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述观点，彭靖对曾国藩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他认为，不能因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处理天津教案，就“简单地给扣上‘汉奸刽子手，和‘卖国贼，的帽子”。他的理由是：就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一个问题来说，“这与太平天国当时所采取的对民族文化不加分析而一概予以抹煞，乃至摧残的错误政策也是不无联系的”。意即由于太平天国“摧残”民族文化，所以曾国藩要起来维护中国文化，维护清朝封建统治。进而，彭靖指出：“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是不是都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是不是在其起着某些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有其或多或少的副作用？这是一个值得科学地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也不例外。”言下之意是，太平天国并没有给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推动力，而是“或多或少地起了‘副作用，冶。与此同时，彭靖还指出：太平天国“对封建伦理几乎全部承袭下来，有些方面如等级制度、男女之别还变本加厉。甚至连曾国藩尚不愿意做的，他们也做了”。在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时，彭靖把曾国藩描绘成一个“爱民”、“养民”、“卫民”的人物。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和结论都是值得商榷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阶级矛盾的产物。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农民起义的前途只能有两种：要么失败，要么向封建王朝转化。它虽然失败了，但在打击封建统治、促使封建经济解体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是应当充分认识到的。至于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他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与太平天国为敌，这是很自然的，同时也是无需深责的；另一方面，他不可能站在人民一边，“爱民”、“养民”和“卫民”针对的是地主阶级，这一点又是必须加以谴责的。
针对彭靖的观点，叶幼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充分估计它的进步作用，反而去强调其副作用，为曾国藩开脱罪责，“其方向是错误的”。刘乐扬则认定“曾国藩是反面人物”。他指出彭靖提出的曾国藩不是“汉奸刽子手”的观点，“忽略了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背景，不提给曾扣上帽子的真象”。这个“历史背景”和“真象”是：“抗战后期之所以对曾国藩再加鞭挞，是针对蒋介石吹捧曾国藩的逆风，为其《中国之命运》作陪衬而发的。”曾国藩死后，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改革等一系列伟大的变革，而“曾氏思想对这些变革所起的是阻挠历史前进的反动作用，而没有任何推进的作用”。最后，刘乐扬列举了曾国藩诸如“扫空数千年文化学术优秀传统”、“败坏社会风气，为百余年来种种不正之风，种下根源”等十余条反动的“影响”，对其予以全面的否定和批判。其实，这种观点也是不全面、不客观和不科学的。譬如，刘以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中所列人物恰当与否来作为判定其“摧残民族文化”的依据，则是把学术问题与历史人物的政治属性等同起来了。
(二）关于曾国藩洋务思想和活动的评价问题
与对整个洋务运动的争论有关，对于曾国藩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评价问题，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也显得非常激烈。
第一，关于曾国藩洋务思想产生和形成问题的争议。王少普指出，曾国藩从封建理学家到洋务派大官僚的思想转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由于他比理学中的主敬派实际一些，从而具备了“从地主阶级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内在因素”。第二个阶段是在道光末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国内阶级斗争激烈，促使曾国藩兼采汉学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开始注意西方情况，重视西方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这就“为其洋务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第三个阶段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与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相比，曾国藩的思想出现了具有新内容的变化，“在伦理政治观念上由原来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保持天朝至尊，转变为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守定和约，。同时，他更重视引进西方技术的活动，认为是‘救时之第一要务，。冶喻盘庚指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本人的主观因素有很密切的关系。这种因素包括：“治学上的开放宽容态度和经世致用之学的讲求”；“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尤其是后者构成了曾国藩洋务观产生的直接的主观因素。总体说来，“王文”与“喻文”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不同的是一个主要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一个主要强调内在心理素质，侧重点有所区别。如“王文”认为曾国藩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用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论证对外妥协的合法性”曰而“喻文”则以曾国藩对阿思本舰队的态度为例，说明他的民族意识是很明显的，同时这也是他克服重重困难举办洋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客观存在着中国如何自救的问题，曾国藩举办洋务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反映。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及签订了《南京条约》后，曾国藩与当时一般守旧派士大夫一样，以国粹主义的方式来应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本能地用一种传统的文化安全感作为心理后盾，认为“洋夷”对中国的侵凌和骚扰，并不足以构成对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根本威胁。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就在他对传统文化的同化力的乐观信念中，在他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苏解、缓冲、补偿和安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从太平军手中领教到了“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种仅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西方人的长处在于“船坚炮利”的理性认识，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从而，他产生了“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的危机意识。进而，在这种危机意识之上产生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为他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的功用的积极肯定。这就是曾国藩洋务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内外因素所在。可见，其洋务思想的产生并非对外妥协的结果，而是曾国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用来“靖内患，勤远略”的出发点。
第二，关于曾国藩创办洋务企业的目的和性质问题的争议。以往人们几乎一致认定，曾国藩举办洋务的目的“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镇压国内人民”。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这十余年间，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终究是为了“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的腐朽封建统治。李金奎认为，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绝大多数洋务派人物，都是秉着借“御外侮”之名，行“靖内患”之实这样一个目的来兴办洋务的。戴学稷等也指出：“曾国藩称购买外洋船炮和制造轮船为‘救国要策，，他所谓的救时，一是‘剿发捻，，一是‘勤远略，，前者目标很具体和明确，后者则是一句空泛的冠冕堂皇的大话，是并不准备实践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洋务运动反动”论的继承和发展。第二种意见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有“靖内患”--镇压国内人民起义和“御外侮”--对外抵抗列强侵略这两个直接目的。殷绍基指出：“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既有封闭狭隘的一面，也有开放变通的一面。”他倡导选派文童出国，只是学“艺”而已；但他又强调经世致用，提倡重视社会，了解社会，这是他的开通之处。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这与他生平“自强”、“自立”的进取精神有关。第三种意见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御外侮”的目的是主要的。徐泰来指出，曾国藩等“洋务派之办洋务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识”。“曾国藩虽也认为购买和制造外国船炮，‘可以剿发逆，，但同时他也强调‘可以勤远略，冶，“办洋务的御侮目的是无可否认的”。喻盘庚认为，“如果讲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对人民的反抗没有一点防范，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过，那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动机乃是‘御侮，，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认为，第三种意见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曾国藩办洋务是从购买外国船炮进而仿造开始的，这当然带有“靖内患”的成分，但其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御外侮”。他曾反复指出，购买船炮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以为“自立、”“自强”的根本，即达到“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的目的。他也不止一次地谈到用轮船镇压太平军作用不大：“目下贼氛虽炽，然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金陵发逆之横行，在陆而不在水；皖、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他明确指出太平军在水面上对清军并不能构成什么致命的威胁，“已不足虑”了。令他感到忧虑的不是别的，恰恰是西方列强的入侵。随后他与李鸿章等一起奏设近代海军，在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况且，近代军事工业的出现，带来了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在推进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在抵制外国商品侵略方面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有关曾国藩举办洋务企业的性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得十分激烈的问题。以往人们一般都认为它对中国近代社会起了一种阻碍和反动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仍有人持这种观点。姜铎、黄逸峰认为，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三大恶果冶：使清政府腐败统治延长了五十年之久；为外国资本主义维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秩序；初步形成了早期官僚资本主义和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些恶果都是“直接地使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祁龙威则认为，在近代中国只有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才能作为向西方学习的代表，曾国藩等洋务派即使学习西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终究只能“阻碍历史前进”。因为洋务派和顽固派一样，“都是社会的衰朽势力”舆。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不是从经济角度入手来考察洋务运动的，而是用政治评判来否定洋务运动的进步作用。并且它在研究方法上把以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为线索和以阶级斗争为线索考察历史思潮对立起来，从而也就很难客观反映曾国藩等推行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如果能将经济和政治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洋务运动进行考察，结论可能会比较实际一些。
另一种观点认为，曾国藩倡导的洋务事业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在后期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因为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徐泰来肯定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具有开创和兴办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军民两用企业，逐步改变中国交通运输和通讯的陈旧状况，开创新的社会风气等七大进步性，认为这些“足以说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积极的”，曾国藩在这其中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殷绍基指出，曾国藩办洋务“不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说，还是就东方中国封建小农经济来说，都是一场‘商战，和‘挑战，。它限制和延缓了西方资本的入侵，刺激和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彭靖认为，“中国由闭关自守转向对外开放”，曾国藩“是最初的倡导者。这是不能抹煞的”。
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用对社会经济是否起推动作用来考察历史人物的过功是非。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变革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成为近代化国家是一股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曾国藩倡导主持的以“师夷智”、“自立”、“自强”为主旨的洋务事业，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炼制出近代中国第一磅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造就出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曾国藩首次奏请派幼童赴外国留学等等，这些无一不对促使中国进入近代化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标志着中国千百年来陈陈相因的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开始有所改变。
第三，有关曾国藩对外交涉问题的争议。一部分人仍然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曾国藩“一味崇洋媚外，卖身投靠，是可耻的卖国贼”。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既有妥协的一面，也有抗争的一面。邓亦兵指出：曾国藩在“对外关系上，是以勾结、妥协为主要方面，同时也有反抗侵略的一面，并不盲目崇洋媚外，卖身投靠外国”。林建曾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要维护因不平等条约而稳定下来的中外“和局”，“其中还存在着策略上的考虑”。他从消极接受到开始利用不平等条约以“徐图自强”，这一变化“深刻反映出他对外抵抗和妥协双重矛盾的官僚士大夫心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