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异为人谦虚退让，有功又不自夸自大，当与其他将领相逢时，都主动给别人让路，言谈举止皆有礼有节。每逢将领们论功的时候，他都独自倚靠在大树下面，不去与人争功，将士们都称他为“大树将军”。光武帝率军攻破邯郸城，调兵遣将，将士们都说愿意跟随冯将军，于是，光武帝便分给冯异更多的军士。
正是因为冯异能够与世无争，谦退自持，把功劳都让给属下，士卒们也愿意跟随他。冯异不仅得到了光武帝刘秀的赞许，精兵强将也都愿追随作战，形成了良性循环。正是冯异的谦和礼让，使他成为名将的代表。唐之名将李勣亦是如此，他一生胜战无数，然所得赏物，皆分赐部下，每有战功，常推功于别人。
“不骄”，要求将领在工作和生活中，谦和平淡。曾国藩认为要达到此种境界，在于胸怀广大，心性平淡。《曾胡治兵录·尚志》中说：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这里所说的“平”，是指以平和、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事物和处理人际关系，即“人我之际，须看得平”，不要以尊卑之心看待人际关系，即使是领导与部属、父母与子女、师长与弟子间也是如此，虽然道义名分上有上下之分，但就人格而言，则无贵贱之别。
“淡”，指的是淡泊，就是不要把金钱、权力看得太重。军队战胜时论功行赏，企业年终评优分红，作为主官、主管，尤其要看得开，要利用这个机会，为明年更好地开展工作打下基础，而不是借此中饱私囊。
相对战场上的生死存亡，钱财不过身外之物。可惜承平日久，有些将领、官员、管理者便习惯了商业法则，产生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心理，认为只要待遇好，招来的就都是精英，只要津贴高，军队留下的就都是精兵强将。要是这样，当年条件艰苦的延安，怎能成为有志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建国之初，无数科学家放弃海外富足生活，回国奉献毕生。真正的精英，是不重物质享受的，他们不会将待遇和报酬看得比事业还重要，在他们心中，能实现个人价值，能有一个平台，能做成一番事业，要比单纯的物质享受更有吸引力。因此，想要吸引有才有德者为己服务，就要理解、尊重、成就有志气的人，给他们施展抱负的机会。
曾国藩要求将帅自己先要“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将帅若能胸怀广大，情志高尚，就会感染身边的工作人员，获得他们的敬重、拥护、支持和帮助。
《司马法·天子之义》认为不骄不躁、不伐不争之人，最值得器重：
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此贵不伐之士也。
“上”指的是居上位的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领导；“伐”，意为“夸伐”，自我感觉良好，经常自我表扬。“不伐之士”就是不自吹自擂、不自高自大的人。
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领导们看重与欣赏的是那些不汲汲于名利的人。因为他们无争无求，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这种踏实耐劳的骆驼精神，使得他们能够了解实情，能够认真思考如何使军队、国家各得其宜。
战争时期，谁都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有时用人选将不得不打破常规。诸葛亮明知魏延要反，还是要用，为的是蜀国的实力；曹操明知徐庶不为己用，仍要想尽心思挖过来，为的是削弱对手的实力。在你死我活的拼杀中，增加自己的砝码，削弱对手的实力，延揽天下的豪杰，便能成就大事业。但在和平时期，缺乏锻炼将才的机会，也缺少衡量优劣的机制，不吹不擂的人不为人所知，这便助长了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之风在军队的盛行，而低调内敛、官兵一体、实事求是的作风日渐削弱，志士叹不遇的逆向淘汰，更助长了空虚浮夸。官场风气往往积弊难返，历朝历代至于此等境地，即便有帝王、将相强行振作，亦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只能空怀抱负，而无力回天。
选拔将领，一定要充分意识到看似太完美的人，完美很可能是掩饰出来的。不知其长，不能用其攻；不知其短，不能用其守，必须要对他们的品性有着根本的了解，才能大胆使用，放心使用。
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忠义”都是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是衡量人品格高低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在识人任将中，“忠义”有着更为具体的要求。
对于将领的忠义，诸葛亮堪为典型：
诸葛武侯之辅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食少事烦，流汗终日，尝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是以崛强汉中，三分鼎足。
（《草庐经略·忠义》）
诸葛亮一生竭胆尽忠，南下征服叛乱，七擒七纵以真心降服孟获；北上讨伐曹魏，六出祁山，以忠心辅弼刘汉。朝中军中，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其所著《出师表》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一手经营下，才奠定了蜀汉立足汉中、三分天下的格局。
郭子仪也向以其忠义报国而为人称道：
郭汾阳之复兴唐祚也，栉风沐雨，先复二京，单骑讲好，身为虏饵。鱼朝恩等谗间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此两者，皆仗忠义以立功者也。
（《草庐经略·忠义》）
老将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为李唐王朝尽忠职守，半百之年仍不辞辛劳，厉兵秣马。光复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时，还曾单枪匹马入城与叛军谈判。尽管朝中有鱼朝恩这样的奸佞之徒向李隆基诋毁进谗，然而圣旨传召时，郭子仪却还是当即觐见。诸葛亮、郭子仪都是因为秉持忠义之心，最终才赢得千古美名。
传统文化中对“忠”有着很高的要求。当然，“忠”有很多层面，大到国家社稷，中到工作事业，小到家庭朋友，都讲求“忠诚”、“忠心”。
选拔人才的时候，其是否能够忠于本职工作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唯有忠义之人，才能刚正不阿，以大局为重。曾国藩说：
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至败乃公事。
（《曾胡治兵语录·将材》）
将领应该军纪严明，遇事果断决绝，用浩然正气来做事，用赤诚之心来对待自己的事业，做到刚正不阿，朴实无华，既勇敢善战又懂得是非道义。关羽在三国众将中，最受后世尊崇和爱戴，被视为忠义的化身，乃至于佛教、道教都将其列入神祇。究其原因，在于关羽一生秉持忠义，将这一品德践行得无可挑剔。
忠义之人有追求，有坚持，刚强不可凌。《将苑·将强》中说：
将有五强八恶。高节可以厉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此将之五强也。
这里说的“强”，不是武力上的争强斗狠，而是德行上的足够强大。这五种优秀品质，不仅能成就个人，还可以改变一个单位的风气。
高节厉俗，通过选用那些品德高尚、严于操守的人，可以改变单位中恶俗的风气；
孝弟扬名，通过选用那些孝敬长辈、关爱兄弟的人，可以弘扬正气、稳定团结，营造和谐局面；
信义交友，通过选用那些诚实守信、恪守道义的人，可以使单位上下互助互信、和睦融融；
沈虑容众，“沈”，通“沉”，有深入、成熟之意。通过选用那些想问题缜密周到、深刻成熟的人，可以保证单位的计划、措施科学合理；
力行建功，通过选用那些身体力行、刚正果决的人，能使决策得以全面贯彻实施。
这五种人是因为品行优秀，成为坚决要使用、坚决要重用的人。不过，《将苑·将强》还指出八种不可用，至少应该提防的：
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此谓之八恶也。
对大多数人来言，这八种缺点一个人不可能都具备，但也不可能一点都没有。人之所以平庸，常在于中庸得过了头。这类人，最大的优点是没有缺点，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优点，好像什么优点都具备，但什么优点都不突出。
谋不能料是非：工于心计，善于出谋划策，但是没有是非观念，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也做。这样的人如果被任用，会给单位带来麻烦和危险。
礼不能任贤良：不懂得礼贤下士，甚至目无尊长，这样的人往往狂傲不羁。政不能正刑法：主持政务，自身却不能按纪律办事，赏罚不当、执法不严，这样的人如果被任用，必然会给单位的正常运转带来混乱。富不能济穷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过于吝啬，遇到有困难的朋友、同事，就成了铁公鸡。这样的人过于自我、自私自利，很难在单位中与同事搞好关系，不利于单位的团结与发展。
智不能备未形：作为单位的“智囊”人员，在认识问题的时候不够深刻长远，不能在问题未发生时，就发现、处理，做到防患于未然。《孙子兵法》里提到，优秀的将领要做到“发于未萌”，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会是“事后诸葛亮”，贻误时机，不但无法给单位帮助，还很可能会给单位带来危险。
虑不能防微密：想问题不够缜密精微，反倒马虎粗糙，这样的人在工作中往往漏洞百出，错误连连。
达不能举所知：一旦有所成就，就忘乎所以，把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考虑不到共同工作的同事，给他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这样的人往往狂妄自大，久而久之会变得孤立无援。
败不能无怨谤：一旦面对失败，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有什么过失、不足，反而将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怨天尤人，这样的人往往没有责任心，工于算计。
这几类人很类似《荀子·劝学篇》说的“鼫鼠五技而穷”：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在选拔将领时，要能够充分意识到有些看似太完美的人，要么是粉饰出来的，要么是隐藏起来的，不知其长，不能用其攻；不知其短，不能用其守。作为领导需要对一个人的品性有着根本的了解，才敢大胆使用，放心使用。
三、将器：格局决定一切
器，本义是器具，这里引申为人的格局、气象。《大学》所说“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项是“内圣”之道，后四项是“外王”之术。“内圣”是“外王”的基础，而“格物”是这一系列活动得以实现的前提。所谓“格物”，是探究事物的道理，并由此推物及人来考察自己的不足，通俗点说，就是看一个人的“眼光”。不同的人，他们所思所想的境界有差别，看待同一问题的视角高下、因果深浅、目标长短也不同。
朱元璋平日细心观察几个儿子的言谈举止，意欲从他们当中挑选出自己的接班人。有一次他和众皇子外出狩猎，便命皇子们对对联，他出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其中一位皇子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朱元璋听后沉思不语。而四子朱棣则对了一个下联“日照龙鳞万点金”。朱元璋当即开怀大笑，非常高兴，认为朱棣气度不凡，是可塑之才。虽然后来他并没有立朱棣为太子，可朱棣最后仍以“靖难之役”，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建号永乐，开创了一代盛世。
一个人的格局气象，决定了其思考问题的层次有高有低，这种差异会随着人的成长越来越大，最后取得的成就也大相径庭。有的人家财万贯，所思所想也不外乎多买几处房子，多买几亩地。有的人虽然现在穷困，所思所想却是国家大事，即“身无一文，心忧天下”。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实则有着高远的追求和不懈的动力，如果抓住机会，必然会一鸣惊人，成就功业。所以，无论是选拔人才还是教育孩子，都应该要求和培养他们有“大气象”、“大格局”。
谨严：官场上经常可以听到一大堆空话、废话，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说空话、废话不会犯错误，很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习惯了这些看似无用却很安全实用的说话方式。我们不主张这种不作为的工作态度，但也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谨慎”的表现。
“谨”指谨慎，“严”指严格。无论从事行政、经商还是行军打仗，管理者都要坚持“谨严”的作风，言谈举止都要谨慎，因为一些看似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事情，往往会成为一个人失败的根源。在官场上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了一大堆话，基本上都是些空话、废话。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说空话、废话不会犯错误，很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便习惯了这些看似无用却很安全实用的说话方式。当然，我们不主张这种混日子、不作为的工作态度，但也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谨慎做事的表现。
对于“谨严”这一素养，诸葛亮在《将苑·谨候》中有着深刻的认识：
夫败军丧师，未有不因轻敌而致祸者，故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律有十五焉：一曰虑，间谍明也；二曰诘，谇候谨也；三曰勇，敌众不挠也；四曰廉，见利思义也；五曰平，赏罚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宽，能容众也；八曰信，重然诺也；九曰敬，礼贤能也；十曰明，不纳谗也；十一曰谨，不违礼也；十二曰仁，善养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国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谋，自料知他也。
指挥官如果“严于律己”，就会逢凶化吉，克敌制胜，轻懈必然会面临危险。诸葛亮是个一生慎谨的人，我们取法乎上，不妨以他的看法作为谨严的参照。
一要能“虑”。为将者要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这样才能够发现隐藏的间谍，发现细微的隐患，制定周密的计划。在日常管理、人员调配、作战计划、战术布置等方面，深思熟虑是基本的素养。
二要能“诘”。即“诘问”，就是能设问，能反问。设问是多提出一些假设，使得预案更加完善；反问是多从对手的角度，试着推翻自己的设想，保证作战策略更加有针对性。
三要能“勇”。为将者要八面威风，善于谋略，敢于作战，成为国之栋梁，军队的砥柱有“泰山压顶亦不惧”的胆气，这样敌人就不敢轻易来侵犯。“勇”不是那种鲁莽冒进的匹夫之勇，而是在军事活动中的沉稳冷静、从容不迫。
四要能“廉”。将领在面对金钱、美色诱惑的时候，能够以道义去抵制心中的贪念，不为诱惑所动。为官者一定要廉洁自律，不要因一时不慎，一念之差，为自己的仕途和人生自掘坟墓。
五要能“平”。赏罚严明，处事端平，做到“罚不避大，赏不避小”。六要能“忍”。作为国家的决策者、军队的高级将领要能够忍辱负重，忍常人所不能忍。看一个人修为好不好，要看他能否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兵法中讲“将不可因怒而兴兵”，盛怒之下，人的头脑往往比较混乱，这时冒进只会中了别人的奸计，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到时即使头脑冷静下来了，也悔之晚矣，只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才有他日后的成就，倘若图一时畅快杀了那混混，他的一生也就毁了。
七要能“宽”。任何组织都有内部矛盾，也都会引发冲突，更何况人性情各异，人生志趣各不相同，作为一个将领，要能够宽容那些性格怪异的部下，要容得下别人的批评意见。蔺相如正因能宽容廉颇的狂傲与自大，才维持了赵国内部的团结稳定。
八要能“信”，即言必行，行必果。为将要守信，才能立威，威立才能严肃。九要能“敬”。敬有两个含义，一是敬重事业，二是敬重人才，礼贤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