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九号早晨，我那个少校叫我把他送到城外，往特罗斯尼察的方向开去。他在那边领导修工事。我们出发了。少校在后面的座位上安安静静地打瞌睡，我的心可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开得很快，但一到城外就减低速度，后来停下车，跳出来。向四下里望望；后面老远的地方有两部卡车慢慢地开过来。我拿出砝码，把车门开得大一些。胖子仰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打着呼噜，仿佛躺在老婆的身边。嘿，我就拿起砝码朝他的左太阳穴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头垂下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给了他一下，但我不想把他打死。我得把他活活地带回来，他会给我们的人讲好些情况的。
“我从他的手枪皮套里抽出‘巴拉贝仑’，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螺丝刀插在后座的靠背上，用电话线套住少校的脖子，再紧紧地捆在螺丝刀上。这样，在开快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歪在一边，或者倒下来。我连忙套上德国军服，戴上船形帽，跳上汽车，一直向那炮声隆隆、战斗激烈的地方开去。
“我在两个火力点中间冲过德国人的前沿阵地。几个冲锋枪手从掩蔽部里蹿出来，我就故意减低速度，好让他们看见车上坐着少校。他们却大声叫嚷，摆动双手，表示不可以开到那儿去，我就假装不明白，踩大油门，开足八十公里。等到他们明白过来，动手用机枪向汽车扫射的时候，我可已经来到真空地带，像兔子一样兜来兜去，绕着弹坑飞跑了。
“这时候，德国人从后面开着枪，而自己人又偏偏用冲锋枪迎面向我乱射。挡风玻璃给打穿四个地方，散热器也被子弹打坏了……不过，我抬头一看，已经来到了湖边的小树林里，我们的人向汽车跑来。我冲进树林，打开车门，倒在地上，吻着地面，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军服上佩戴着草绿色肩章——这种肩章我还没有看见过——他第一个向我跑来，咬牙切齿地说：‘啊哈，该死的德国佬，迷路啦？’我扒下身上的德国军装，把船形帽扔在脚下，对他说：‘你这个好罗唆的蠢货，我的乖儿子！我是地地道道的沃罗涅日人，怎么会是德国佬呢？我被俘虏了，懂吗？快把车上那头骟猪解下来，拿好他的皮包，领我到你们的指挥员那儿去。’我把手枪交给了他们。中间经过好几个人的手，傍晚才来到一个上校那儿——他是师长。这以前，他们已经给我吃过东西，洗过澡，还审问过我，又给了我一套制服，因此当我到掩蔽部里去见上校的时候，我已经照规矩穿着一身军服，灵魂和肉体都干干净净了。上校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迎着我走来。他当着所有军官的面拥抱了我，说：‘谢谢你，战士，谢谢你从德国人那里带来的那份宝贵礼物。你那个少校，加上他的皮包，对我们来说，可比二十个“舌头”更宝贵。我要请求司令部，让你得到政府的奖赏。’我听了这几句话，被他的好意大大感动了，嘴唇尽打哆嗦，不听使唤，好容易才说：‘上校同志，请把我编到步兵连去吧。’
“上校却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连站都站不稳，怎么能打仗呢？今天我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到那边去给你治治，养养胖，然后给你一个月假期回家，等你假满回来，我们再瞧瞧，把你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吧。’
“上校和掩蔽部里的军官，个个都亲切地跟我握手道别。我出来的时候，激动极了，因为两年来没有受到过人的待遇。唁，再有，老兄，当我跟首长谈话的时候，我的头好一阵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仿佛怕挨打一样。你瞧，在法西斯的俘虏营里把我们弄成什么样啦……
“我立刻从医院里写了一封信给伊琳娜。我很简单地写了写，怎么当了俘虏，又怎么带着德国少校逃回来。唁，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像孩子那样吹起牛来的？我忍不住告诉她说，上校答应要奖赏我。
“有两个星期，我除了睡就是吃。他们每次给我吃得很少，但是次数很多，不然，如果让我尽量吃的话，我会胀死的，这可是医生说的。我完全养足了力气。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却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了。家里没有回信来，说实话，我开始发愁了。根本不想吃东西，晚上也睡不着觉，各种古里古怪的念头尽在脑子里转……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从沃罗涅日来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琳娜写的，而是我的邻居，木匠伊凡·季莫斐耶维奇写的。唉，但愿老天爷不要让人家也收到这样的信！他告诉我说，还是在1942年6月里，德国人轰炸飞机厂，一颗重型炸弹落在我的房子上。伊琳娜和两个女儿正巧在家里……唉，他写道，连她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在原来的房子那儿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坑……当时我没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缩成一团，怎么也松不开来。我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邻居写道，轰炸的时候阿纳托利在城里。晚上他回到村子里，瞧了瞧弹坑，连夜又回城里去了。临走以前对邻居说，他将请求志愿上前线。就是这样。
“等到我心松开了，血在耳朵里冲击的时候，就想起我的伊琳娜在车站上怎样跟我难舍难分。这么看来，她那颗女人的心当时就预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见面了。可我当时却推了她一下……有过家，有过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是多年来慢慢经营起来的，可这一切都在刹那间给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想：‘我这悲惨的生活会不会是一场梦呢？’在俘虏营里，我差不多夜夜——当然是在梦中——跟伊琳娜，跟孩子们谈话，鼓励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不要为我悲伤吧；我很坚强，我能活下去的，我们又会在一块儿的……原来，两年来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谈话呀？？”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低低地用另一种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嗯，老兄，咱们来抽支烟吧，我憋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抽起烟来。在春水泛滥的树林里，啄木鸟响亮地啄着树干。和煦的春风依旧那么懒洋洋地吹动干燥的赤杨花，云儿依旧那么像一张张白色的满帆在碧蓝的天空中飘翔，可是在这默默无语的悲怆时刻里，那生气蓬勃、万物苏生的广漠无垠的世界，在我看来也有些两样了。
沉默很难受，我就问道：
“那么后来呢？”
“后来吗？”讲话的人勉强回答说，“后来我从上校那儿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一个星期以后就来到了沃罗涅日了。我走到我们一家住过的那地方。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黄浊的水，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像坟地一样静。唉，老兄，我实在难受极了！站了一会儿，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车站。在那边我连一小时也待不下去，当天就回到了师里。
“不过，过了三个月，我又像太阳从乌云里出来那样喜气洋洋啦：阿纳托利找到了。他从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看样子是从另一条战线寄来的。我的通信处，他是从邻居伊凡·季莫斐耶维奇那儿打听来的。原来，他先进了炮兵学校，他的数学才能在那边正巧用得着。过了一年毕业了，成绩优良，去到前线，而信就是从前线写来的。他说，已经获得大尉的称号，指挥着一个四十五毫米炮的炮兵连，得过六次勋章和许多奖章。一句话，各方面都比做老子的强多啦。我又为他感到骄傲得了不得！不论怎么说，我的亲生儿子当上大尉和炮兵连长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还得了那么多光荣的勋章。尽管他老子只开开‘斯蒂贝克’，运运炮弹和别的军需品，但那没有关系。老子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可是他，大尉的日子还在后面呐。
“夜里醒来，我常常做着老头儿的梦：等到战争一结束，我就给儿子娶个媳妇，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儿，干干木匠活儿，抱抱小孙子。一句话，尽是些老头儿的玩意。可是，就连这些梦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里我们一刻不停地进行反攻，彼此就没工夫常常写信。
等到战事快要结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给阿纳托利，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跟儿子打两条不同的路来到了德国首都附近，而且两人间的距离很近。我焦急地等待着，巴不得立刻能跟他见面。哎，见是见到了……五月九日早晨，就是胜利的那一天，我的阿纳托利被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
“那天下午，连指挥员把我叫了去。我抬头一看，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走进房间，他也站了起来，好像看见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人。我的连指挥员说：‘索科洛夫，找你。’说完，他自己却向窗口转过身去。一道电流刺透我的身体，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说：‘坚强些吧，父亲！你的儿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牺牲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摇摇晃晃，勉强站住脚跟。现在想起来，连那些都像做梦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兵士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想起阿纳托利，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躺在里面的是我的儿子，但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眼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道的远方。只有嘴角上仍旧保存着一丝笑意，让我认出他就是我的儿子小托利……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纳托利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枯竭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么厉害。
“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丧。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我丧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不久我复员了。上哪儿去呢？难道回沃罗涅日吗？决不！我想起在乌留平斯克住着一个老朋友，他还是冬天里因伤复员的，曾经邀我到他那儿去过。我一想起他，就动身到乌留平斯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