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严嵩已当上了礼部尚书，他在神主人太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世宗口里读着严嵩的歌颂文章，耳里听着严嵩的媚辞，自然是通体舒泰。第二年，严嵩便升任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即内阁大臣）相同。
其实，在这以前，严嵩就已开始了献媚活动，只是成绩不够突出，未受重视而已。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去世宗的生父葬地显陵祭告，回来以后，向世宗说：“我奉命去显陵祭告，在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之时，上天应时降雨，又应时晴天。产石地枣阳，有无数的鹳鸟绕集其上，等把碑运人汉水，汉水又突然暴涨。所有这些，都是上天眷爱，请陛下令内阁辅臣作文记载。”这马屁恰好拍在点子上，世宗听了，十分高兴，严嵩不久就升了官。
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一时之间，朝廷内外，奉道之风大盛。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晋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流芳百世的宏文，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旦被皇上看中，就能指日高升。因此，朝臣多舍弃本职，供道事玄，希求进用。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去劝谏世宗，只会对其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习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五顶沉香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为当朝第一重臣，为人正直，不奉曲邪，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言就私下里对世宗进谏，要他稍远道教。
夏言的做法自然世宗极不高兴。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了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觉得严嵩不仅公忠体国，还公忠体我。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取夏言而代之的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示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他都不对夏言有一句微词。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回府后，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
这件事被夏言知道了，夏言也觉得很感动，认为严嵩真是对自己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袖子里藏着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猜疑心很重，他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搞特务统治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一些内臣到一些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地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尤其严嵩经常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愤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这些情况一一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了一个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
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词文章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懒惫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他也不审阅就交了稿，因此多有重复鄙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具体过程不必细述，反正世宗不问是非就将他罢了官，因为世宗早就看他别扭。后来夏言曾又复出，但最后还是遭到严嵩的陷害，在议复河套一案中受了牵连，终于被杀。严嵩补了夏言的缺，从此大权独揽，专擅二十多年。
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人阁参与机务，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但此人十分怪异，身体极好，显出风华正茂乃至豆蔻年华状，日夕随侍在世宗的左右，弄得世宗都十分感动，越发受到世宗的宠眷，赞他“恭顺敏达”，是少有的忠臣。
严嵩在排斥异己，结交私党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如上所述，夏言是严嵩仕途上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他就想方设法地除掉他。严嵩先是取得了夏言的信任，然后派人诬陷他，致使夏言被罢官。后内阁臣死去几人，世宗就又起用了夏言入阁，位置仍在严嵩之上。严嵩见不陷害死夏言，无以升迁，便使用了绝招。当时，蒙古的鞑靼部落占领了河套地区，曾铣总督陕西三边的军务，在夏言的支持下，曾铣提出要收复河套地区。这个收复失地的策略，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正确的，可到了严嵩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罪恶的行径。正巧，皇后去世，宫中失火，崇信道教的世宗惊慌害怕，以为是上天示警，不知应在何事，严嵩正好利用世宗害怕鞑靼人的心理，说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是“穷兵黩武”，是“好邀边功”，是伤了上天的“好生之仁”等等，所以上天以异兆示瞥。世宗一听，立即下令逮捕了曾铣、夏言二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恰在这时，鞑靼人又进攻陕西的延安和宁夏的银川，世宗大惊，严嵩趁机说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激怒了鞑靼人，他们才加以报复。世宗立即杀了曾铣，严嵩又诬告夏言曾受过曾铣的贿赂，世宗又下诏杀了夏言。
严嵩在排除了最大的异己之后，就广植私党。严嵩之子严世藩聪敏能干，严嵩当然依为爪牙，广收鹰犬。严嵩收了十几个干儿子，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官吏大多出于其门。吏部和兵部是负责铨选官员和安排防务的重要衙门，严嵩便安置了两名亲信，吏、兵二部的文簿可以不奏请皇帝，由严嵩任意填写下发，这二部几乎成了严嵩私家的后院，主事之人几乎成了他的管家，一文一武，时人称之为“文武二管家”。
这样一来，明朝的边防就弛乱不堪，西北有蒙古人，东南有倭寇，终世宗一朝，边乱不断。严嵩其人虽致权有方，但在筹划边防上却绝无能耐。当时，边防诸将知道严嵩当权，多把财物乃至军饷贿赂了严嵩父子，严嵩父子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只要买通了这“二丞相”，连连失地也能官运亨通。否则，就是常胜将军也必遭贬斥。因此，边防大坏，军士饥疲，无力阻挡鞑靼人的进攻。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的俺答汗率兵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京师危急万分，严嵩作为当朝首臣，不仅不思抗击，还遍嘱诸臣，不得报告皇上。严嵩对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塞上败，可掩也，失利辇下，谁执其咎？”于是，兵部发出命令，各军不得轻易出战。待各路勤王大军到时，严嵩又推荐他的亲信死党仇銮作为全权指挥，节制诸路兵马。明军见城下鞑靼兵烧杀抢掠，只做壁上观，如同隔岸观火一样地悠闲无事。严嵩遍示诸将，鞑靼人无非是抢掠财物，抢够了他们自然会退去的。果然，鞑靼人不久就押着大批的子女玉帛满载而归，这时的仇銮就派几路大军跟在敌人屁股后面送行，杀了数十个百姓，抢了一些财物而归。
世宗虽信道教，似是不食人间烟火，但对敌人直逼城下，还是觉得难受，不禁要找个人泄愤。世宗把兵部尚书丁汝夔逮捕入狱，严嵩怕他揭露自己，连忙向他保证自己不会让世宗杀了他，但真当世宗发怒要杀丁汝夔时，严嵩又不敢出来为他讲情，结果丁汝夔被杀掉了，临刑前，丁汝夔大呼：“严嵩误我！”
东南一带的抗倭事宜，也被严嵩破坏得不成样子。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清正廉洁，入京后没有拍马溜须，严嵩父子就心中不忿，找了个借口，将他下人狱中。俞大猷实在无钱贿赂严嵩，倒是朝中诸臣看不过眼，便凑了一些钱，送给严嵩，俞大猷才得以出狱，保全了一条性命。
当时，浙江一带的倭患十分严重，军队的船只有原定数额的十之一二，在嘉靖三十一年前后的三四年里，沿海军民被杀者竟达几十万人。严嵩不仅不去积极地组织抗击，反而大肆迫害抗倭将领。抗倭将领张经曾大败倭寇，斩首两千余人，是抗倭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但因没有贿赂严嵩在浙江的义子，竟被严嵩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严嵩父子骄奢不法，卖官鬵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每日送往严嵩府中的贿赂，车载斗量，不绝于途。甘肃总兵仇銮因贪虐被革职，后来重贿严嵩，被收为义子，转为京官，在鞑靼人进攻北京后反得升迁。赵文华从江南还京，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藩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宝髻一个，金丝幕一顶，严世藩尤嫌太少因而将其罢官。严氏父子在北京、南京等地所占的田庄，多达一百五十余所。侵占民田之多，更是令人咋舌，袁州的一府四县的民田，竟有十分之六七为严氏所占。
最有意思的还数严世藩的“朝廷两不如”论。严氏之府富丽堂皇，内储金银珠宝无数，严世藩曾洋洋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富。”娇妻美妾，列于两旁，歌舞狗犬，陈于面前，严世藩曾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严氏父子的胡作非为畜然引起了朝廷正直大臣的极端愤慨，其中最著名者要数沈铼和杨继盛的劾奏。嘉靖三十年（1551年），锦衣卫经历沈铼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其中主要包括废弛边防、卖官鬻爵、陷害忠臣等，要求杀严嵩以谢天下。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侍郎杨继盛又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五奸十大罪。五奸是：厚贿内官，使之成为奸谍，为他通风报信；控制掌握奏章的部门，蒙骗皇上；勾结厂、卫，使之成为自己的爪牙，笼络言官，网罗臣僚，使这些人成为自己的心腹。十大罪是：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传圣旨；冒领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邪；废弛边备等。
面对这些劾奏，严嵩却自有应付之道。每当有劾奏入内，严嵩都装出一副诚惶诚恐而又十分可怜委屈的样子。世宗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偶尔处断一事，却要显出十分英明的样子，特别是他的多猜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以此震慑群臣。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世宗的这一性格，遇到有人弹劾他，他就跪在世宗的面前，显出孤立无助的样子，自认有罪，未能尽职，以至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他越是这样，世宗越是不允，反倒说：“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
这样一来，劾奏之人可就遭难了。沈铼被贬到保安，但沈铼并不屈服，他扎了三个草人，标上“唐代奸相李林甫、宋代奸相秦桧、明代奸相严嵩”字样，用箭射之以泄恨。严嵩知道后，当即予以杀害。杨继盛一案更是轰动一时，杨继盛自知上书必死，还是毅然而决，《明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杨继盛果然被严嵩诬陷杀死。至于其他遭受迫害的言官，那就很难数得清了。
严嵩因趋奉世宗崇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兰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世宗十分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兰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藩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藩，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很满意。现在严世藩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此时，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世宗就罢了他的官，同时贬严世藩守戍边地。但严世藩胆大包天，半路而回，又到京城抢劫民女，搜罗财物，甚至私通倭寇，当然又遭御史弹劾。世宗阅奏大怒，下令将其处死。
行刑之时，京师百姓如庆节日，多有把酒庆贺者，往观的人塞街堵巷，足见民愤之大。两年后（1567年），严嵩病死，年八十七岁。
示弱韬晦，小题大做
永元七年（95年），汉和帝年届十七，在全国范围内选用美女充实后宫，年方十五岁的邓绥也被选入宫中，邓绥高大丰满，有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在宫中如云的美女中仍是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宫廷中的人都为她的美丽所折服，并且她为人聪慧，非其他女子所能比，所以，她一进宫便得到了汉和帝的无比宠爱，第二年的冬天便被封为贵人，皇后阴氏从此被皇帝疏远。
邓绥富有心计，她知道宫中的斗争异常残酷，而她一个弱女子刚刚进宫，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她必须将自己的政治野心隐藏起来。所以，皇帝对她越是宠爱，她越是谦逊守法，注意搞好宫中的上下关系。她在宫中小心谨慎，一言一行都恪守宫廷礼法。对待阴皇后，她更是小心侍奉，关怀备至。对待其他嫔妃，她经常克制自己，与她们不发生冲突，她还常给宫中的宦官、杂役等人施以小恩小惠。这么做的时间久了，宫中对她一片赞美之声。汉和帝对她更加宠爱，这使她逐渐有专宠后宫的趋势了。
邓绥虽然得到汉和帝的专宠，但她知道自己刚入后宫，根基不深，难以马上扳倒阴皇后，坐上皇后的宝座，因此，她仍用尽心机，刻意显示自己的贤淑。
有一次，邓绥生了病，汉和帝批准她的母亲、兄弟入宫探视，不限制看望的时间和次数，这是皇帝的特恩。但是，邓绥却劝汉和帝说：“宫中是禁地，陛下让妾的家人长时间的在内廷逗留，这就会使陛下担上辜私之名，臣妾对此深表担忧。这么做对上、对下都不利，我不愿意这么做。”这番话着实令汉和帝欢喜，他连声赞叹说：“别人都以能多次进入内廷为荣，而你却深以为优，能够自我抑制，这真是难能可贵啊！”内廷中的皇后、嫔妃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她们佩戴各种各样的金银首饰，身穿亮丽的衣服，呈现出一派富贵俗艳之气，而邓绥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加修饰，不戴饰品，只穿浅色素雅的衣服，这在一片俗艳之中犹如出水芙蓉，更加引起汉和帝的注意和喜爱。同时，邓绥的这一举动又使阴皇后和众嫔妃误以为她甘愿淡泊，不争宠献媚，这使她们对邓绥开始掉以轻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