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曾国藩称不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实足的外交家。然而，由于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愈益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因曾国藩权绾两江，声望与权力逐渐增大，清廷不得不对之另眼相看，一时间倚重之情超过一般皇族内廷大臣。因此，曾国藩在许多场合和许多时候都有机会接触和处理对外交涉的有关事务，加之他又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与西方列强打交道较多，从这个角度而言，曾国藩乃是中国近代史上因“夷务”而地位显赫，又因“夷务”而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
诚然，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有好有坏，有客观环境条件的制约又有主观因素的驱使），主要是由他在对外交涉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以及在这种矛盾心态指导下所产生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给国家民族、给他的同辈和后人带来的效果所决定的。自1838年朝考点翰林居京做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曾国藩基本上无权过问“夷务”，对西方列强的了解微乎其微。只是在这期间的后八年（即自出山领军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止）中通过与太平军作战，直接或间接地与洋人打交道，从表层上对西方的船炮等“技艺”之类的东西有所见闻。由于这个原因，他在这时期尚未形成他完整的对外交涉理论与实践体系，对洋人较多地类似于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待各边陲少数民族那样持“羁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虚骄狂妄的无知心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对西方列强的了解有所增加，态度明显有所改变，但他仍认为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思想学说和“文武制度”比西方优越，唯独船炮等科学技术比西方落后了。因而，他此时的对外观仍主要停留在对洋人“技艺”、“机巧”的表层认识之上。至于更深层的西方文化，他没有看到，也不愿承认。即使是到了晚年，他这一基本的中西文化观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对西学的在思维认识方面的狭隘性，使得他的避害价值尺度和行为方式相当单纯和狭隘，且缺乏深度与强度。这就决定了他在对外交涉方面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在当时不像一般守旧士大夫那样顽固不化，而在危机感的驱使之下产生了“自强御夷”理论和实践--制炮造船、翻译西方有用之书以了解详情，“师夷智以制夷”以及酌议建立新式水师，加强海防建设等；另一方面，由于这种避害意识单纯而狭隘，缺乏深度与强度，又导致了他的洋务自强新政成效不大，并使得他在对外交涉中体现出妥协与抗争的两面性，且妥协成分有时占据主导地位，以致引起清议派士大夫的诸多责难，同时这一基本外交方针又很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同辈和后人。总之，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旋涡中产生的一个异常复杂又充满矛盾的具有双重属性的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下面拟就这一双重属性及其影响问题分别作出分析考察。
“以条约为凭”、“大事苦争、小事放松”，这是曾国藩对外交涉理论与实践体现出妥协与抗争两重性的一个主要内容。
曾国藩不仅是一个言理者，更是一个言势者。在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淤在曾国藩看来，西方列强“不论是非”、“挟制愈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自身的力量强大，即它们在“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有“势”；而中国积弱不振，由于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内耗”很大，也由于两次鸦片战争被迫与列强签订条约，丧失利权，“外耗”亦甚巨。中国在实力上显然要比西方列强弱得多。而要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局面，要“勤远略”，就必须在对外交涉过程中“谨守条约”。他反复指出：“惟目下一二年内，则须坚守前约”于。“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然后才能借此维持现状，争取时间“自立”、“自强”。他说“惟洋务宜守条约，乃有准绳，不致失信于外夷。平居无事，则大小各官勤廉自励，求所以自强之道。久之政通人和，上下一心，正气盛而邪气自衰，外夷慑服，亦不敢多所要求也。”在这里，虽明显地暴露出曾国藩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本质缺乏认识，但已隐含着他想要凭条约即国际公法处理中外交涉事务的用意所在。更重要的是，他自信地认为，只要中国“自立”、“自强”，有势有力，洋人就不会小看我们，不会侵略我们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在致友人的信函中说：“吾辈当细察后，师其所长而伺其所短，不说大话，不疏礼节。彼若讲信修睦，吾不稍开边衅；彼若弃好败盟，吾亦有以御之。”我既“自立”、“自强”，且“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权”。对此，他反复作了论证：“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舆然而，自强之道究竟何在？曾国藩认为：“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仅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余他又详细指出：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又说：
鄙意我苟求胜于彼，不必锱铢较量，尤不在语言文字。但令中国之官必廉必正，中国之兵能战能守，自上至下，事事可以对人，使彼无轻视之心，而后有敬服之渐，庶几潜移默运转弱为强。
从上述这个思想观念出发，曾国藩在自强之道方面用心的确可谓良苦。他本人尚不重金钱之多寡，治军、治家、治己贵严，制炮造船、筹划海防之事亦均有起色。问题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列强“技艺”、“机巧”和“术数”的肤浅认识上，自强能否更有深度和强度，能否真正成功，前景并不乐观。另一方面，两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一系列中外条约，实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武力胁迫的结果，带有极不平等的性质，“坚守条约”本来就意味着承认并允许其继续扩大对华侵略特权曰况且西方列强因其固有的侵略本性，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决不会按约守信，到此止步。这种在对外观念和认识程度上的差异性乃至错误性，也就决定了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必然要以妥协退让为主。
与此同时，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他在实践中认识到：由于敌强我弱，西方先进，中国落后，在中外交涉之局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时，中国地方官往往缺乏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勇气和经验，“关道以洋人恃其凶横，而不敢谁何。督抚以洋务非其专责，而不肯深究”。因此，他得出结论并强调：“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然而，曾国藩在这里并未明言何为大事，何为小事。从实际事例来看，曾国藩所讲的“大事”，似乎指的是中国礼仪、典章制度等属于政治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决不能动摇，决不能有所侵犯；有关商农利权即有关“小民生计”的东西也是“大事”，应当据理力争。然从总体来说，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因而，曾国藩这种“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使得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具有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其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他的外交实践仍带有极大的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被镇压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再考虑“御侮”的问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和给友人的书信中反复提到，因长时间的闭关自守，中国不仅不了解外部世界，而且在科技方面已经比西方国家落后许多年了。要想抵御外侮，就必须“徐图自强”；而徐图自强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见效。他在奏折中指出：“苟欲扞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为了取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对于曾国藩以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这一对外实践内容，我们可以就他在对外交涉中的一些具体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为条约中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再则表示既已借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19世纪60年代初，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买办官绅鼓动清廷借洋兵以“助剿”太平军，外国侵略者也积极表示愿帮助清政府尽速铲除“内忧”。当上谕催促他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时，曾国藩考虑到：“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同时他又深恐“一二不靖之徒自神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鉴于这个原因，曾国藩主张“会防”不“会剿”。他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淤其基本理由是：“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金陵、苏、常可以幸袭，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他反复强调苏、常、金陵等地本“非通商口岸”，不属条约规定的开放范围，而“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上不利于国主，下不利于英商”。又以外国兵船入中国内地“攻剿”，不仅攻占一地则代守一地，“足为中国腹心之患”，而且攻一处焚毁一处，将给中国带来灾害为理由，请求清廷“以情理阻之，婉言谢之”。他向清廷反复解释说：中国“足以自立”，暂不须借兵助巢。“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贻讥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故当他得知薛焕已先行筹办借洋兵“会剿”之事的消息后，不满之情跃然于纸上：“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然而，由于太平军将士的英勇抵抗，形成了双方鼎足相峙的新形势；也因清政府倚赖于洋人以求尽速平定“内乱”的政策越来越明确，并谕令曾国藩重新“核议复奏”，无须反对。曾国藩陷入了“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的矛盾状态，“苦争”之后，即转为“放松”，妥协之念遂占上风，觉得“计不得不借洋人，聊固吾圉”俞，不仅对借兵“助剿”不再表示坚决反对，反而主张：“惟既已借助，则当坦然以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逾有人因曾氏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认定他“会防”不“会剿”的主张纯粹是为他那个小集团的利益着想，生怕洋人分享其功。但我们认为，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曾国藩主要还是从清朝的实际利益考虑的。从前引的“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助剿之后，每多意外要求”等材料可见，曾氏也曾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利益。这种考虑正反映了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清朝统治者虽然已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联合，但对于外来势力还是存有较大戒心，总是想尽量多维护一点封建主权的客观情况。这同时也是曾国藩对外矛盾心理状态的一个体现：由于与农民起义军的对立，使他最终不得不赞同利用外国的武装力量，但他又不希望这个力量过于发展，以致影响到封建统治集团更大的实际利益，故他曾表示“苦争”，最终又由“苦争”转变为“放松冶，这正是其抗争与妥协的双重属性在这个问题上的同时体现。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也表现出“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861年8月，曾国藩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余馀即配用楚军水师之勇丁学习驾驭，炮位亦令楚勇司放。虽不能遽臻娴熟，尽可渐次教习。其统领大员，即于现在水师镇将中遴选”淤。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欲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妄图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其所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认为，这是喧宾夺主，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不利于中国自立、自强。如果任其操纵，便会给洋人以侵凌中国的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他明确指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下策是于所购七船中“酌拨数船与阿思本统带，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按：蔡氏时为湘军将领)统带，配用华兵”；上策是对洋兵“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至于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在曾国藩等人的“苦争”和坚决反对之下，不仅李泰国借此控制中国海关的目的未能达到，而且阿思本想当中国舰队司令的阴谋也未能得逞。有人认为，曾国藩之所以对这一事件持反对态度，其原因是他担心这支舰队不归自己统辖，驾驶的是外国官兵，而不是三江两湖之人，“这全是曾国藩出于一己之私”。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虽然，这里面也包含有他担心清政府如果利用阿思本舰队进攻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占领区，将与湘淮军争夺攻占苏、常、金陵之功的因素。但如前所述，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曾国藩考虑到，一支由外国人指挥和操纵的舰队长期停留在中国的江河大海之上，将会引狼入室，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堪设想之祸。这个问题说明，曾国藩主张的“大事苦争”--“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的思想，在一定场合、有关问题上有所突出表现，证明了他的民族意识并未完全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