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开学前5天，妹妹突然出事了，她收晾在房子上的玉米，脚一滑从房子上摔了下来，结果，腿折了。而去镇上读高中要走十几里，她至少要在家里躺上5个月。
没有办法，妹妹说，让哥去读吧，我命不好。
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幸运。开学了，我去读高中，成绩一直不错，但有一天母亲来看我时说，庆生，你可别忘记小妹，她是故意摔下来的，她是要让你上学，因为她在屋子里看书，还哭。
我呆了傻了，愣在秋风中，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我没有想到，小妹对我这样好。
母亲说，庆生，不管什么时候，可别忘记你这个小妹！
一年之后，继父突然中风而去，母亲突然傻了。家，就这样瘫了。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下更完了，倒是小妹，坚强地说，哥，你别管家里，好好念你的书，咱妈我来管。
我的小妹，我的18岁的小妹，既要为我挣学费，还要照顾母亲，并且还要种20亩地。当她来学校找我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又黑又瘦，头发枯黄，一点儿也不似一个18岁的少女。她的手，满是口子。她塞给我一把钱，是卖红薯的钱，然后转身就走了。
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一年后，母亲去世；我提出辍学，小妹急了，对我嚷着说，有我呢，你赶紧去读书。
我的小妹，19岁的小妹，背着包去了南方，如果不去南方，她是供不出我来的。
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那在全村是一个奇迹，当我收到从南方寄来的学费时，我再次哭了。
为了让小妹不要那么苦，我疯了似地打工。我知道，我多挣一分钱，小妹就可以少受一点罪。
每当想起小妹给我汇钱的情景我就会特别心酸，我有什么权利让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孩子供我上学？我曾在心里发过千百遍的誓：小妹，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
可是，上帝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离我毕业还有半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深圳的警方打来的。
请问你是陈庆生吗？
我心里一紧，请问你是？
我们是交警，你小妹出了车祸，正在医院里抢救，她说，快告诉我哥。
小妹走了。
她是在雨中去邮局。她给我寄学费，在穿过马路时，被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撞了，我的小妹，手里还拿着那张汇往北京的汇款单子。
那上面，写着陈庆生的名字。汇款人是王小红，是与我的姓氏没有关系的人。
可是她叫我哥哥。从9岁看到我时。从她冲我甜蜜一笑时。我的小妹，我亲爱的小妹，像一只蓝色的蝴蝶花，没有多么美丽地开过，就静静地凋谢了。
去整理她的遗物，只有几件朴素的衣服，还有一本日记，上面写的几乎全是我，她说，哥是我的骄傲，我一定会让哥上完大学。
另外的东西，有一个搪瓷盆，两双旧鞋子，平底的，一个破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一直以为小妹和我一样有了MP3，但她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盒化妆品也没有。
我去商场买了最好的裙子，买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因为小妹说过，她一直想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觉得穿上特别洋气，可她一直没有舍得买。做完这一切，我把所有人打发出去，自己和小妹待在冰冷的太平间里，我给小妹换上这些新衣服，然后给她梳了头发，她头发真黑，这么年轻的生命啊。她的脸上几乎有着圣洁的光芒。
最后，我轻轻吻了一下小妹的额头，我说了一句话，小妹，你怎么舍得哥哥一个人在人间？
小妹走了，我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蝴蝶花，但我知道，蝴蝶花应该长在天使的翅膀上，我小妹的肩膀上，就应该有一对蝴蝶花。
大拇指手语
殷离/文
我每次去巡视我的那个小店，桌上都会有好几份店员给我买的报纸。我对他们说过，什么报纸无所谓，关键是一定要买那个人的报纸。那个人很特别，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他有三十多岁，但只会说最简单的几个字，说得最好最清楚的就是：报纸，报纸……他是一个弱智，还有点儿轻微的腿疾。
我不喜欢别人叫他“傻子”，我觉得弱智只是智商有限而已，不能等同于傻子。而且他能以卖报的方式自食其力，也应该获得尊重。所以我吩咐店员们，只要见到他，不管是否需要，都要买几份他的报纸，反正花不了几个钱。
最近店里新请了一个年轻的设计师周汛。他新颖的设计思路令我赞赏。但他的性格，却有些张狂。
有一天我走进店里，正好听到设计师周汛在对那位卖报人说：“这里暂时不需要这种报纸。”卖报人可能已经见多了这种驱赶，神情麻木地离开了。我走过去，对周汛说：“你不知道我的吩咐吗？”
“可是……”
我打断他：“我希望我们能力所能及地善待他。”
他低垂的眼神游移不定，停顿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可是，您知不知道您这样做反而是在真正地鄙视他？”
我看着这张年轻气盛的脸，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您看，您特意买他的报纸，就说明在您心目中，您并没有把他和其他人一样看待，也就是说您对他施予了同情。难道说您在施舍的同时，没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吗？”
我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我很想反驳他，但潜意识里又觉得他说得不无道理。是啊，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真的只是在单纯地帮助他吗？可是，难道我表达自己的仁爱之心也有错吗？如果说我对他的照顾是看低了他，对他不公，那他先天的弱智和残疾又到哪里去寻公允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一个原本就遭受了不幸的人放在和正常人一样的水平线上去公平对待呢？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我没有就此问题与他再做更多的探讨，只是提醒他，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无论如何要比一个四肢健全却不负责任的人更值得尊敬。
后来那个卖报纸的人再没来过我的店。
过了一段时间，店里搞店庆，我邀请店员们带家人一起来庆祝。在庆典上，我开始为店员们颁奖。
本年度的“最有前途奖”给了周汛。无论如何，这个年轻人的才气是掩盖不了的。
“我能有今天，最感谢的人是我的哥哥。”周汛站在台上，目光远远地投向一个角落，好像是在招呼什么人。我们一起朝那个方向看去，由于光线和距离的缘故，我们只看到一片阴影。周汛等了一会儿，终于跑下台，从阴影里拉了一个人出来。
当他们站在台上的光亮里时，我和大家终于看清了那个人，是那个弱智的卖报人。
周汛说：“这是我的哥哥。”
大厅里十分安静。因为兄弟俩的差别实在使大伙儿惊讶，大家一时回不过神来。
可是，那一刻我全明白了。
周汛说：“这些年来哥哥每天卖报纸，没有休息过一天，你们相信吗？我能读完大学，全靠哥哥卖报纸赚来的钱。”
他旁边的哥哥，一开始表情很茫然，也许他听不懂弟弟那么复杂的话。但当弟弟说到“报纸”时，他的脸上才突然浮现出自豪的表情：“报纸，我会，我会卖报纸。”
周汛继续说：“我工作后不想让哥哥再卖报纸。但他每天早晨要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到报亭去领报纸。他喜欢这样的生活，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那天，哥哥在店里遇到我，我才知道他还在卖报纸。从那以后，他不肯到店里来。其实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有他这样一个哥哥啊。”
哦，原来如此。
周汛伸出长长的胳膊紧紧揽住身边的哥哥：“我曾经因为有这样的哥哥受到同学的嘲弄，我曾经把有这样的哥哥当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甚至以为，除了我，没有人会善待我哥哥。但是，今天，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大家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哥哥同样的尊重和鼓励。我也感谢我的哥哥，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带头鼓起掌来。
我从远处看到周汛转过身去对他的哥哥竖起了大拇指：“好哥哥，你是我的好哥哥！”弟弟的这个动作哥哥懂了，他知道是夸他的，一直紧张的他终于呵呵地笑出声来。伴随着他不加掩饰的孩子般的笑声，台下的人也纷纷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在这无数的大拇指中间，我看到周汛将大拇指转向了我。
后来，竖大拇指这个动作就被保留下来，只要见到周汛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周潮，我们就会向他竖起大拇指，这简单的手语，会顿时让他的脸上流光溢彩。
这手语也在店员之间流传开来，因为我们知道，大拇指的含义实在太丰富了。那里面，有感谢、有佩服、有崇敬、有祝福，还有很多，很多……
父爱
邓云涛/文
那是20世纪70十年代末的事情了。当时我和哥哥还小，都是鼻涕虫，没有上学的我们整天只知道到处疯玩。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这便让年幼的我们注定要与饥饿为伴。我和哥哥对于顿顿窝窝头和地瓜干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看能不能搞到一点儿属一日三餐之外的美食，而父亲的包子则是我们最望眼欲穿的期待和最爽口的“零食”。
父亲是一名石匠，在离家三十多里路的大山上开山采石。每天清晨，父亲骑着家里唯一的一辆破自行车出发，晚上再骑着它回来。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母亲都要从她视为宝贝的面粉袋里摸索出一点面粉，点着油灯为父亲做两个包子。管这叫“包子”，实在有辱“包子”的形象——灰灰的面团里没有一丝肉末，只有两滴猪油和少许白菜帮子而已。
那两个包子就是父亲的午饭。父亲早上不吃饭，中午就靠那两个包子充饥，晚上回家吃饭。他身体不好，经常咳嗽得厉害，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五十多斤重的大锤挥动几千下。这样两个名不副实的“包子”，能否提供给父亲继续挥动大锤的能量尚不可知，可是，父亲却把它们省了下来，带回来给了我和哥哥。
为了顺利拿到这两个包子而不至于被母亲发现后责备，我和哥哥每天总是按时地跑到村口去“迎接”父亲。每当破自行车“叮叮当当”地载着父亲熟悉的身影出现时，我们就会高声欢呼着冲上前去。这时，父亲就会微笑着从他的挎包里掏出本是他的午饭的两个包子，我和哥哥一人一个。
包子的味道虽然并不可口，但仍然可以让嘴馋的我和哥哥得到很大的满足，我们一个劲儿地狼吞虎咽。这时父亲总是站在一旁慈祥地看着我们。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这件事成为我们和父亲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母亲每天仍然天不亮就点着油灯做两个包子——那实际上已经成了我和哥哥的零食的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