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才好坏多寡决定社会风气兴衰久暂
曾国藩死后一百多年来，无论是否定他的人，还是肯定他的人，几乎都承认他在人才问题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从太平军与湘军对立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一方面，坚持十四年之久、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究其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一般说来有内因与外因两个大的方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生变化，其内因是起主导作用的。从太平天国失败的内部原因而言，它的最高首领洪秀全在定都南京以后，尤其是在1856年天京内讧发生后，猜疑嫉妒心理与日倶增，最后导致他只用洪姓之人、“误国不用贤才”淤，如石达开这样有才能的人也落得个被逼出走的结局。这确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为什么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最初几年，太平军所向无敌，势如破竹，清朝八旗军和绿营兵节节败退，而曾国藩的湘军却能与太平军长久相持，最终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但湘军的最高统帅曾国藩“能识别贤才”，非常重视对人才的识别、培育，以及对人才的正确使用，即知人善用，的确是湘军能够战胜太平军，曾国藩等人能成就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曾国藩重视人才问题的原因何在呢？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考察的有关曾氏人才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曾国藩早年在观察和抨击清王朝的腐败政治时就已经清醒地感觉到人才的缺乏和枯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因而，他不是粉饰太平，而是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提醒统治者注意：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镇压揭竿而起的农民，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人才为转移社会风气之本，意识到人才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日记中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然而，人才的培养并非易事，曾国藩认为须从有一职之权的官吏做起，“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盂。他认为，数十年来，风气不正，政治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人才。他说：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掏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盖己痛恨次骨。今年承气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铢斩匪徒……不复以相关白。
总之，世道多变、人心陷溺在于无人才，“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虞。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觉得只有“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愚。进而，曾国藩感觉到社会风气不是常恒不变的，而是“随人事而变迁”舆。要改变社会风气，就必须重视和解决人才问题，用以端正官场和士林风气。
由于在古代中国，拥有文化知识的文人学子、官僚乡绅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而曾国藩主张通过在这些人中间培养具有封建道德的“贤人”，来感化乡里，扭转风俗，即所谓“有一二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他认为，如果培养出一大批“贤人”，为其他人作出榜样，便会出现“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檀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平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的局面。从而，曾国藩将人才问题纳入其“礼学经世”的框架之内，加以高度重视，从对“人治”、“礼治”的尊崇出发，把人才培养提升到关系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转移风气，全力对付农民起义，使清王朝渡过难关。
二以德为主体的发现和培养人才之道
既然人才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曾国藩心目中的理想人才又是什么样的？即他对人才的具体衡量标准又是什么？
人才是有阶级性的，曾国藩的人才观也具有阶级性。从总的方面说来，曾氏也讲“德才兼备”。但他更同意司马光关于“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的主张，并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曾国藩用水和木做比喻，认为“德”是水之源，“才”是水之波，“德”是木之根，“才”是木之枝。“德”须“才”辅，“才”须“德”主，二者的高下主次是十分明显的。因而，他宁要才能低下的人，也不要无德的小人。这里所说的“小人”，主要是指那些不满封建统治、不遵循封建礼教而具有反抗精神的人。这就说明，曾国藩是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而不仅仅是以“才”取人。
曾国藩认为，一切德才兼备的人才应该具备这样几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具有责任心。他在《应诏陈言疏》、《原才篇》等摺片以及日记、家书和诗文中都反复强调，为人君，为督抚，或者为州县之官者，都负有转移社会风气、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的责任。他常与师友谈论这个问题，并且以此互勉，激励自己和友人作出榜样，影响和培育具有责任心的合格人才。第二个条件是应具备封建的道德品质。曾国藩认为，一个有作为的人，要担负起转移社会风气的责任，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他反复指出：
方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第三个条件是必须才识兼优。曾国藩赞赏诸葛亮“才须学，学须识”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如果舍集思而广益，无以长其智。这样的人，虽抱救世的热忱，但却无用世之才具，最终还是无济于社会，称不上是有能力之人。因此，曾国藩既重视以德取人，又兼顾其人的才识。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方可为有用之才。他在《原才》一文中指出：“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在与左宗棠谈论人才问题时他指出，人才有好有坏，能力有大也有小，条件全面者一般不多见，但无用世之才具者绝对不能予以重任。他说：“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屏斥。”
曾国藩认为，得人并非易事，需要通过正确的途径去发现、培养和造就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在早年就已经予以注意。后来或领军转战东南各省，或权绾两江、直隶，他都一直密切关注人才的发现和培养，直至临死前，他仍利用各种方式、各种不同场合，坚持不懈地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极大的努力，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而又独特的发现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所提出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
什么叫做“转移之道”呢？曾国藩解释说：“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他称赞诸葛亮的“才须学，学须识”的主张是“至论”。然而，要使人人都知好学，又必须自君主以降皆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他对清初皇上“勤学好问”，大臣们“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互相讨论国家大事，关心现实政治的风气敬慕不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显然，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转移之道”并不是人才的转移或调动，而指的是人才气质与能力方面的陶冶提高。他明确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从这个思想观念出发，曾国藩特别强调，不仅是君主，所有拥有政治权力的人都负有转移人才的责任。他在《原才》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院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认为，那些教育家也负有转移人才的责任。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说：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擅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观。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曾国藩关于人才转移之道的立足点是注重身教。这种思想观点出自儒家学说的范畴，认为人格之感化力至高无上。曾国藩一生力求实践这一思想。他在军营十数年，未明即起，黎明出巡营垒阅操练，曰中清厘文卷，接见宾僚，余时披览书史。他常称时局艰难，唯劳勤心力者可以补救。曾氏治军治政前后数十年，于困难危险之际，以至功名成遂之时，不改其常态。他正是以这种日常生活之影响及人格之感化去引导他的幕府宾僚、子弟和兵将的。
什么叫做“培养之方”呢？曾国藩考虑到，那些未得功名、未进入仕途者暂且不论，已获得功名的“登仕版者”汇集于内阁、六部、翰林院等地，“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周知也”。因此，“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他认为，培养人才之法有这样几个方面：“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他对这几句话作了具体解释。“教诲”者，即指堂官对于司员人等，只言片语都举足轻重，不可小看其作用：“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甄别”者，即指堂官对于司员人等应保持清醒头脑，分清是非好坏，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蒙住自己的眼睛：“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保举”者，即指堂官对于司员人等要明察秋毫，赏罚严明，对有才能的人要及时向上推荐。“超擢”者，即指堂官对于司员人等要及时论功行赏，要予以破格提拔。总之，曾氏在这里提出的四条方法，即教育引导、奖优罚劣、推荐委任、破格提拔，这是他主张的培养人才的基本要点，并且把前面两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将培养人才比做禾稼之耕耘：“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
什么是考察之法呢？曾国藩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古来本有成例可循，即“询事、考言，二者并重”。然而，近世以来，由于形成了一种腐败堕落的风气，各地衙门办事，动则请旨以求方略，因而“无才猷之可见”，只有从一个人的言论来进行考察。可是，当时国有定例，各省道员以降，不许“专摺谢恩，而许专摺言事”。因此，十余年来上面九卿科道，无人“陈时政之得失”，下面司道之员无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余。鉴于这种情形，曾国藩主张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发现人才，尤以“借奏摺为考核人才之具”。对于九卿之官、科道之官、司道之官是否为人才，则应分别进行考察：“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俞这几个渠道互为并用，则不愁不能发现有用人才。
三风格独特的识人和育人之方
曾国藩对于前述这套发现、培养人才之道又是如何运用的呢？概括起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人施以“勤教”。检诸曾国藩所留下的奏疏、书札、曰记、文集等，都无不体现出他对子女、对朋友、对士兵的谆谆诱导之情。尤其是在教导子弟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读书、如何带兵打仗方面，其用心之殷勤，在清末士大夫阶层中实不多见。不管是在戎马倥偬之际，还是在静心读书、生活安宁的日子里，他都温言细语、情意深挚、不厌其烦地写下数以千计的家书，耐心教导他们成为有用之才。
曾国藩对于部属也是如此，或以书信训饬，或当面教诲，“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曾氏明确指出，督抚之位虽高，但训导下属应当像老师教导学生那样去细心关怀、严格要求：“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每逢“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曾国藩常以“清慎诚勤”四字自勉，对他人之要求亦然，尤以“诚”字为重。他与李桓、李瀚章谈论这一点时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馀。”表示要“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通过艰苦努力去发现、去培育有用人才。他对程尚斋说，人生在世，凡办一件事件，必定会碰到许多艰难困苦，这就必须以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以虚心的精神贯彻其中。因为“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凡事只要身体力行，真正做到“诚”，就没有不可能成功的。“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正因为曾国藩以“诚”为最高道德原则，在运用人才思想和用人实践相结合之时，其功效也就特别明显。即使是对于那些桀骜贪诈、反复无常之徒，曾国藩认为只要有一节可用，也应勤加讽勉，奖其长而责其过，劝其痛改前非，而不轻易弃绝不用。他特别强调，善将兵者，须日日申诫将领，甚至可以终日絮聒不休，这才是爱护部曲的做法。
其次是对人施以“宏奖”，即借奖勉而引人向善，也就是“宏奖以育人才”。曾国藩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在人才培养的问题上宏奖是一种最好的勉励方式。因此，他宁愿多采取表扬的方法以激励人才，也不愿意一味批评、苟责人才。关于表扬和批评对人才成长的影响问题，曾国藩在与许振祎讨论时说院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米汤若醍醐之灌顶，高帽如神山之冠鳌，昔胡文忠每以此法诱掖将才。今阁下以此法诱掖诸生，何患人才不勃然奋起？
曾国藩对世上各色人等作了分析比较，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类型院一为高明者，一为卑琐者。那种高明的人，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勉之以忠可以为忠，勉之以廉可以为廉。对他们多用奖劝，少用批评，尊重他们的人格，便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才能。那些卑琐之人，本无大志，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对他们管得严则有所畏惧，管得松则懒散堕落。如果用奖励而不用苛责，把他们放在高明而好体面者之列，也可以激发他们的自尊心，从而为忠为廉，不致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