的事情中，其一就是成立中情局，好拿它来做幌子。”
“给什么做幌子？”
“抹大拉修会。情报局差不多算是杜勒斯一手缔造的，这对他们要干的事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因为，情报局每件事都是保密的，它就像个黑洞一样：只要进了它的轨道，一切都会消失无踪。”
“但，他们要干什么呢？”
“搞一场心理战，”邓菲说，“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小把戏。”
她想了一下，问道：“但目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呢？”
邓菲摇摇头，好像在说，谁知道呢？“我看到的信中谈到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还有欧盟。”
“那倒不坏，”克莱姆说，“这我们已经有了！”
“我知道有了。很可能这些跟他们也有很大关系。不过这不是关键。政治的东西倒是其次。”
“那什么最重要呢？”
邓菲耸耸肩，“我不知道。但这些家伙一直以来都很活跃。宗教裁判所是其中之一，还有玫瑰战争，以及很多很多，我忘了。”
“那……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邓菲说，“我当时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了。”
薄暮时分，他们到达了马德里，随后直奔“拉本塔·克马达”，一家位于苏维达广场的小旅馆。邓菲两三年前曾在这里住过，跟一个奸诈的斗牛士训练场经理人做生意。本世纪以来，这家旅馆向来是干这一危险行当的人经常光顾的地方。马诺莱特、多明圭，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马上斗牛士、斗牛迷等等，都曾在这里住过。邓菲喜欢这个地方，尤其喜欢坐在桌旁的那个人，他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你多给他点儿钱，用不着正式登记，他就会让你住进去。
办好入住手续后，邓菲和克莱姆马上出了旅馆，乘着出租车到了格兰维亚大街。这是欧洲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尽管现在外表寒酸，却依旧透着昔日的浮华，到处是爵士乐时代的剧院、乐厅，还有另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堂皇的影院。
建筑物的墙上，巨幅的手绘广告画展示着史泰龙的肌肉，贝辛杰的红唇。街道中央，一位表演艺术家静静地站着，衣服和皮肤都刷成了铝的颜色，似乎全然忘却了周围长长的车流。那个锡人，也许真的是个锡人吧，邓菲想。
不管他了。中年的卖鞋人指着邓菲的鞋，责怪他似的。吉卜赛孩子转着圈子，如一匹匹狼崽子。美丽的克莱姆睁大眼睛，好奇，而又疑心重重，两手紧拽着他的右臂，仿佛害怕周围的混乱会把他们两人分开似的。顺着大街，前面某处有块招牌，霓虹灯闪烁着几个字母：Bis。近旁，灯光照亮了一份菜单，说是供应海鲜和肉排。邓菲瞥一眼克莱姆，耸耸肩，率先走上一段楼梯，进了二楼一家饭店。室内灯光柔和，侍者身着晚礼服，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墙上装着橡木的壁板，整个地方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在马德里，现在吃晚饭还早，才刚刚10点钟。因此，他们先点了盘餐前小吃和一瓶西班牙红酒来打发时间。
他们挑选靠窗的位子坐下来，巨大的双层玻璃窗俯视着格兰维亚大街。邓菲开始原原本本把他们所处的困境讲给她听。他告诉她，杜勒斯和中情局如何保护庞德——修会的“舵手”，把他转移到圣·伊丽莎白医院；他告诉她，一个神秘的名叫戈梅勒兹的人，是如何如何重要；还有杜勒斯和荣格如何谋划着要“搅乱一锅粥”，不仅要复活旧有的原型，还要创造新的原型。她问他究竟在说什么，他告诉她西蒙讲的希德洛夫在原型领域的理论，还有罗斯韦尔的骗局。
然后他问：“具象化是什么意思？”
她拿根牙签插起一点好吃的送到嘴里，笑了。
“什么这么有趣？”
“我以前有个男朋友，是个托派。”她答道。
“是什么？”
“托洛茨基分子，很久以前了。具象化可以说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词了。”
“天哪！你以前是共产党？”
“不是。那时我才十六岁。他是共产党。”
“好了，它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具象化！”
“哦，那个呀，”她说，“就是把一个抽象的东西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比如呢？”邓菲问道。
克莱姆想了想，“哦，我不知道……时间。时间是个抽象的东西。钟表就来使它‘具象化’。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杜勒斯的一封信中，他谈起要使‘征兆具象化’。他对荣格说，他们必须采取——我在引用信中的话，可以吧？——他们必须对他们书中的‘预言和征兆采取积极的态度’。”
“什么书？”克莱姆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