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臣[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
为了堵流塞源，谨防傲惰、奢侈之习在曾家子弟身上蔓延，曾国藩从积极的方面入手予以引导。他主张，戒傲惰必须以守谦勤为主；戒奢侈必须以崇俭约为主。概而言之，即必须同时进行“耕读”与“孝友”两个方面的教育。在耕读教育方面，他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又严格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在孝友的教育方面，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弟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曾氏在这里最痛恨的是仕宦之家，因为其能延续一二代者实不多见。最欣赏的是孝友之家，次则耕读之家，认为如能把“孝友”与“耕读”二者结为一体，那么家世将有可能永不衰败。因此，他希望兄弟子侄辈深刻体会这个道理，如“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从而，他把“耕读”和“孝友”的教育摆到了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来看待。
曾国藩的上述种种教育方式，无论是主动的训导，还是被动的防止，其目的无非是要使子弟能人人自立。他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为家长、为兄长者须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言行上为后辈作出良好的榜样，他说：
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弹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
还应指出的是，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亦包括对妇女的严格训导。曾氏主张，女儿在娘家应做到“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择夫则应视其是否“勤劳孝友”集于一身，而不必念其金银田产多寡。据曾纪芬回忆说：
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照此遵行。
为什么曾氏把妇女须注意酒食等事看得如此重要，规定得如此严格呢？据我看来，这一思想主张亦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说：“《斯干》之诗，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家人》卦，以二爻为主，重在中馈。《内则》一篇，言酒食者居者。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总之，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中，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官宦人家半耕半读的常规，曾国藩在主张孝友和耕读相结合的基础上，强调男子应在“看读写作”、妇女应在“衣食粗细”方面痛下功夫，以永保耕读、孝友之家的风貌。
五曾国藩教育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时代。曾国藩完全是这种特定的时代环境铸造出来的一个既体现了典型的封建士大夫性格，又被赋予了新时代特性的人物。因此，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不管是他的家庭教育观，还是社会教育观和自我教育观，都无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的双重影响。
从整体而言，曾国藩的教育观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历史在前进，时代环境和条件均有异于昔日。因此，曾氏教育理论及方法又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及方法的重复。我们认为，曾国藩的教育观带有近代化成分，适应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他积极倡导并支助举办新式教育，吸取西方有用之学，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风尚，其胆识可嘉，其功绩不可磨灭。尤其是他所独创的家庭教育观，以及师友之间、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影响、训导的思想及方法，更对中国近代一部分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
总之，曾国藩的教育观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以及社会矛盾复杂多变的属性。从而，也就使得他的教育理论及方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影响到中国近代不少人。
关于曾国藩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问题，钱穆说：
曾国藩不以理学名，自居为一古文家。然其为圣哲画象记，又有继姚鼐《古文辞类篆》为《经史百家杂钞》，则其所治文学之范围，已显见为扩大会通，可谓中国一大教育家。其在军中，幕府兵僚，皆其教育范围，乃与王阳明主赣政时特相似。下及清末，朱次琦在粤，俞樾在浙，皆以书院讲学，仍属旧传统。其及门者，粤有康有为，浙有章炳麟，则以其变法与革命一事一业为教，又特多着作，故此两人可谓乃当时一思想家，但不得谓乃一教育家，已非中国传统之所谓师，盖其时风气已变矣。
钱穆这段评语，首先肯定了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一大教育家”。虽然曾氏未尝主持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人的谆谆诱导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潜移默化，但他的教育理论及方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曾国藩死后，朱次琦、俞樾也好，章炳麟、康有为也好，均受到曾氏教育思想的熏染。这个评论，前文称曾国藩为“一大教育家”，认为其教育范围广大，应该说是中肯的；其后文所述朱次琦、俞樾、章炳麟、康有为诸人师其法，颇有牵强附会之嫌，且概括亦不全面。譬如，吴汝纶及曾氏再传弟子贺涛、严复、林纾等人均主持过新旧式教育，可谓中国近代影响较大的教育家；又如，容闳主持留学生出国留学事宜，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之风气，实与曾国藩的教育观有一定的联系。
如前所述，曾国藩的教育观，既包括学校教育、自我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等几个方面，还包括了“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因此，他的教育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日常生活中时时事事处处都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内容。尤其是他的家庭教育收效甚大，引起了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极大兴趣。兹就曾氏教育观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关系问题分别加以叙述。
关于学校教育，包括旧式和新式两个方面，其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我们可以吴汝纶、容闳、蔡元培等人为例来加以考察。
吴汝纶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之一，受曾氏影响，“性至孝，于兄弟友爱无与比”。其终生学问，师事曾国藩，“然性恬退，不乐仕宦，于众所慕趋荣途，避去若浼”。曾国藩去世后，吴汝纶居官二十年“不进一阶，不加一秩，久之，卒谢病去”，从此一意从事教育事业。他经张百熙奏请充任保定莲池书院主教多年，“以新学倡导士子，风气豁开，积习梳薙，士多以英伟识时务着声，后来兴事创业者，咸出其门”。在此期间，他博闻广览古今中外之学说，继承曾国藩“开眼看世界”的遗风，极力提倡新学，“先后立英文、曰本文学堂，延英曰名人以为教授。于时外国学为众所未闻，俗论多震骇之者，先君不为动”。随后，吴汝纶又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数十年，并赴日考察学制，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出力甚巨。
容闳为中国近代一大新式教育家，其一生事业之成功，实与曾国藩的支助有关。正如容闳所说：“曾公盖中国之军事家及政治家，予之教育计划，后亦卒赖曾公力为提倡，乃得实行。……因曾而予之教育计划乃得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计划告成，而中西学术卒于一堂。”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借此机会建议创设兵工学校，得曾氏允准支助。因教育计划初试有成效，故容闳心绪极不平静，赞崇曾国藩“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1870年，当曾国藩在天津处理教案之际，容闳遂又趁机全盘托出自己的教育计划，得曾氏奏请清廷允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切实组织第一批留学生出洋，容闳与曾国藩筹议甚久，确定第一步为先设一预备学校于上海，委任曾国藩幕僚刘开成为该校校长。容闳说：“至此，予之教育计戈U，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1872年，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终于启程赴美，此时曾国藩已作古。容闳认为，曾国藩在世时，预备学校开学仅数月，假如他延寿一年，则可看到第一批留学生出洋，亲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遗憾的是曾氏不能“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容氏又说：“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孽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容闳诚心劝勉后生学子，要珍惜时光，不忘先辈遗泽。他殷切希望：“今曰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李鼎芳亦对容闳兴新学与曾国藩的密切关系作出了评述，他说，这种关系不仅仅在曾国藩采纳容闳的建议，附设兵工学校于江南制造局，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于西学东来，实避一途径”，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容闳久存于胸中之新教育计划，在曾国藩的支助之下，乃得以全面实施，“无论其后成绩如何，要开风气之先也”舆。应该说，上述两家之评判符合实际，且令人信服。
蔡元培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教育家。他与曾国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我们从他的着作中可以窥见端倪。他在着名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中，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就修身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其基本思想正如他在该书《例言》中所指出的：“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他围绕着修身这个主题，就父母、师长、生徒等各自“修己”教育的问题，分别作了详细的分析考察。
关于教育的目的，蔡元培首先重视的是德育，即教育人们“致身于国，公尔忘私，以尽国民之义务”。他考察了中国历代教育的事实之后，认为要把生徒教育成为于国家有用之才，须重视一个“孝”字。他说：“吾国圣人，以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而推演之者，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由是而行之于社会，则宜尽力于职分之所在，而于他人之生命若财产若名誉，皆护惜之，不可有所侵毁。行有余力，则又当博爱及众，而勉进公益，由是而行之于国家，则于法律之所定，命令之所布，皆当恪守而勿违。”在进行孝友教育的同时，他还主张突出礼仪的教育，因为礼仪遵循得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习惯的好坏。他说：“礼仪者，交际之要，而大有造就习惯之力。夫心能正体，体亦能制心。是以平日端容貌，正颜色，顺辞气，则妄念无自而萌，而言行之忠信笃敬，有不期然而然者。”
关于教人以勤俭持身的问题，蔡元培作了较为透彻的论述。他认为勤勉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人人都须遵循。因为，凡勤勉者，可以在逆境中创造条件而生存，可以在顺境中不忘逆境之苦而更加奋发向上。“人生之价值，视其事业而不在年寿”。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懒怠偷闲甚至在醉生梦死中了却一生，虽享高寿但却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反之，一个人如果勤奋不止，虽英年早逝，但只要他“树立卓然”，那么他的人生价值将永远存在。古往今来，“成大业、享盛名，孰非有过人之勤力者乎？世非无以积瘁丧其身者，然较之汩没于佚乐者，仅十之一二耳。勤勉之效，盖可睹矣”。蔡氏还认为，在教人勤勉持身的同时，还应教人以节俭处世。他说，世上之人，虽有贵贱贫富上下尊卑之别，但不管你是属于哪个阶层的人，都必须谨守一个俭字。因为节俭者可在丰歉福祸之际衣食度日，又可以在别人困苦之际周恤救危。甚至，这节俭二字于家、于国均有密切的关系。他说：
家人皆节俭，则一家齐；国人皆节俭，则一国安。盖人人以节俭之故，而赀产丰裕，则各安其堵，敬其业，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否则奢侈之风弥漫，人人滥费无节，将救贫之不暇，而遑恤国家。且国家以人民为分子，亦安有人民皆穷，而国家不疲茶者。自古国家，以人民之节俭兴，而以其奢侈败者，何可胜数！
基于上述“勤勉”、“节俭”的思想主张，蔡元培在视察育德学校，了解到该校致力于倡导勤、俭二字的良好风尚之后，大力加以赞扬。他说：
贵校学风，颇致力于勤、俭二字。勤则自身之本能大，无需于他；俭则生活之本位廉，无入不得，是含自由义。且勤者自了己事，不役人以为工；俭者者自享己分，不夺人以为食，是含平等义。勤者输吾供以易天下之供，俭者省吾求以裕天下之求，实有烛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真谛，而不忍有一不克致社会有一不获之夫，是含友爱义。
勤、俭二字既有上述无穷之好处，且与自由、平等、友爱有绝大关系，于是蔡元培希望并劝导青年学子以“诚、敬、勤、俭”四字为立身之本，并认为各学校应将此引以为“校训”。他在日记中写道：“‘勤，字分为勤于学及勤于事两项；‘谨，字则为不敢放肆、不敢奢华、不敢骄慢三项。无非申明校训以坚学生之信而已。”
关于从师交友的问题，蔡元培认为，作为一个受学之人，在新时代新环境之下，在教育事业比昔日发达之际，“入塾就师”对自身学业必有好处，“得良师，得佳书，不患无进步”。因此，学生必须尊敬师长。作为师长者，则须以身作则，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其身为学生之律度……则学生日薰其德，其收效胜于口舌倍蓰矣”。但“良师不易得，借令得之，而亲灸之时，自有际限”，因而学生也不应事事依赖师长，而应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蔡元培还主张，有志于学之人必须在从师的同时慎择友朋。因为，一个人生活在世上，除了父母、兄弟、师长之外，交往更多的则是各色各样与其共同生活的人。要使自己的道德学业日有进步，没有朋友的帮助是不行的。这就需要交友。他说：“休沐之日，同志相会，凡师训所未及者，书义之可疑者，各以所见，讨论而阐发之，其互相为益者甚大。”交友的益处是，既可补“师训所未及者”，又可“救吾之过失者也”。因为，凡人不可能无偏见，无缺点，有时则“不遑自返”，如果此时能“得直谅之友，忠告而善导之，则有憬然自悟其非者，其受益孰大焉”。所以，“人而无友，则虽身在社会之中，而胸中之岑寂无聊，曾何异于独居沙漠耶”交友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择交不可以不慎也”。慎的立足点就在于“不为一时得失之见，而以久要不渝为本旨”。如果“任性滥交”，不守信义，不以诚意为准绳，“则是以交谊为儿戏”，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