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俄罗斯和班加西过渡委员会终于有了对话，还真的有些半信半疑，直到坐在过渡政府副总理厄萨维的对面，听到他亲口证实，只能够感叹：俄罗斯很狡猾。从强硬到不理不睬，然后抛出橄榄枝，一脚踏两船，很会耍外交手腕。不管怎样，没有任何损失，还两边都不得罪。
奥巴马和卡梅伦在伦敦共同会见记者。奥巴马说，不要想象会有一群超人瞬间就把问题解决，但是卡扎菲是一定要下台走人的，对他的压力只会不断增加，不会减弱。卡梅伦也强调，虽然联合国1973决议不包括要让卡扎菲下台，但是这已经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目标，国际社会的努力，就是要让利比亚人民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主。利比亚是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即便的黎波里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卡扎菲的手上，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卡扎菲时代的结束，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班加西的港口恢复交收了，从埃及过来的货柜车也开始一辆辆地进入市区。明白过渡政府希望和中国政府对话的焦急心情，毕竟在东部，不少大型项目都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如果这些公司能够在这个时候选择回来，并且重新开工，其实就是对过渡政府最大的支持。
一些外资公司开始这样做了，但没有哪个公司的项目比得上中国承接的那些那样巨大。想象一下，如果班加西市郊的楼房工地又开始变得热火朝天的话，就业，未来，太多的希望可以装载在里面。当然，这只不过是想象而已，毕竟这些中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的回归与否完全意味着中国政府的选择。但是，如果转换一种思维，既然政府不愿意直接出面，它们的回归也算是一种间接的表态。
在酒店大堂，终于看到了萨格瓦，班加西的一名心理医生。在过去两个多月，她一直在做一项调查，就是到底有多少利比亚女性遭到了强暴，卡扎菲有没有让手下把有组织的强暴当成武器。
刚到班加西的时候，很多当地人这样控诉卡扎菲，说他鼓励那些雇佣兵强奸东部城市的妇女，因为这样可以让这些家庭的男性害怕，不敢和卡扎菲作对。
这样的指控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虽然在非洲发生内乱的国家，士兵集体强奸妇女确实存在，但是在利比亚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而且经济文化水平都要比那些非洲国家高很多，很难想象会有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发生，总觉得这是反对派的夸大。当人们太痛恨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夸大或者传播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并且深信不疑。
也因为这样，当不同的当地人告诉我，卡扎菲给这些武装人员发避孕套、伟哥的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反感，很想告诉他们，如果情节过于离奇，反而会对卡扎菲有利，因为会有人选择不相信。
但是，冲入外国记者会现场的女子奥贝迪的遭遇，让我开始反问自己，是不是认为不合情理的行为就一定不存在？也看了一些的黎波里民众写的博客，女性被强奸的并不是只有奥贝迪一个人。受害者通常是住在当地的来自东部城市的女性，因为她们被视为心存二心，是不忠诚的人。还有就是那些来自周边非洲国家的外劳，当她们的主人逃避冲突离开之后，她们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我一直想做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闻，但是很难，奥贝迪人在多哈。
看到那些外国同行特地飞到多哈采访她，很是羡慕。这是一个勇敢的女性，她选择告诉大家真相，虽然她要为此付出代价。我总觉得，真正的新闻，就是这些一个又一个人的故事，他们在这种冲突中的遭遇，他们的处境。
CNN采访了萨格瓦，这才知道，原来国际刑事法庭表示，要知道卡扎菲有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强奸，很多证据正是来自她的调查。
终于在最后一天，联系上了萨格瓦，她听说我来自中国，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支持卡扎菲，我要让他们知道，卡扎菲对利比亚人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
萨格瓦的调查源自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她的一个病人的母亲从艾季达比耶打过来的。那是三月下旬，这个城市刚刚被反对派从政府军那里抢夺过来。这个母亲向她哭诉，她遭到了政府军的强暴，她不知道应该告诉谁，因为在这个国家，女性被强奸会成为家族永久的耻辱，她们可能会被抛弃，甚至可能会被亲人杀害，荣誉杀害（h·n·rkilling），为了保持家族的声誉。她找到萨格瓦，是因为她一直是这个母亲的孩子的心理医生，她们相识了很久。于是，她成为了这个母亲最信得过的人。
之后，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当然还有从的黎波里传出来的奥贝迪的事情。这让萨格瓦决定去做调查，她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女性有这样的遭遇。
她去了五六个城市，还去了埃及、突尼斯边境的难民营，发出了七万多份问卷。为了避免过于敏感，这些问卷设计成心理健康咨询，询问被访者的心情，包括是否焦虑，是否觉得孩子很吵闹等，直到最后才询问被访者，有没有遭遇过强暴，以及被谁强暴。“我收回了一万五千份问卷，二百五十个人填上了有。有的还在问卷的后面写下她们的故事。”萨格瓦把问卷反过来，好几张的后面写着长短不一的阿拉伯文。
“我不知道该怎样办，我现在觉得自己透不过气。”萨格瓦翻译成英文给我听。
“这就是她们现在的状态。她们有的人，被五六个士兵绑架，关上四五天，然后会被扔到沙漠，有的被绑架到卡车上。她们的经历，常人无法想象。”
“她们怎样确定，一定是卡扎菲的人干的？”“听口音。在我们这里，住在一个区域的人都是认识的。她们可以从口音，还有这些人对她们说的话，知道她们是卡扎菲的人。这些人里面还有很多来自非洲的雇佣兵。他们都是五六个人一组，而且他们在强暴这些妇女的时候，都戴上避孕套。”
“这些妇女，她们的家人对她们是怎样的态度？”“她们当中有的人，是被这些人当着她们的孩子，或者她们父母的面强暴的。她们的家人都不愿意谈起这些，即便承认，也要求我一定要保密。”
在回收了问卷，发现有二百五十个女性承认遭到强暴之后，萨格瓦开始用面谈的方式进行身份确认。到现在为止，她确认了一百四十多个。
“但是问题在于，她们不愿意面对媒体，也不愿意出庭作证。她们可以和我谈，但是不想被任何别的人知道。就算我去面谈，在难民营，她们总是很小心，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我们在谈什么。有的妇女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丈夫，结果被抛弃，现在很惨，生活无助。她们是受害者。战争的受害者，总是妇女和孩子，大家都会同情她们的。”
因为酒店大堂过于嘈杂，我把萨格瓦约在了楼上做访问，一个年轻的女孩跟着她一起进了电梯。
“这是我的女儿，十九岁，正在读大学。”这才发现，母女俩长得非常相似，特别是高耸的鼻子。
“楼上不能上网。”我看到她的手里拿着电脑，担心她会觉得听我们的访问很闷。
“她害怕一个人留在大堂。”萨格瓦帮她的女儿解释，“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很多时候让她不敢一个人在外面。”
“你现在面对的压力是不是很大？”过去一个月的努力，让我明白，虽然很多人把奥贝迪当成英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太多人并不是愿意公开谈论，即便这可以使人看清楚卡扎菲是一个怎样的人。
“确实，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不为这些女性做些事情，不为她们说话，那我和卡扎菲对待她们就没有两样。需要让全世界知道她们遭受了什么，卡扎菲和他的人用强奸作为武器，这是违反人性的行为。”
萨格瓦的故事，是我在班加西写的最后一条新闻。这让我觉得很幸运，因为这是我很久就想做的话题，终于在我离开前完成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萨格瓦和奥贝迪，让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开始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相信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的不相信，真相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好像把强暴作为战争武器，其实不是新鲜事情，在九十年代的前南斯拉夫战争中，塞族士兵就把强暴作为种族清洗的武器，而在苏丹，联合国也谴责过政府武装的这种行为。对于一些人来说，女性维持着家庭以及社会的稳定，摧毁她们，可以更快速地摧毁家庭、社群乃至社会。
尽管等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直到有人愿意在镜头面前讲述，才做成了这条新闻，依然还是有些担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条新闻还不够完整，因为没有被控诉方的回应，虽然加上了利比亚政府的回应，表示欢迎国际刑事法庭到利比亚进行调查，但是还是不够平衡。我和CNN的女同行讨论这个问题，她也采访了萨格瓦，她也有同样的担心。
不过，就在同一天，BBC的记者在米苏拉塔采访了两名卡扎菲的政府军士兵，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被上司强迫，强暴米苏拉塔的妇女，每一次，会得到五元第纳尔，也就是差不多三十元人民币的报酬。当然，BBC的记者也有我们同样的担心，这只是一方的讲述。还好，当所有的这些报道加在一起的时候，人们自然可以自己去进行判断。
最后一顿在班加西的午餐，很可惜，端上来的菜式居然没有保持平时的水准。也好，如果这顿饭过于完美，会留下太多的想念。
终于看到哈迈德的太太，娇小美丽。看着穿着黑色长袍，包着头巾的她，有些无法把她和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会想，其实读大学对有些女孩子来说，只不过是增加一些人生体验而已，因为最后，做家庭主妇才是最理想的归宿。
哈迈德递给我一个黑色胶袋，里面是两瓶蛋黄酱，让我转交给同事。原因一定是今天中午，他看到酷爱蛋黄酱的同事，对着桌上的蛋黄酱那种依依不舍的样子。这个牌子，在香港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而他一直觉得遗憾，在当地的超级市场找不到大包装可以带回香港。
同事拿到蛋黄酱，开心得跳了起来，他觉得不可思议：“是哈迈德给我的吗？”换成是我，也会有同样的表情，因为谁也没有和他提过要买蛋黄酱，同事也只是在饭桌上用广东话表达他的遗憾。很多事情和语言没有关系，有没有心才更重要。
在乌祖酒店的最后一晚。房间里面装上了新的空调，不过还没有接上电源，而我也没有机会来享受这个新空调了，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城市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多月，这个城市，还有城市里面的人们，每天都在让这个城市发生一些改变，身在其中，自然感觉不会那样深切，因为一点一点的改变而显得不知不觉。
离开了一个多月的同事重返班加西，他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同伴：“酒店房间是没有人打扫的，最多一个星期一次；这个城市是看不到年轻女孩的；这个地方晚上找不到东西吃，准备好每天晚上吃方便面吧……”
我和将要离开的同事实在忍不住：“他说的这些都不准确，千万不要相信他的经验。至少，年轻女孩到处都是，酒店大堂，吃饭的餐厅，晚上七点过后的迪拜大街，还有科斯塔，不仅年轻，还很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