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所说的向山海要钱，实际就是“盐铁政策”。盐，人人都要吃，一个万乘大国，一个月就能卖出六千万钱，相比收人头重税，却只有三千万钱。一个国家实行盐的专卖，没有收税，却拥有两个国家的钱。至于铁，女子用针和剪刀，农民用犁和锄头，木匠用锥和锯斧，都离不开铁，国家控制铁而适当涨价，就能赚取比税赋更多的钱。
齐桓公指着管仲笑道：仲父明着不收税，暗里却多拿了钱，真是精明呀！
管仲抱拳道：都是给君上赚钱，臣下没有中饱私囊。
君臣大悦。于是推行。
齐桓公即位后，齐国是诸国中征税最少的，大约为他国的五十分之一，但齐国却因管仲的富民之策，一跃成为东方大国。除了“山海之策”，管仲下大力气保障各国商旅的权益，境内每隔三十里设驿站免费提供食宿，并给商人们提供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搞活了市场经济。于是商旅云集，财富像流水一样涌向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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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之后就是强兵。管仲推行了“寓兵于民”的政策，这一政策被后世不断抄袭，就连盛唐时实行的“府兵制”也大致如此，就是平时老百姓下地耕种，战时拿起刀枪上阵杀敌。寓兵于民，节省了军费开支，又动员全民皆兵，使整个国家具有武装动员的属性，变得牢不可破。
管仲的具体做法是：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令每家出一人当兵，一轨五人为一伍，一里五十人为一小戎，一连二百人为一卒，一乡两千人为一旅，五乡一万人为一军。每年春秋训练两次，常备军队三万人（三军）。
军队建设曾是齐桓公心头的痛。在他继位的第二年，曾发动兵马攻打鲁国。管仲当时劝阻他不能动手，但齐桓公不听。结果，鲁国启用平民曹刿为将军，齐军在长勺（今山东省莱芜市东北）大败。这个曹刿就是提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牛人。齐桓公不服，同年夏再联合宋国攻打鲁国，结果也是无功而退。
经过这两次挫折，齐桓公才真正重视管仲“图霸业致力于德而非致力于兵”的策略，首先使邻国亲信齐国。于是，齐桓公用管仲的政策，重新审查疆界，把侵占邻国的土地还给他们，还送给邻国财物以示交好；采取“轻其币而重其礼”的方法，对来访的诸侯国使者予以厚报，使小国、穷国十分依赖和尊敬齐国；最大限度地与各诸侯国进行经济交往，开放关卡，只规范市场而不征税。这样，齐国在商贸流通中得到了好处，还赢得了声誉和威望。
但是，管仲的主要目的不是搞慈善。一系列政策的背后充满了智谋。他不主张武力强夺，但智取的法门层出不穷。有个叫鲁梁的小诸侯国，传统手工艺是织绨。绨就是一种厚实的丝绸，属于高级的服装面料，是鲁梁的支柱产业。管仲看到这个现象，就发动齐国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穿这种面料做的衣服。结果，这种面料供不应求。为加剧鲁梁的生产，管仲亲自到鲁梁边界，告诉鲁梁的商人说：你为我运来一千匹绨，我给你三百斤黄金；运来一万匹绨，我给你三千斤黄金。这个消息传到鲁梁国，国君认为既然齐国那么喜欢绨，市场潜力无限，就下令全国人民织绨，把原先耕种的田地都用来植桑。齐国则全部田地都用来种庄稼，不植桑。过了几年，齐国与鲁梁已经形成了以粮换绨的常态局面。管仲见时机成熟，下令全国改穿帛料的衣服，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口岸，不许出口粮食给鲁梁。两国商业的断绝，使鲁梁拥有堆积如山的绨料而没有解饥的粮食。因为其他国家的人不穿绨服，曾是鲁梁国经济命脉的绨成了一堆废品。鲁梁的粮食卖到一石百钱，而在齐国，一石粮食才卖十钱！几个月后，鲁梁的百姓饿得直打晃。活命要紧，于是一年之中有十之六七的百姓归附齐国，三年后，鲁梁国君扛不住了，向齐国投降。
这是对小诸侯国。对大诸侯国，管仲也实行了这种商战手段。齐桓公当时准备伐楚，但担心楚国强大而不胜，又向管仲请教。楚国盛产鹿，管仲让齐桓公以高价收购楚国的活鹿，并通告楚国商人，贩鹿到齐国可以大发横财。利诱之下，楚国几乎是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都放弃了耕种来捕鹿，而齐国则全民皆耕种，年年有丰收。当楚国因连年不耕种而缺粮时，管仲突然下令不再收购活鹿且决不卖一粒粮给楚人，曾经珍奇的活鹿变得一文不值。这一战的结果是楚国降齐者达十分之四。
对付代国，管仲的“粮食战争”同样适合。代国出产狐皮，管仲命人到代国去高价收购，造成代国人放弃农业生产，成天在山林中捕捉狐狸的局面。由于搜狐行动太过频繁，狐狸越来越少，结果狐皮没弄到，农业生产也耽误了。没有粮食吃，导致北方的离枝国乘虚侵扰。在此情况下，代国国君只好投降齐国。齐国一兵未动而征服代国。
纵观以上三大商战，都是以“粮本位”为核心的。管仲认为，粮食才是国家的根本，因为绨衣、活鹿、狐皮这些东西，都属“附加产品”，有也可，没有也行，不会饿死人。只要肚皮填饱，民众就不会闹事。管仲治内先治粮，使齐国成为诸侯国中存粮最多的国家，甚至可以左右天下的粮价。“粮食战争”作为一把软刀子，迫使许多诸侯国归附了齐国。特别是齐国会同其他诸侯国平定了宋国内乱，借机灭掉了鲁国北边的小诸侯国遂国，使强大的鲁国如芒刺背。
齐、鲁两国明争暗斗由来已久。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应鲁庄公之约在柯地盟会。管仲劝齐桓公不要去，齐桓公不听。结果，在会盟之际，曹刿用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他退还侵占的土地（可见曹刿真有几下子）。齐桓公只得签了条约才安全回国。回来后，齐桓公咬牙切齿，要起倾国之兵追杀曹刿。管仲及时制止了他的鲁莽行动：既然君上签了盟约，就要守信。起兵只图一时之快，其代价不仅是士兵的性命，更重要的是必将使各诸侯国对齐国不再信任。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把曹刿三次战败所丢失的土地还给了鲁国。诸侯闻之，都认为齐国守信，归附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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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齐国国力与日俱增，管仲开始谋划在“国际”上的影响，发动了相当于“关贸总协定”的中原大国会盟。齐桓公七年（公元前679年），齐、宋、陈、卫、郑五国峰会在鄄地召开，由管仲起草的“关税协定”成了本次会盟的核心议题，主要内容是：田租只收取5%，市税只收取2%，关税只收取1%。这是一个低税协定，由于齐国是工商大国，这个盟约对齐国十分有利，但对其他国家则没好处，所以其余四国都不同意这个约定。不过，当时的形势不容这些国家有更多话语权，只有签协议的份儿。至此，黄河下游的主要国家除鲁国外都顺服齐国，管仲在七年前所描述的“霸主”地位初具雏形。
管仲是历史上最早的“世贸组织”领袖，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和制定规则的权力，这比占有他国土地更具影响力。用经济的纽带巩固大国地位，用贸易的砝码平衡各国关系，到现在仍然实用。
但是，仅仅是经济上的制约还不足以成为真正的霸主，因为各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发生的概率越来越高，齐国要想当老大，还要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郑国与宋国有世仇，郑国攻打宋国，齐国就联合宋、卫两国迫使郑国认错屈服；鲁国一直不服齐国，齐国便联合宋、陈两国把鲁国制服；遂国发生反叛，齐国及时派兵歼灭。在这些反反复复的摩擦中，齐国始终扮演了协调人的角色。其间，齐国还远征北地，历尽艰辛深入瀚海（北方草原），为燕国解除戎族的祸患，燕国自然加入了齐国的联盟集团。
由于鲁国与齐国结怨很深，对齐国明服暗不服，齐桓公想兴兵伐鲁。管仲劝谏道：讨伐远国而攻打近邻，邻国就不会亲近我们，就算完胜，鲁国也会投靠楚国，引发新的事端。齐桓公问：怎么办？管仲说，我们征伐山戎所获取的珍宝器物是中原所罕见的，不如分一些给鲁国，这样，鲁国必然惭愧而感激我们，天下诸侯也会亲信我们。齐桓公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鲁国国君收到齐国用生命换来的珍宝，既惭愧又感激，派兵支援齐国攻打莒国，又派人为管仲的封地铸城。天下诸侯听闻，都表示愿意听从齐国的号令。后来，鲁国国君死后，国中混乱，齐国帮助鲁国确立了百姓拥戴的新君。
管仲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终成齐国霸业，齐桓公几乎成了周天子的代言人。在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齐国达到了极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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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八十岁，终于病倒了。齐桓公去看他，问：仲父走后，谁可以为相？管仲反问：君上认为谁可以为相？齐桓公问：易牙可以吗？管仲说：易牙煮自己的儿子来讨好你，天下最亲的莫过于父子，这种人不能用。齐桓公问：开方可以吗？管仲说：开方是卫国的太子，却来齐国服侍你，这种人只知利益，不懂节操，也不行。齐桓公问：竖刁可以吗？管仲说：竖刁自宫变为太监就是为了亲近你，对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必有图谋，断然不能用！齐桓公问：鲍叔牙是寡人的老师、仲父的朋友，总可以吧？管仲摇摇头：鲍叔牙太过正直，见不得别人的过失，无法通融则不能协调复杂的事情。齐桓公最后问他：究竟谁可以为相？管仲向他推荐了隰朋，认为隰朋心胸宽广，不耻下问，能够发现人才而又不事事包揽，公私分明，事君不二。临终，管仲再三向桓公谏言，一定要疏远易牙、开方和竖刁这三个人，否则将会对国家造成危害。
从管仲荐人才所讲的道理可以看出，重要的职位一定要交给真正能干且没有私心的人，而考察一个人的才品，可以从他过往的经历中觉察出来。遗憾的是，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按他的意思去做，仍然重用了易牙、开方和竖刁。结果，不到三年，齐桓公这位名震天下的霸主就被这三个人害死了，死前身边没有一个人——五个儿子为了君位正在相互拼命。齐桓公死前流泪忏悔：圣人的见识真是远大啊！我死后有何面目去见仲父？
但直到战国末年，齐国仍然是东方大国。这是因为管仲的国策已经在齐国根植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