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不问收获，但求耕耘”。春夏秋冬第十载，他们走进了果实累累的田园。如果这里的葡萄熟了10颗，那么有一颗是属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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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色彩的世界。
满山的枫叶下面，是满沟的晨雾。当太阳升高的时候，枫叶显得更红，溪水显得更绿，而晨雾散去之后，代替清亮的白色的是一条坦荡的大路。生活在五云山下的将军们，他们需要等待的东西就这样悄悄来到了。1959年9月下旬的一个上午，秦城农场的学习会上，战犯们正在听取其中一位关于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发言，“无言君子”李科长匆匆走进宿舍，笑眯眯地把一张当天的报纸送到会议主持人王耀武手里，然后高声地说：“发言暂停，先读报纸。”
王耀武的泰安话现在被同僚们当做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语言。可是情况正在变化。当他读完报纸以后，他的话又被同僚们当做全世界最难以置信的语言。100多名将军把王耀武团团围住——与其说包围，倒不如说保护，倘若他手里的一张薄纸果然承受着他们10个春夏秋冬的重托。
幸福的袭击最终打垮了这支队伍。他们轰然散去，蜂拥而出。康泽站在宿舍门口，不管是徐远举这样的好友，还是邱行湘这样的敌仇，逢人便握手。尽管他喃喃作语，一句也说不出，可是他重重握手，一握就不丢。这无疑是件很劳累的工作，他几番摇摇欲坠，最终高血压复发，当晚被送入医院急救。
宋希濂站在地坝中间，整顿着这支混乱的队伍。他的口令失去了昔日的威严，他的身体也失去了往日的稳力，虽然额头渗出了热汗，阵阵山风吹来，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就在他刚刚集合好队伍的时候，一个早在混乱的人流中脱去衬衫、毛衣以及外套的大汉打着赤膊冲出队伍，然后从山腰登上山头，在柿林里狂奔乱跑，大喊大叫：“这下子好啦，我可以和老婆儿女在一起啦！”
李科长慌忙唤过身边的文强，用手指了指柿林：“他不冷吗？你快去叫他回来穿衣服，不然会受凉的！”文强飞奔而去，边跑边笑，眼见赤膊大汉迎面而来，猛然喝道：“报纸是假的！”对方停下步来，一阵开怀大笑：“你不要骗我，我亲眼见！”
这位大汉是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在宋希濂瞪了他几眼之后，回到宿舍，宋清轩对着报纸又一次睁大了双眼。
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效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是的，这不是假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上面还有毛主席签署的名字！尽管是白纸黑字，宋清轩和包括文强在内的其他战犯，还是在自己蓝色或红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全文抄录了这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连蹦带跳的文字。
数天以后，报纸同样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十年英勇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国民党战犯们现在学习讨论的当然是特赦令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可是，他们全不顾及社论所阐述的政策的规定性，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特赦令第一条当中的“关押已满十年”这6个老5号仿宋体铅字上。由于他们把这一条规定提到判断能否获得特赦的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来，所以此时此刻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计算着从被俘之日，到特赦令下达之时的全部时间。超过10年的显然有一种自豪感，他们大声武气地交谈着关于莱芜战役、洛阳战役、临汾战役、襄阳战役、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结束时间；刚满10年的自然有一种侥幸感，他们态度温和地交换着自己在渡江战役中被俘的准确时日；不足10年的是西南战役、广西战役、海南战役的失败者，他们则有一种自卑感，他们团聚在宿舍一角，起初是愁眉苦脸、相视无言，尔后则是面对众人齐声呐喊：“就是10年满了，也不见得统统出去！”
北京城内开来的大小汽车的喇叭声，统一了先前秦城农场的全部音响，各种各样的摄影器械分散了此间文武百官的所有精力。第二天上午9时开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展开于宿舍里外、工地前后，与之配合的则是这些曾在历史的镜头下充任过清一色反面角色的国民党将军们。
摄影师的镜头正摇向范汉杰。按照战犯们的说法，范汉杰扮演着令人嫉妒的主角。这位林则徐的孙女婿，由于能够在银幕上通过自己的表演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从而比他的祖辈幸运得多。然而，范汉杰恰恰败在自己手里：他双手捧着昨日的报纸激动得浑身颤抖，两眼死死盯住文字半天念不出一句话来。于是，报纸只好从他手上拿走，镜头只好从他面前摇开……直到摄影师离开宿舍，范汉杰才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同僚们争相发问：“你怎么一高兴，连报纸都读不出来？”他淡淡地说：“我估计特赦的人员中不会有我。所以我应该让贤，让名单上有的读。”范汉杰的幽默感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们的思路不仅绕回了原来的草地，而且还陷入了现在的沼泽：彼此不再自信，相互多有猜疑。既然范汉杰有了镜头都在摇头，那么谁又敢拍着胸膛不顾脸膛？于是国民党战犯们此间的全部内心综合着全部学问，最终变作“人人都有份，个个都无准”的被他们称作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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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农场并没有平静下来。
具有职业性敏感的徐远举，不仅通过镜头摇动的次数判断了特赦的人数，而且结合“主角”的条件总结了特赦的条件。事情的起缘自然来自他个人的发现——虽然他鼓起巨眼对准了镜头，可是镜头从来没有对准他的巨眼，于是天性暴躁的徐远举重新开始了大庭广众之中的呐喊：“我流汗水、写材料，哪一件落人后头？到今天配角轮不上，连跑龙套的都不是……”同属军统高干却具有职业性冷静的文强一把拉住徐远举，引他去墙角好言开导：“共产党明明公布的是特赦，而不是大赦，更何况又在反右斗争结束不久，采取谨慎的措施是可以想见的。至于我们嘛，有一句俚俗之言叫做‘将军额上能行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徐远举红着眼丝说：“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有些不服气是真的。好吧，我听你的，牢骚就暂时发到这里为止。”
事情未得到更好的结论之前，战犯们的内心就是这样乍暖乍寒。恢复先前的平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战犯管理处能够做到的则是突然命令将军们整队出发参观。
他们离开共产党的秦城农场，来到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尽管他们的心境一时适应不了定陵的环境，但是一个小时的行车竟走完了500年的路程，单凭这一点，他们的心理亦很快地承受着另外的负担——几百年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有一个叫做朱元璋的乞丐，先当小和尚，后当大将军，结果平定群雄，开创帝业。殊不料明王朝到了万历年代早已腐朽不堪，日趋灭亡，最终留下了这座记录着封建王朝全部罪恶的陵墓。历史就这样裸露在人们面前：倘若阴森的殿堂里站着翻身的劳动人民，他们一定会想到共产党的胜利而百倍珍惜幸福的时光，眼下辉煌的宫室中站着旧时的帝王将相，他们会不会想到国民党的失败而百般追溯痛苦的岁月？也许恰恰是他们的全部经历无声地解说着历代的灭亡、当代的兴起，所以他们看见木俑就会嘲笑殉葬品的命运，看见棺棂就会建立幸存者的希望。
当国民党将军们登上东长安街的观礼台（临时修在天安门斜对面国家公安部的灰色围墙内）与首都人民共同欢庆新中国诞生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完全脱离了参观的性质。他们置身于金光闪耀的大海之中，望着人类的洪流滚滚东去；他们倾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悟了雄壮、深邃的旋律。直到这时礼炮长鸣，军乐高奏，12架战斗机从天安门上空掠过，彭德怀元帅军容威严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向三军敬礼——国民党将军们才恢复了军人的气质，在没有任何口令的指挥下，他们在观礼台上起立、立正、向前看齐，看着彭德怀的背影，直到在玫瑰色的地平线上消失……秦城农场的100多位将军，横跨着历史和现实，携带着悲哀与欢乐，现在又回到了功德林。虽然因为管理处没有通知带回行李而引起他们的种种怀疑，但是一种愈加强烈的欲望、一种愈加急迫的等待，促成了功德林200多位将军统一的平静的心理，从而产生了由宋希濂起草、由邱行湘缮写的功德林全体国民党战犯呈献给共产党领袖的第三封感恩信。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的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功德林的平静维持到这一天：管理员通知了20多位战犯去大礼堂打扫卫生。擦窗、扫地只用了半个小时，可是这件事立刻成为8条胡同整整一天的议论的中心。直到第二天清晨，廖耀湘还对邱行湘说：“真不知道怎么搞的，人睡不着，连小便也多起来。我一夜起床六七次。其他人，来来往往，同我差不多。连你这个从不起夜的人，我也晓得出了两次门。特赦，特赦，关系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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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59年12月4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的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在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功德林大礼堂里隆重举行。
会场的布置显然带有喜庆的色彩，高悬在礼堂上方的横幅是用富有光泽的大红绸做的。只有剪贴在上面的白色的仿宋体字表露着这个会场气氛的严肃。主席台正中，坐着面容端正的首席法官；台前两侧，分坐着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的衣着整齐的高级干部。
来自8条胡同的200多名国民党战犯排成两路纵队，步调混乱地走进往日出出进进看电影的地方。尽管他们完全明白今天为什么要通知换上新衣服，可是直到走进了功德林大礼堂才完全相信这里即将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蹑手蹑脚地依次在条凳上坐下来，然后前倾着身体观察主席台上的动静。郑庭笈和杨伯涛突然睁大了眼睛，因为他们分别看见了坐在台侧的女儿和儿子。除此而外的战犯们突然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因为他们看见了坐在台上的姚处长。说来奇怪，与国民党战犯朝夕相处长达10年之久的这位共产党干部，倘若在平时，几乎每一位战犯见着他都总要迎上前去说几句话、谈几句心，然后目送他走出房门，走出胡同。可是在今日的会场上，在众多的陌生人当中，凝固的气氛像一座玻璃的大山隔断了他们和他的关联，甚至不敢对着如此熟悉的身影偷偷地看上一眼……法官终于唱名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法官这时换了一口气。“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泉……”法官这时又换了一口气。
“以上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一阵爆炸性的沉默之后，全场骚动。
将军们的外部情态发生着判然两别的变化：先前闭上眼睛的现在睁开眼睛，先前睁开眼睛的现在闭上眼睛；先前垂着脑袋的现在抬起头来，先前抬起头的现在垂着脑袋……邱行湘的眼睛随着他抬起头来而突然睁开，他像被什么刺伤了神经，耳朵嗡嗡作响，大脑含混不清。起初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尔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的思维既从这里停止又从这里开始。他奇怪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直到一个人的全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才能显示出它那美妙的音韵和它那神奇的含义——他把“邱”与“秋”完全等同起来，只觉得人生耕耘50载，直到今日他才走进了收获的时节。邱行湘开镰之前，想起了与收获紧紧相连的土地——他没有注视脚下，他把他的用作报答知遇之恩的全部热情通过他的目光传递送到台上。
姚处长站起身来，他招呼获赦人员走到台前。
200多名国民党战犯中的10位离开先前的座位，走出先前的队伍，按照唱名的顺序依次在大礼堂第一排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