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又去了图书馆，仅仅为了查阅另一桩之前一直记挂在心头的事情。我取出1975年地方报纸的缩印版，耐心地一页一页翻着砖头似的厚厚的一沓册子。在1975年9月24日的地区版上，果然刊登着我要找的报道。
23日下午4时10分左右，在××町3条2号国道上，××运输公司的××司机（28岁）驾驶的轻型卡车越出中间线驶入反向车道，与××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先生（47岁）驾驶的自备车正面相撞。××先生脑部受到重创。坐在副驾驶席上该先生的大嫂××女士（55岁）右腿骨折，伤势严重。卡车司机也碰伤额头等处，但均为轻伤。警方认为事故原因在于昏睡驾驶，正在向肇事卡车司机调查案发经过……
我合上厚册子，耳畔响起老太太将手杖顿地的声音。
那以后，直至平方根的照片褪色发黄以后，我依然保存着博士的便条不愿丢弃。欧拉公式之于我，是支柱、是警句、是珍宝，还是博士留给我的一份纪念品。
我思来想去想要弄明白当时博士为何写下了这条公式。博士他没有大吼大嚷，也没有拍桌子以示威胁，而仅只写下这一道公式便径自离开，安安静静平息了老太太同我的争吵。其结果，我继续做他的保姆，他继续和平方根交流。他是从一开始就算准会这样吗？还是仅仅因为头脑混乱不堪而下意识采取的行动，并无深意？
但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他最担心的还是平方根。他惟恐平方根认定母亲和别人发生争吵是因为平方根自己的缘故。因此，他用他那独特的、他所能做到的惟一的方法，拯救了平方根。
回想起博士对于幼小者的爱之纯粹，至今找不到语言形容。它几乎与欧拉公式的永恒不变一样，是永远的真实。
博士无论何时何地随时准备保护平方根。他认为，无论自己的处境有多困难，平方根总比自己需要多得多的帮助，而自己有义务给予他帮助，并且他将尽到义务当作是无上的欢喜。
博士的心思未必仅只通过行动表现在外，很多时候，他也通过肉眼不可见的形式传达出来。但是平方根能够点滴不漏地感受并领会他的爱。他不会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面孔一笑置之，也不会不知不觉地随它流走，他懂得自己从博士那里接受的，是何等可宝贵的、值得感激的一份爱。我惊诧于平方根不知不觉间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一旦发现自己的菜比平方根的还多，博士便要沉下脸来提醒我。他贯彻着一个信念，无论鱼肉块还是牛排还是西瓜，最好的部分应该给最年幼的人。即便在悬赏问题的研究渐入佳境之时，他仍旧为平方根准备了无限制的时间。他喜欢平方根问他无论任何问题。他相信，孩子为之烦恼的问题要远远比成人来得困难。他不仅只是指点正确答案，还能令提问的人感到自豪。在推导出的答案面前，平方根不仅为解答的精彩所陶醉，更为自己问了一个多么有质量的问题而深深陶醉。博士此外还观察平方根身体的天才。无论倒睫毛还是耳根长出的小疙瘩，他总是比我发现得早。他不用目不转睛地盯着瞧，也不用拿手去摸，只要孩子站在他面前，他就能在短瞬间里察觉应该注意的地方，而且他只把发现的异样悄悄地告诉我，以免惹得孩子本人为此担心。
当我站在厨房洗东西时，博士会从背后凑上来对着我低声耳语，那声调，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个疙瘩，我看还是需要治一治吧。”听他的口吻，简直像世界末日将至。
“孩子新陈代谢很快，很难说它不会越长越大，以至于压迫了淋巴结，或者堵塞住气管。”
博士好操心在与平方根身体相关的问题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那我拿针把它给戳破吧。”我这厢一随口敷衍，他便要认真地生起气来：“万一细菌钻进去了怎么办？”
“先放炉火上烤一烤，杀杀菌就没事了。”
我之所以故意说些使他着急的话，是因为我对博士这种变得越来越荒唐无稽的担心感到很有趣。还有一点，就是博士的担心让人很高兴。
“不行，细菌到处咕咕哝哝地乱爬，万一给它钻进血管到达脑部，事情就无可挽回了。”
博士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定要我说出“好，知道了，我马上带他去医院”才肯罢休。
他对待平方根就像对待素数一样。他认为，就像素数是使得所有自然数得以成立的根本一样，孩子是对自己这些大人来说不可或缺的原子。他相信，自己此刻能够存在于此地，是托了孩子们的福。
时不时地，我会取出那张便条默默地凝望，在失眠的夜里，在孤单一人的黄昏，在回忆起令人怀念的人而眼泪汪汪之时，在那里写着的伟大的一行，在它面前我低下头来。
乞巧节那天，阪神虎还是以0比1输给了大洋，终于落下七连败的纪录。工作方面，尽管存在一个月的空白，但步调很快恢复了。博士头脑的损伤自然是很不幸，但不愉快的记忆也因而消失殆尽却是我的幸运。发生在我和老太太之间的恩恩怨怨，在博士脑中连一丝痕迹也残留不下。
我把便条换到夏天穿的西装上来，同时注意不要别错位置。纸头破掉或者变模糊的，就把它重新写一遍。
“办公桌抽屉里倒数第二个信封中”
“函数论第二版P315～P372及双曲线函数解说第Ⅳ篇第1章§17”
“盥洗台镜子边剃刀的替换刀片”
“送我蒸蛋糕，须言谢！”
也有些便条在我看来已经没用的，比如，平方根把在家政实习课上做的蛋糕带回来给博士已经是上个月的事情。但我决不会擅自扔掉它们，我对它们一视同仁。
在看便条的过程中，我发现，博士在日常生活中比表面所见到的还要小心翼翼得多。我也知道，他不愿将这种小心翼翼表现在外。因此，我也没有纯粹出于好奇地目不转睛紧盯着便条看，而是尽可能利索地干好手头的工作。别好所有便条之后，西装便显得精神为之一振，感觉像是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博士正在钻研一道非同以往的难题。据说是《JOURNALOFMATHEMATICS》创刊以来悬赏金额最好的一道难题。只不过他本人好像对金钱漠不关心，吸引他的纯粹只是问题的魅力。杂志社寄来的邮政汇票至今仍未开封，被随随便便地搁在大门口、电话机旁或者餐桌上。我问他帮他去邮局兑换成现金可好，他却一味只是爱理不理的样子。无奈之下，我通过工会将它们转交给了老太太。
此次的问题何等之棘手，只要看看博士的样子我也能知道。他思考状态的密度就像是已经达到了饱和。一旦走进书房，你连无论如何些微都感觉不到，我甚至有些担心，怕他的身体会由于过度深沉的思考而融化掉。然而有时你才刚这么一想，突然，铅笔滑过纸面的声音便会从一片静寂中传出来。铅笔芯受到磨擦的感觉让我听着安心。因为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博士还好端端地活着，证明还在继续，哪怕进度很慢。
我也曾经感到奇怪，每天早晨醒来，他首先必须从理解自己受到了怎样麻烦的疾病的侵扰开始一天的生活，可他却为何能够连续思考一个问题如此之久呢？然而博士在1975年得病之前，就已经是除了数学研究以外从不做其他任何事情，因而，他现在几乎是本能地坐在办公桌前，专注地思考面前的问题。为前一天积累的研究的消失起到弥补作用的，是平淡无奇的一本大学笔记本，还有草草写在纸片上的、活像覆盖身体的茧似的便条。
在这期间，当我忙于做晚饭时，博士冷不防地出现在我眼前。处于思考状态的博士，鲜少和我接触，通常连视线也不会相交，而且事先也没听到书房门开动和脚步声，这就更让人吓一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