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曾国藩论稿》附录之“家学传统人生情趣‘曾学，研究”一文中发出感言：“人生苦短，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心安理得，舒心踏实。”当我接受重庆出版社温远才先生交给我的修订增补《曾国藩家族》、《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等四部书稿的任务后，连续数月几乎夜以继曰不知疲倦地笔耕不止，尤其是在暑假期间非常艰难而自得其乐地将《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修订增补完毕，动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刻，既为十五年前付出的巨大辛劳感到自豪，也为已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我仍然保持着做学问的旺盛精力和浓厚兴趣而欣慰不已。这就印证了“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心安理得，舒心踏踏实”此话诚不为虚言也。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之修订增补工作，的确比此次修订增补的其他三部书稿中的任何一部书要难得多，付出的精力和心血要多得多。这是因为，该书系十五年前之作，某些观点带有当时环境条件对学术界影响制约的深深痕迹，此次修订增补机会难得，故在这方面下了许多功夫，尽力反映我最新的学术观点。这就需要思考，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尚未整理出版齐全，很多资料从光绪二年（1876年）传忠书版或民国年间的东方书局版和世界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中引用而来，此次修订因无旧版对照，故查找异常辛苦，有时几乎要通读全部岳麓版诗文集、书信集方能获得结果。每当此时，心烦意乱，情绪波动不已。但一想到史学工作者肩负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一切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是实话，绝无虚言。正因为具有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能克服一切困难，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精力来对待此书的修订增补，力图使之能代表我的最新学术水平。
此外，促使我格外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对《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等书不敢丝毫怠慢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此书出版后先后三次发行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人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获得过湖南省社科成果优秀专着奖和中南六省优秀图书奖，许多论文和专着将此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或重点参考节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等权威机构对此书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我自知学术水平有限，该书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暗暗提醒自己应把此次修订增补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不要辜负读者一片厚爱之情。故在此次修订增补过程中，不仅对某些论点作了修订，而且将其印刷错误加以了改正；不仅引文资料全部采用最新版本，而且还对原书章节作了稍许调整，由原来八章改为九章。附录之《一百三十年来曾国藩研究述评》主要是想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完整的参考资料，用以推动“曾学”研究更上一个台阶。据初步估算，此次修订增补文字包括内容的增加、修订，资料出处修订为最新版本等，大约达到八万字左右。还须指出的是，在写作《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过程中，我前后参考了二百多种文献资料，此次修订增补时则附录有主要参考书目。
十五年前《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出版时，客观政治环境还有一定局限，并非现今这样宽松和谐。因此，我在当时不得不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对曾国藩的功过是非尽力作出客观评判，尤其是对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问题，我尽力避免简单正面式肯定，但细心的读者则能感觉到我“曲线救国”的深层用意所在。尤其是拙着每章最后一节阐述曾国藩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独辟门径，为他书所少有。正是这部分内容使得《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具有独特个性，也为研究者所重视，并从中受到启发而对曾国藩的功过是非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这是让我特别感到欣慰并引以为自豪的。因而此次修订增补时，在对原有文字加以保留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内容。这是需要加以特意说明的。
初版《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写作出版，得到了诸多师友的关爱支助，尽管此前--作了鸣谢，但仍有数人不能忘怀。此书选题创意者刘刚强先生开拓之功不可灭，扶植奖掖之情没齿难忘。谭松林先生对初搞存在的问题作了规范性纠正，使拙着避免了不少错误，师友之情，兄弟之谊，成为激励我严谨治学的一种动力。
陈旭麓、林增平和王永康等先生从私淑兼亲炙的角度视我为他们的特殊学生，对我的学业给予了出自内心的关照。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规定高校青年教师必须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进修硕士学位四门以上课程方能晋升讲师，我这个“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大学教师因外语水平较差，一直未敢报考研究生，面对这种局势，顿时傻了眼。情急之下，我给陈旭麓先生（他是我的同乡前辈）写信，提出到他身边既进修研究生课程又做专题研究的要求。陈先生非常赞同我的意见，爽快答应我的要求。但我考虑到儿子成智尚只四岁，爱人宋素琴正在准备报考研究生，如果脱产到上海去进修，家庭无法照顾，于是复信陈先生请其推荐我到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先生处专职进修。很快，林先生给我来信表示热烈欢迎。林先生在信中说：“不要再犹豫了，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就这样，我的学业不仅得到陈先生的指点，而且更有机会获得林先生的直接熏陶。从而，《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写作实实在在得到了陈、林二先生的指教点拨。书稿写成后，陈先生已去世，林先生则在病中特意为之亲自作序予以鼓励。古代中国人很重视文字的真实性，要求“立言”之说对后人负责。我力求这样做。所以，我在这里无半点假话虚言借名人之名糊弄人；我是怀着异常崇敬感激的心情对陈、林二位先生和王先生加以深深思念的。这种感激之情，思念之情自陈、林、王三位先生去世之后更加刻骨铭心。记得在陈旭麓先生逝世的追悼大会上我撰写的挽联为：
迈郭吕翦范诸老而上，大勋尤在携后，宏奖如公，怅望苍天一洒泪；
窥道德文章治事之全，私淑亦兼亲炙，愚疏似我，伴随湘黔感知音淤。挽林增平先生之联为：
知我十年前，问客谁可师，门下滥竽常自愧；
论才孔孟后，如公有几人，湖湘爱树巳难忘于。
今天，陈先生作古已有十八年，林先生和王先生作古亦有十四年。三位先生九泉之下如有知，亦会为拙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修订增补，在现今出版业极不景气的大环境下能够重新出版而感到高兴。
如果说经过此次修订增补的《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能够在初版基础上有所提高的话，是该书初版至今十五年来众多师友鼓励、点拨的结果。因此，还有一位作古的师长黎仁凯先生值得我着意怀念。黎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情。在与他合作共事于河北大学历史系五年的时间里，黎先生在学业上对我支持帮助较多，其中多次提到拙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写得不错，同时也提出过某些修改的建议。现今黎先生魂归道山已有半年，我总觉得他没有离我而去，在修订增补《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过程中随时会引发我对黎先生的思念之情。这除了黎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之外，还由于我在河北大学因陷入一桩历史公案而使黎先生受到牵连。因这桩历史公案未能及时获得处置，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直至2005年才得到解决，此时黎先生已病入膏盲了。因之，我在黎先生去世后的挽联中说：
续燕赵遗风，慷慨悲歌辉煌谱，志同道合偶相佐，道德文章只从诚意积；创博点宏愿，群小构陷基业失，南北分离常思念，长歌当哭岂为感恩深！黎先生安息吧！逝者含恨而去，精神犹在；留者忍辱负重，愈挫愈坚，勇往直前。《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修订增补再版，足可说明问题。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得以顺利修订增补完毕，首先要感谢重庆出版社吴向阳先生、温远才先生及刘晓燕小姐付出的诸多辛劳。此外，还受益于我的研究生张卫波、刘兰肖、范铁权、彭小舟、武增峰、周晓丽、姚恒、崔志远、曹保刚、蔺朝国、朱永军、张兰锁、张茂斌、王津生、赵智慧、李龙跃、李维、张聚华等。他们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对我在曾国藩专题研究的问题上给予了诸多支持和帮助，衷心祝愿他们或是在从政途中或是在治学道上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修订增补出版，与我家人的支持分不开。我的爱人宋素琴教授，儿子成智以及老岳母在生活上、工作上作为我的坚强后盾，使我解除了后顾之忧。值此书稿付梓之际，我要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我的生身父母给予我坚强的意志，造就我对学问的执着追求，养育之恩，教导之情无法以言语作表达，唯有继续努力，争取更多更好的成果报答于万一。
亲爱的读者，对《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我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修订增补，结果如何还望读者诸君评鉴，缺点错误之处尚乞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成晓军2006.8于
惠州学院困知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