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天见到的诗歌史上最早的完整的六言诗，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孔融同时代但比他晚二十多年的曹丕，也写有六言诗，如《令诗》和《黎阳作诗》（“奉辞讨罪遐征”）。此后，六言诗时有诗人创作，零星出现。如南北朝集大成的诗人庾信有《怨歌行》：
家住金陵县前，
嫁得长安少年。
回头望乡泪落，
不知何处天边。
胡尘几日应尽？
汉月何时更圆？
为君能歌此曲，
不觉心随断弦。
这是极为成熟的著名六言作品。即使到了诗体句式已经定型为五言、七言的唐代以及以后各个朝代，六言诗创作也不绝如缕。如盛唐王维的《田园乐之六》：
桃红复合宿雨，
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未归，
莺啼山客犹眠。
到了北宋，王安石写下了“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题西太一宫壁》)这样的六言诗，南宋陆游有《感事六言》，其中有最能体现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的诗句：“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成丹”。到了现代，******写出了气势恢弘、大声镗鞳的六言诗《赠彭德怀》：
山高林密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跃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六言诗领域里奏出的最强音。
五言诗之后诗体变迁的主流方向是七言诗。自《诗经》《离骚》中的七言诗句之后，汉代的楚声歌在句式上已是完整的七言诗，只不过句中带有典型的楚风虚词“兮”字，如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和刘彻的《秋风辞》等等。到汉武帝时，出现了一首很特别的诗——《柏梁台诗》。据《东方朔别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于是联句而成《柏梁台诗》。全诗共二十六句，句句不带“兮”字，已是标准的七言句式。但顾炎武根据《史记》《汉书》的纪传年表，辨此诗的年代、官人皆相抵牾，定为后世依托之作。东汉时，与班固、傅毅同时的崔骃，写有一首七言诗：
鸾鸟高翔时来仪，
应制归德合望规，
啄食楝食饮华池。
全诗只有三句，虽无楚辞遗迹，但又欠完整。到了东汉中后期，张衡写出《四愁诗》（“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仍然在四章的每章首句夹有“兮”字。直到建安末期的公元220年前后，曹丕写出了中国诗史上最早、最成熟的完整七言诗《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
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
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一首创作于一千八百年前的文人乐府七言诗，今天读起来仍明白如话，而它又具有“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的艺术感染力（王夫之《姜斋诗话》），它音调和婉，“开千古妙境”（胡应麟《诗薮》），实在难得。《燕歌行》使七言诗从此登上诗坛，并占据重要地位。到了唐代，七言诗后来居上，成为格律诗的两种基本诗体之一。
五
历时三百八十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历史发生大转折的时期，又是一个思想发生大变化的时期。文学思想在这一时期显现出不同于此前也不同于此后的独有而鲜明的特征。
公元196年，充满征伐动荡的建安时代开始。中国进入新一轮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转折期。曹操经过南征北讨，力挫群雄，最终成为黄河流域和中原大地的霸主。汉献帝建安时期的二十五年间，曹操是全国范围内真正的发号施令者。至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立魏国，献帝退位，汉朝终结，继而刘备帝蜀、孙权帝吴，鼎足而三的历史局面形成。到公元265年，魏亡，西晋建立，这同样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北方五个少数民族战乱不已，史称“五胡乱华”。西晋五十年后又亡，东晋渡江而立。中原大地经历了少数民族政权频繁更迭的“五胡十六国”的大动荡。南朝继东晋之后，也是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你争我夺，继相更迭。至公元589年隋朝统一，这一分化、割据的时代才告结束。
这个大转变的历史时代，对思想文化、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对于诗歌而言，最突出的特征是逐步淡化了它与政治及教化的关系。
自周秦两汉以来，我国的思想传统中形成了两个基本元素——儒家与道家。儒家对于文学诗歌的态度是将其纳入政治教化的轨道，使之承担起工具性的使命。这样的态度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体现得非常鲜明，他有一段极其经典的话语：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论语·阳货》
毫无疑问，这段话强调了对诗歌的事功性要求。汉儒《诗大序》出现之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思想更为明确，对诗歌工具性的要求更为强烈。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不同，他们对于文学诗歌的态度和影响是让其回归于人的自身，让诗歌回归人的心灵。以老庄学说为核心的玄学，在魏晋时得以创立，成为最具系统性和影响力的哲学体系。李泽厚、德里达等中外学者近年来提出“中国有思想无哲学”的观点，理由是中国“哲学”总是与现实伦常政治联系紧密，没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那样的纯思辨性。但笔者认为，玄学抽象思辨程度在我国古代各种思想学说中是最高的，而它与伦常政治的联系却是最弱的，因此它与哲学一词（philosophy）的含义至少是最接近的。（李泽厚观点可参见其《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及《论语今读》，前者为三联书店2003年版，后者为三联书店2004年版。）玄学看重人的认知能力、心灵自由和精神境界。文章是人情性的风标，是人精神上的律吕。玄学第一次打开了作家的灵魂之锁，使诗歌成为心灵的倾诉和情感的宣泄。魏晋时期的文学汇成蓬勃的运动，可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序》），在创作上出现了曹操、曹植、王粲、刘祯、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大诗人，在理论上也涌现出曹丕、陆机、钟嵘、刘勰、萧纲、萧绎、萧统那样的大理论家（其中尤以刘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最为夺目）。这些大诗人、大理论家为后世留下了永不泯灭的心声，为文学储备了取之不尽的宝藏，找一找时代原因，我们会看到思想大变化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
从建安开始，诗歌创作的鲜明特征就是摆脱“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影响，完全用于抒一己之情怀，正如刘勰所言：“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人完全把“以诗抒情”作为内心生活的需要。即使像曹操这样的大政治家，在其诗中也找不到“教化说”的痕迹，读“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这样的诗句，让人感受到的是曹操政治家情怀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出于教化的写作动机。这样的诗句，与王粲“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抒发的感情并无二致，他们都沉浸在那种强烈的、带着时代深深印记的悲凉慷慨情思之中，“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正是这种情思不得不发的证明。
两晋玄风的劲吹，使诗歌离政治教化的距离更远。此时的诗人，从父辈的军旅情怀之中摆脱出来，进入谈座。此时的诗，从抒发强烈的情思，转入冷静的哲理思索，谈座的潇洒风流代替了马上的慷慨悲歌。从慷慨到安详，从激动到沉思，唯一没变的是“诗为心声”。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些真实抒发人生遭际心灵感受的种种体验，自然流露作者高洁情怀的作品，往往成了熏陶和铸就民族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文化瑰宝；而那些标榜政教的作品，却常常味同嚼蜡，甚或充满思想糟粕，失去教化作用。正是抒发个人情怀之作，达成了教化目的，客观上实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到了南朝，诗歌的抒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形式美的表现，从对偶、用典、辞采的讲究，到永明声律的发现，形式美的有意追求达到了高峰。这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大转变，它的意义在于自觉地张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质，文学已完全醉心于自身，属意于形式的美的追求。由抒情而玄思，由玄思而到抒情与形式美的探求并重，诗与文学的发展处处反映着个人情性抒发的本然之义，由玄学思潮发展起来的重内心、重个性、重气质的思想，渗透到诗歌创作之中，由此形成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以降，文士发现了自己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并且用诗歌创作来表现这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产物。诗，不仅仅是作家用文字符号写下的“语言的文本”，也是他们生命之泉流淌出的“心灵的文本”，诗人的精神产品，是他们心灵的阳光在文本中的照射和辉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文学的抒情特质，重文体的表达功能，重视文辞的美学特点，重视表现技巧的丰富完善。“绮縠纷披，宫徴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把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辞采及声律的美都概括进来了，这是“文学自觉”的全面性的成就。尤其是永明之际，对诗歌语言的美有了飞跃性的认识，几乎把汉语的内在美都发掘了出来：如何运用汉语声调的清浊抑扬，构成诗文中错综和谐的声韵，使之富于乐感；如何运用对偶，使单音节的汉语具有连贯而又错落的节奏感；如何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使之或者华艳或者雅正；如何组织运用语言，使之含有言外之意。
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的总趋势是朝着重诗歌的艺术特质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重抒情，重形式美的探求，重表现手段和表现方法。从东汉开始，这种变化已经出现迹象，扬（雄）、张（衡）、崔（骃）、蔡（邕）等人，清辞丽句，时发乎篇。汉末强烈抒情的诗——《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为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吹响了前奏曲。至于建安，“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建安诗人追求浓烈感情和风骨，也追求与风情融合无间的华美文辞。到了晋代，“潘（岳）、陆（机）特秀……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开始了对“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南朝伊始，山水方滋，诗歌创作“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这时的诗人对山水的美产生了如醉如痴的向往，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崇高潇散明秀、高雅脱俗之美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更加深入、全面地探求诗的形式美，有意识地讲求对仗，讲求修辞技巧，讲求用事用典，并注意到诗的声律问题。到了永明时代，诗歌变迁最显著的标志是声律说的出现。《南史·陆厥传》指出：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章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徴不同，不可增减。
由此可见当时讲求声律的情形。前面已经述及，魏晋以降，诗向着美的方向发展，浓烈的抒情，词采的修饰，骈丽与用典，均已齐备。进一步的变迁与发展，必然要落到声律之美上来。永明年代以沈约为领袖的诗人群体，完成了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这一最后阶段的使命。对此，他有一段颇含自豪感的话语：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节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宋书·谢灵运传论》
从文学思想上看，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包含了抒情、风骨、辞采、骈丽、事典、声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从诗歌题材上看，唐诗中的各个题材种类，此时诗歌中均已涵盖；从诗人主体上看，他们的文学自觉意识，他们的文学与非文学（“文”与“笔”）意识都已完全具备，他们对诗的艺术美的追求也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经过这个时期的孕育，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唐诗的出现，已为期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