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用微笑赞许科西莫，因为他们知道这笔征款将用于佛罗伦萨的行政与市政建设。科西莫自己也奉献出1000万美元，用于从事公共事务和私人慈善，这相当于他后来留给家人遗产数目的两倍。他坚持不懈地工作到75岁，精心安排自己的财产和国家的事务。英王爱德华四世向他大量借款，科西莫不计以往爱德华三世的背信，慨然应允，英王便以钱币和政治的支持报答他。博洛尼亚主教托马索，因基金耗竭向他求助，科西莫慨然应允。托马索日后即位为教皇尼古拉五世，科西莫便得到所有教会财产的管理权。
为了避免多种活动纠缠不清，科西莫每天起得很早，然后到办公室工作，与现代美国的百万富翁不相上下。回到家时便修剪树木，照顾藤草。他衣着简单，饮食节制，而且过着安静、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应邀到他家做客的人意外地发现，他私人饮食的朴实，和招待外国使节以示礼仪的盛宴，真有天壤之别。他极富人情味，温和、体谅、沉默寡言，却以机智闻名。他对穷人很慷慨，常替贫苦的朋友缴税，以无名氏身份隐藏他的慈悲和权力。
他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和平组织。他在一连串毁灭性的冲突中得到权力，深感实际或酝酿中的战争都会阻碍贸易的进行。米兰的弗朗西斯卡濒临崩溃，威尼斯扬言要并吞这个公国，并完全控制北意大利直达佛罗伦萨门口。科西莫送钱给弗朗西斯卡，巩固了自己在米兰的地位，阻止了威尼斯的入侵。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组织联盟对抗佛罗伦萨，科西莫收回两地人民的贷款，使政府被迫谈和。后来，米兰和佛罗伦萨联合对抗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双方势力太平衡了，没有一方敢轻启战端，这种平衡政策由科西莫首创。
科西莫对于文学、学术、哲学、艺术的关心不下于财富和权力，这是意大利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他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品格的人。他精通拉丁文，略通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他兴趣广泛，能够同时欣赏各种艺术。他花费大部分财产收集古典教本，所以，他卖出商品后返航的船上，最昂贵的物品，往往是希腊或亚历山大城运来的书稿。
尼科利因为买古典书籍而破产，科西莫便为他在美第奇银行开了一个无限制的户头，这项支持直到尼科利离世为止。接着，科西莫又雇了45个抄写员，帮助尼科利誊写那些无法买到的书稿。这些“珍贵的小东西”，后来都被科西莫存放在修道院、寺院或自己的图书馆中，供他人阅读。尼科利去世的时候，留下800本书稿，价值美金15万。佛罗伦萨的一位史学家曾以爱国者的夸张语气说道：
希腊文学没有完全被遗忘，没有造成人类的一大损失，拉丁文学能复苏为人们的一大福利——整个意大利、而且是整个的世界都要完全感谢美第奇家族的高度智慧和友善。
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也是一位有着良好教养的统治者，他有很敏锐的艺术美感，诗歌是他最大的爱好，他的文章也可以与当时最好的文人相媲美。他还以自己出众的鉴赏能力支持艺术的发展，并为欧洲的艺术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在所有的专制君主中，他是最温和的，也是最优秀的。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国王曾说：“他的一生，对于自己的光荣而言是够长了，但对于意大利却太短暂。”1492年，洛伦佐去世之后，佛罗伦萨走向衰亡，意大利也不再拥有和平。
意大利的城市
中世纪意大利的经济特点，是其北部的城市一直比较发达，中古早期即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出现，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
威尼斯位居意大利半岛东部的亚得里亚海岸。13～15世纪，威尼斯已是国际大都市，造船业、丝织业发达，工商业居民有20万人。威尼斯铸造的金币杜卡特是欧洲通用的货币，其年收入达100万杜卡特，相当于全法国的年收入，超过英国、西班牙和教廷。
威尼斯的海上竞争者只有热那亚。热那亚位于意大利半岛西部，在1261年帮助拜占庭复国后，取得贸易特权，控制了东地中海的商业。1282年它打败了邻城比萨，1298年、1354年、1379年又多次打败威尼斯舰队。但1380年热那亚最终败于威尼斯舰队，从此衰落。1396年它承认了法国的宗主权。
佛罗伦萨是欧洲的金融中心，它的毛纺织业也非常发达。尽管有弗兰德尔的竞争，但由于它有东方的染料，加之其毛纺织业行会的秘诀，佛罗伦萨可制造出一种深红色的呢绒，而在欧洲畅销。
意大利城市大多为共和国政体，由市议会掌握政权，控制市议会的是大商人、银行家等贵族集团。它们一般又分成皇帝党和教皇党，互相争夺。其中不乏冒险家（银行家、雇佣兵队长）有时又夺得政权，形成独裁统治。15世纪佛罗伦萨政权就由美第奇家族控制达60多年，不过，这一家族又是文艺复兴的积极赞助者。
权谋大师马基雅维利
马克思曾经用极为赞赏的语气提到三个意大利人，一个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英勇旗手但丁，一个是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杰出领袖加里波第，另一个就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卓越代表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他从事了多年的外交工作。后来专事著述，其中《君主论》《战争的艺术》和《佛罗伦萨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了这样一种国家模式：政治应独立于精神生活并区别于道德；君主政权的职责在于强化国家；宗教信仰不是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应成为一种道德标准。因此，恩格斯曾称赞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但也有人称他是“凶残的马基雅维利”、“罪恶的导师”。
马基雅维利1469年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祖辈曾是佛罗伦萨富有的世家大族，但到他父亲贝纳多时，家业已经衰败，除四壁图书外，几乎一无所有。他的父亲原是一名律师，后因无力偿还债务被解除了公职。由于家境的清贫，马基雅维利童年没有机会就读于一流的希腊文学校，而只能向不出名的教师学习拉丁文。但他是个早慧的孩子，主要靠刻苦自学来丰富自己的学识，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在他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曾颇为高兴地说：“马基雅维利正在用拉丁语写他自己的文章。”
马基雅维利的家乡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早在14世纪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后来又发展为文化艺术繁荣和人文主义者汇集的中心。自1494年，佛罗伦萨爆发了反对美第奇家族统治的人民起义，恢复了13世纪末叶建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第一大法官阿德利安尼的推荐下，1498年，马基雅维利出任共和国的第三大法官兼国务秘书，具体负责外交和国防工作。所以，他多次被派遣到友邦国执行重要的外交使命。
长期的国务活动，使马基雅维利经受了政治与外交斗争的锻炼，开阔了视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500年，马基雅维利奉命出使法国，同路易十二会谈后，更加感到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处在毁灭的边缘，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随时准备克服危险与困难，于是撰写了《在前往瓦尔迪基雅那与起义者谈判的路上》一文，表达他对共和国的关注。
此后十余年的外交活动中，马基雅维利深切感到，要使意大利强大，就必须消除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统一，共同驱逐外国侵略者。然而，他毕竟无力回天。1511年10月4日，尤里乌斯二世同西班牙和罗马教廷缔结了“神圣同盟”，联合对抗法国，从而完全改变了意大利及佛罗伦萨的面貌。
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军队的协助下，大举进攻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训练的国民军遭到惨败，共和国的行政长官索德里尼逃亡，独立了18年的佛罗伦萨又重新落入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之中。马基雅维利被判禁止在佛罗伦萨自由活动一年和交付巨额保证金，不久又遭诬陷被逮捕入狱，经受严刑拷打。马基雅维利曾回忆说，命运之神那巨大而坚定的恶意突然并且凶残地击倒了他。从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基本结束。
1513年，马基雅维利因遇大赦被释放以后，原想通过以前的同事把自己推荐给新当局，结果未能如愿。他痛感政治上的失意与孤独，于是开始系统地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十余年的外交实践，探求救国治国的各种方略，专心于著述。他在一封信中流露说自己“住在一间简陋的住宅里，靠着一笔很小的遗产，穷困潦倒地生活”，每到夜晚便潜心于研究，阅读历史古籍，“进入古代人的古老宫殿”，“与他们交谈，询问他们的各种活动的原因”。
在以后的14年中，他在政治上虽失意，在学术上却收获甚丰，其中《君主论》一书确立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的地位。他通过历史与现实中的许多实例，形象具体地说明了一个君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和才能，应该怎样治理和巩固自己的国家。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甚至可以背信弃义，不择手段。他说：“我们时代的经验证明，正是那忽视诺言，善于诡计惑人，而最后战胜了那些专讲信义的人的君主，才能创下丰功伟绩。”他认为贤明的君主必须学会随机应变，以便遵循时代潮流和变幻无常的命运所指示的方向，既不背离善良，又要善于走恶毒的道路，要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如有必要，君主甚至可以丢弃灵魂，背叛自己的信仰。总而言之：不择手段。狮子的爪，狐狸的脑。这便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的两个方面。
在《君主论》中，他还认为财产关系是政治的基础，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道德看作是人类积极活动的桎梏。他宣称，强力是法权的基础，因此应抛开道德来谈政治，他的这种观点是当时对抗社会关系的反映。他面对现实，摆脱了神学的束缚，纯粹用人的语言论述历史和政治，公开宣称政治的核心不是人们应该如何行动，而是如何真正付诸行动；不是谁应该掌权，而是人们如何实际获得权力。
他留给后世的印象也许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甚至，在辞典中，“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释义也是“欺骗”以及“无赖”。但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地摆脱了传统道德与宗教的束缚，面对现实，反映了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渴望国家统一强大的愿望与要求。
为了讨好美第奇家族，马基雅维利写完《君主论》后，又想通过老同事韦多利献给洛伦佐·美第奇，以期回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为国家尽力。然而，现实又一次使他失望了。从此，马基雅维利完全沉浸在文人生活中。1519年至1520年他又写了《战争的艺术》一书。书中详细分析了历史上的著名战役，研究了当时西欧各国的军备情况与战术原则，并结合自己的军事实践，对许多战略战术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马基雅维利认为，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都是完备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而且精良的军队甚至比完备的法律更重要。由于他在军事学上具有一定成就，所以恩格斯称赞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
1527年5月，佛罗伦萨共和国重新成立，马基雅维利满怀喜悦回到那里，希望得到任用。但人们嫌他和美第奇家族有过瓜葛，拒绝了他的要求，受此打击，他深感失望，忧郁成疾，于6月22日病逝，遗体被安葬在佛罗伦萨桑塔·卡罗奇教堂内。马基雅维利的许多思想在当时并未产生他所预想的作用，直到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才为人们所领悟，并进一步发挥而形成后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西方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东方有李宗吾的《厚黑学》，他们都想说，搞政治就不要迷信道德说教那一套。他们把人性看得非常清楚，特别是看透人性丑恶的一面。
现在也有人把马基雅维利看成是现代性的开创者和批判者，他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让人联想到尼采，认为尼采身上有其影子。当然，你也可以联想到中国先秦时代的法家。法家对权谋术、帝王术也有精彩的论述，比马基雅维利早了一千多年。总之，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耐人寻味的，每个人会品出不同的味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