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意识与避害反应--曾国藩洋务观产生和形成的文化心态
关于曾国藩洋务观产生和形成的问题，学者们已经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一般者是在政治、经济等范围内来进行讨论的，我们在这里拟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角度加以分析考察。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促使曾国藩开始产生民族危机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那些“碧眼赤珠”、远道而来的“文明”客人们会对中国局势造成什么致命的威胁。因此，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所写下的家书、曰记和信函等，其中涉及到外国侵略者的字眼，则是更多地体现出他本能的痛恨和对前线战败官吏指挥失措的种种忧虑。例如，当英国侵略者因林则徐在广东严密设防，入侵计划不能得逞，遂改道攻占浙江沿海一带的宁波、定海、镇海等地时，他把带来这种后果的原因首先归咎于中国败类之助纣为虐，而并未真正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对弱小民族进行侵略蚕食，以掠夺财富的侵略本质。他说：“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奸灭！”淤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有外国无法相比的“纲常名教”，有驾驭局势的“圣明君相”，而外国侵略者则是一些尚未开化的“夷狄”，他们的不法行径虽令人“痛恨”，但螳臂怎能挡车？他们必然要以失败告终。他说，“英夷在江苏滋扰”，虽曾攻陷镇江一带，并威胁到江宁、扬州等地，“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淤。他批评其弟一闻“英夷滋扰”，便轻信谣言，惶恐不安，乃是无胆无义之人。“虽明知蕞尔螳臂，不足以当车辙，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欢，非同有职位者，闻警而告假，使人笑其无胆，骂其无义也。”他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土地，赔金银的悲惨结局说成是清政府“和戎之策”的结果，是中国对英国侵略者所定的“抚局”。他说：“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显而易见，曾国藩并不承认中国战败，并不承认签订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侵略者武力胁迫和外交讹诈的结果，相反他把这种结局说成是清政府为了“安民”而主动对外国侵略者采取的“和”、“抚”之策。他内心虽痛恨投降派的腐败无能，但仍满怀信心地预言，通过“和”、“抚”而签订不平等条约，即使割地赔款，也只是暂受损失，而中国从此将不会有事，以大事小确是上策。他说：“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造成曾国藩这种“狂妄无知”、夜郎自大观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与当时一般守旧士大夫一样，在以国粹主义的方式来应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时，本能地用一种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作为后盾，认为“洋夷”们对中国的侵凌和骚扰，并不足以构成对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根本威胁，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仅仅是因受到一些人为的、偶然的因素干扰所致。因此，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割地、赔款、互市”的现实，在曾国藩的思维中，被唤起的只是对类似于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边陲民族对中原王朝的骚扰所产生的那种历史联想和恼恨心理。他对“洋夷”的愤慨和鄙夷也仅仅是“文明人”对于野蛮人的蛮悍无理行径的情绪反应。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就在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乐观信念中，在他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苏解、缓冲、补偿和安慰。
上述这种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种强烈的麻痹思维的力量。最初的民族危机，被这种安全感过滤之后，便在士大夫的思维中大大地淡化了。曾国藩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浓厚的精神氛围而存在，也就使得他难以突破原来的保守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要客观地认识西方事物和应付西方文化的挑战，对曾国藩来说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像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株守儒家学说，而是博采众学，兼收并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事实的了解，曾国藩对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这是他与顽固守旧的士大夫们的根本区别所在。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既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又带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多重身份，尤其是他在领军出征、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及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有机会较多地了解和接触到西方文化，这是整曰困居书斋或居京悠闲做官的人所不能领略到的。
曾国藩在自点翰林居京做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余年间内，对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结束后的十数年间，他对中国的局势一直持乐观态度，对洋人的侵略并未产生危机感。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政权，摇撼着封建统治的根基，大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乘虚而入，“堂堂华夏”竟然被“区区外夷”打得京都不保，一败涂地，以致要卑躬求和，割地赔款，使得利权日渐丧失。这种严酷的现实对曾国藩的心灵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对他也是一剂不可多得的清醒剂。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国藩就为天津兵败而深感忧虑不安：“惟天津兵败，洋鬼猖獗，僧邸退至通州，京师人心皇皇，实为可虑。”闻京城岌岌可危，“圣驾”拟离北京他往热河的消息后，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于是，他奏请皇上允准他或胡林翼带兵北援，“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又在家书中说：“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虽然，他认识到此举并非善策，一因江南太平军势力强大，一旦撤兵北上，将牵动“剿匪”大局；二因北上“勤王”能否成功，实无把握。但他凭着对皇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洋夷”嚣张气焰的痛恨之情，决心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义无反顾，促成此行。他说：“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愧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故“成败利钝，不敢计也”于。虽然后来因英、法、俄等国胁迫清政府迅速订立不平等条约以结束战争而使其未能成行，但当他接到不平等条约的副本后，忧虑、恐惧和愤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较之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所谓和约的看法，判若两人。这时的曾国藩，对局势不仅不再抱乐观态度，进而更为之悲愤交加，难以名状。
这种忧惧与危机心理，在有关湘军将领胡林翼的一段史实中也形象地得到了反映。当年，胡氏伫立在长江岸边的一个山头上，正在为即将从太平军手中夺取军事重镇安庆而踌躇满志时，猛然看见两艘游弋于长江水面上的洋人军舰，迅如骏马，朔江而行。胡林翼顿时变色不语，即刻勒马回营，并在中途呕血，差点坠下马来。从此之后，每当有人与他谈及洋务，他就摇手闭目，闷闷不乐，口称“此非吾辈可能知也”。胡氏原本有病在身，由于这一刺激更使病情加重，数月之后，便郁郁而死。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胡林翼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在他的心中交织着一种自身无法解脱的矛盾--凭借自己敏锐的感性认识，他发觉西方列强的近代军事实力为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曰又因自身头脑里传统文化固有的观念根深蒂固，使他无法找到可以令中国摆脱困境的方法。这就是说，胡林翼内心的文化安全感几乎已经崩溃，但新的出路一时又无法找到。因此，他不能不为清王朝未来的命运担忧。这种忧虑和危机感使他怎么也无法摆脱心中的忧郁之情。
与胡林翼的文化心态相类似，曾国藩则更进一步认识到：“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从而他首次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立，和局虽成，但再不能盲目自傲，做什么“四海晏然无堵”的美梦了。这种忧惧感的发展和深化，同时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思考上，使得曾国藩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比胡林翼更深一层的危机意识。这种基于对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对比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在他的家书、日记和信函中均有体现。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在太平军手里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认为这东西确实“惊心动魂”，并且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种仅凭道听途说而得来的“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的认识，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因此，畏惧之心随之而生。他曾以湖南乡下通俗之语形象地描述过这种畏惧心理：“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在曾国藩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而又带着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优势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内省和朝廷中国粹派士大夫虚骄的清议高论，曾国藩的“只怕洋鬼子”与对洋人“无以御之”这类毫无掩饰、直截了当的内心表白，无疑是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在认识上的深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所产生的危机意识，既非那种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种视西方文化源于中国，或者视西方无礼乐教化可言、唯我中华独有的狂妄虚骄之论。它的基本特征是：在曾国藩眼里，拥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了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进而，他还认识到，洋人的这种侵凌和威胁如果继续深入中国腹地，则有可能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
于是，曾国藩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之上，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农民起义的风暴尚未平息下去，但他仍念念不忘“海国环伺，隐患方长”愚，并多次对友人说：目前“惟以敌国外患为切虑”舆；“洋务业已不可收拾冶余曰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不是内忧，而是外患，西方列强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对手。他还反复提醒清廷：“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由于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是曾国藩在对现实危险的警觉和感受中直接产生的，而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格言中引申出来的，它直接听命于他那保国保种的生存意念的呼唤。所以这种危机意识和价值尺度便首次有力地打破了原先笼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使他本能地抗拒和抵制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自立”“自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习惯，同时也迫使他反躬自省，为应对严酷的现实而寻求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然而，经过反复思索，也认识到对付洋人如仍沿用“古方”则不能应付变{匕多端的局势。这种认识也就为他在避害反应中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契机。
曾国藩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的功用的积极肯定上。因为，在曾氏看来，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所以，从避害角度来说，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便是完全有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事情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时，他在奏摺中除了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议之立而盲目乐观，而应实力防备之外，还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极力赞成奕诉奏请购买外洋“小火轮船，益以精利枪炮”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建议，说这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但他考虑的不仅仅在于“剿发逆”，因为“目下贼氛虽炽，然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同奕诉相比，他更看重的是“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当时，湘军正倾全力猛攻安庆，没有一个人比曾国藩更直接地处于同太平天国为敌的地位。但是，他更担忧的却是西方列强，认为只有师法洋人，才能摆脱危机，求得民族自存的权利。这是曾国藩心目中避害价值观念的真实写照，体现了其讲求实效的功利主义性质。
总之，这种以危机意识为基础而产生的避害价值尺度使得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和传统思维习惯的某些樊篱，作出比一般守旧士大夫更为现实、更为冷静也更符合自卫之道的反应--开展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事业。这至少可以表明，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以“华夷”对峙时代形成的对外部世界一概闭关自守的态度来应付西方对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愚妄之举。因此，我们认为曾国藩在当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识时务”，力图冲破极度封闭僵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实现民族自卫目标。相对于大多数站在更保守立场上来指责洋务派人士的顽固守旧言论，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在认识上的一种深化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