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曾国藩从购买船炮到自行制造--推行制器之器的举动，不仅表明他“自强御夷”的明确目的，而且这种制器之器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并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江南制造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傍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的事实。据曾国藩自己说：用这些机器造出的落地开花炮之类的产品，“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这种先进的制器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量上逐渐积累，并且按照自身规律而发展，迟早会突破开其始端者的狭隘预想。这是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大贡献。
三是为制造船炮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不仅具有“自强御夷”的性质，而且对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出现过一些工矿企业，但它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办，并且规模很小。要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这种巨大的差距，就只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而曾国藩主持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虽然在最初主要是生产枪炮以运往前线对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生产宗旨是制造兵船，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并且这些工厂由中国人自己建造和管理，主权不在外国人手里，所以这些工厂虽然属于军事工业，却在具有“御侮”性质的同时，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况且，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和兴起，必然会带来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出现，因为军事工业急需各种制造机器的原料以及与之配套的专门化工矿企业。如前所述，曾国藩曾多次谈到，要以江南制造局为各式工矿企业作出示范，“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继江南制造局设立之后，军用企业如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民用企业如大冶煤铁矿、徐州和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相继创办。总之，在19世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仍发展缓慢，底子也相当薄弱，基础还不很牢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办性质，但在江南制造局等企业的倡导和支助以及影响之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朝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方向缓慢而艰难地迈进。虽然，曾国藩已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古，但他在世时从船炮着手寻求自强的主张为此后中国近代企业尤其是洋务企业的开办和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依据和指导思想。
图中三人为晚清着名科学家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翻开一部中国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到，自远古至近代，中国大约经历过三次翻译高潮：
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西方政治思想、科技和文学翻译。而其中第三次高潮自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魏源开始，中间经历了曾国藩主持、组织的中国科学家与外国传教士合译西方科技书籍，然后至戊戌维新运动前后的严复、“五四”运动前后的林纾等人对外国社会政治学说和言情小说的翻译介绍。这个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很多，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也有一般的笔译人员；既有民主革命者，也有改良主义者，还有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提起笔，总要借他人之口来宣扬些什么，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当时的某种社会政治、经济服务，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文化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是说，通过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的透视，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特征是：由于中国近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也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结构，以及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相互冲突、交融的特殊局面，所以很自然地促使中国人为了求得生存，而从各个角度，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去了解西方，然后决定其取舍的成分及其价值。既然是向西方寻求自卫的方式，并且是从为我所用的角度去进行取舍或扬弃，那么这种翻译也就带有比较明确的目的性。
19世纪中后期即19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大地掀起的洋务自强运动是以“船坚炮利”为主要目标。新式船炮是西方近代化的产物，中国在此之前并不拥有。因此要达到自强的目的，就要“师夷智”，就要从这方面去了解西方。换言之，学习西方利器，就须有制器之器，而制器之器须本于专门之学；学习西洋专门之学，则有文字上的扞格，于是，须翻译西方有用之书，才能探索其根底。曾国藩在当时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把它当做是制炮造船的重要前提。他说：“翻译之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理由很具体，学习制器之器，不明了其所以然，就无法进行下去；态度很明确，翻译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与制器有绝大关系，是“制造之根本”。无翻译之举，制炮造船将会成为一句空话，“自强御夷”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1867年冬，曾国藩采纳着名科学家徐寿的意见，为解决制炮造船过程中制器之器的困难，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先后聘请徐寿、李善兰、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徐建寅等与外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为该馆主要翻译人员。
翻译馆译述的宗旨是以“制造”之学为主，所译书籍有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天文、行船、博物、医学、工艺、水陆兵、新闻纸、造船、历史、交涉公法、零件等，虽然无所不包，但从性质上讲，大多是与江南制造局的“制造”有关。
翻译馆译述的方法，就格致渊清末讲西学的人用它做物理、化学等科学的总称）各专门之书而言，提调一人，口译二人，笔述三人，校对图画四人。“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为刻书处，乃剞厥者所居。口译之西士，则有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林乐矢口（YoungJ.Allen)、金楷理（C.L.Kreyer)诸人，笔受者则为华若汀（蘅芳）、徐雪村（寿）诸人”。英国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中详细记载说：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人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研，共讹则少，而文法甚精。
关于科技专门名词的翻译，傅兰雅列举了三条基本方法，虽在当时未被完全采用，但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法行事的。一是对华文已有之名，则通过考察中国已有之格致或工艺等书和访问中国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之人来加以确定；二是关于设立新名词的问题，则通过在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或将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或用数字解释其物等方法来加以处理；三是构造中西名目字汇的问题，即凡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是有关事或人名者，均随时录于华英小簿，在刊书时附于书末，以供读者参考。由此可见，翻译馆的译述方法非常讲究，态度异常严谨，故译出之书质量较高。
通过曾国藩的捜罗和吸引，可以说在翻译馆内，中国当时的着名科学家毕集一隅，既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又为中国日后培育了不少科技精英。兹就几位中国着名科学家作一简略介绍。
徐寿（1818--1884年），江苏无锡人。1861年应召进入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后，与华蘅芳等人合作，于1862年制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稍后，又设计制造出木壳机动轮船“黄鹄”号。后在江南制造局任职多年，对于船炮枪弹等多有发明，并于1867年应曾国藩之托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内负责编译西方化学和汽机方面的书籍。他与英国人傅兰雅等合译了叶化学鉴原》及其续编、补编和叶物体遇热改易说》、《汽车发轫》、《测绘地图》等书十数种。他的儿子徐建寅（1845--1901年），亦受曾国藩之聘，在江南制造局与李善兰、华蘅芳等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如《声学》、《电学》、《化学分原》、《水师操练》、叶轮船布阵〉》、《炮与铁甲论曳、《远规约指》等。后供职天津机器局，继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州船政局提调。1878年任驻德使馆参赞，赴英法各国考察。1886年会办金陵机器局，督炼钢铁和制造后膛枪，督办保安火药局。1901年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被炸身亡。自着有《造船全书》、《兵法新书》和《欧游杂寻》等书。
华蘅芳（1833--1902年），江苏无锡人。青少年时代酷爱数学。1859年写出第一部数学着作《抛物浅说》。1861年应召入曾国藩幕府。1862年与徐寿等人合作，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稍后，又参加“黄鹄”号的建造工作。曾国藩曾以“奇材异能保荐”。后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内负责译述西方数理和机械制造等方面的书籍。自1865年始，先后与玛高温、金楷理、傅兰雅等外国人合译了《地学浅释》、《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合数术》、《决疑数学》等十几种西方近代数理着作。自着算学书多种，合刻为《行素轩算字》六种共计三十三卷。
由于翻译馆机制健全，译述宗旨明确，译述方法讲究，且有当时的大批优秀中国科学家集中于此，在外国人的积极配合之下，该馆于1868年译成之书即有“《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和《泰西采煤图说》四种”。自开馆至清末，译书二百多种，差不多占全国同时期译书数量的一半。这其中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书籍占85.6%，其他有关外交、公法、宗教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占13.5%，尤以化学和数学方面的书籍译得最多。这是因为，化学和数学等与兵工制造尤其是造船工业关系密切，其译书的目的又重在致用，故尤注重工艺之学。曾国藩曾将《几何原本》后九卷在金陵重校付印，并命曾纪泽代为作序加以推介。梁启超评论说：“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方面，曾国藩等人认为不属仿行之急务，故译述不多。
上述情形表明，制造引出了翻译。翻译不但为中国带来了实用制造技术，也带来了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的输入则会带来改变人们世界观的思想力量。在古老的中国社会，这正是否定传统价值观念本身的力量。
综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之书，无论是质还是量，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与曾国藩重视西学，强调翻译为“制造之本”的思想观念有极大关系。并且它是以“自强御夷”这个主要目的为前提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所以，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制造之本”的作用，而且在中国近代科技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其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翻译馆所译之书，由于选择性强，质量颇高，故为中外学者所欢迎，并且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极大兴趣，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当时，馆内所译数理化等方面的书籍，不仅中国的官绅人士多有购读，就连西人也“书缄频寄，讯此馆之源流，问译书之理法，究察所用各物之名，访求所译西书之目”。尤其是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和外国人傅兰雅等人所译之书“文辞明畅”，故日本人柳源前光曾专程来馆学习，并“购取译本，归国仿行”。同时，翻译馆亦编译有新闻报纸和《西国近事汇编》这一杂志，对时人了解西方时事，开阔视野大有裨益。另外，翻译馆还绘制了《中西名目字汇》、《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等图表，简明扼要，浅显易懂，对后世影响颇大。翻译馆内还藏有《大英百科全书》和西方格致书籍数百部。这些对处在科学技术极端落后的环境里的中国人来说，震动很大，许多学科和科技术语就是在这里为中国学者所了解。
其次，翻译馆内虽聘请了外国传教士作译员，但他们只是充当助手，起配合的作用，整个译馆大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从而打破了自明末清初以来由教会译书的垄断局面，且扩大了译书的自决权。傅兰雅曾指出院“中国大宪已数次出谕，令特译紧要之书。”曾国藩本人在奏摺中也说：“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书。”以往，人们曾认为翻译馆被傅兰雅等外国传教士所操纵，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傅兰雅所谓“大宪已数次出谕”之语无疑道出了真情，而曾国藩本人在奏摺中的陈说也非假词骗人，这与他制炮制船欲使外国人“渐失其所恃”的思想是一致的。进而因翻译之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故有利于国人有选择地学采西方列强之“长技以制夷”，不致受外人控制和愚弄而失其“为我所用”的意义。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意义是，大量译着的问世奠定了中国近代许多学科的基础。有人评论说：“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譬如华蘅芳所译《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决疑数学》等介绍了代数、微积分、概率论，再加上李善兰的数学译着，为近代数学打下了基础；《炮法求新》、《格致启蒙》以及《电学》、《光学》等奠定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徐寿所译《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等书奠定了近代化学的基础；《泰西采煤图说》、《金石识别》等书则奠定了矿物学的基础；由李善兰翻译、徐建寅续补的《谈天》，首次介绍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说；《西药大成》和《内科理法》等书则是介绍近代西医原理的重要译着。这些译着的出版问世，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为中国近代许多学科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基本书籍入门的。例如，在谭嗣同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对那个时期传入的各学科几乎都有所了解。他曾着科学论文《以太说》、《论电灯之益》，并在南学会的讲义中提出了“学问救国”的主张，强调科学技术与国家存亡的关系极为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