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很多人之所以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拐不过这个弯来，是因为在传统的印象里，孙中山似乎是个无可辩驳毫无瑕疵的革命者，是个理想主义的偶像，而中国人的偶像一旦形成，就最难自我颠覆。但是我们要说，孙中山这个偶像归根结底还是个政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孙中山的行为——我们暂且不从道德角度考虑——是很正常的。大家想，孙中山这样的反政府头目，一没钱二没枪，好不容易攒点人也不一定能听他的，那你说他不去疏通下关节，上哪去实现其政治目标？因此，不管孙中山这种行为道不道德，最起码，这是个穷极无奈、困窘到家的失意政客会出现的正常举动，也大可不必妖魔化。
中国的史书造了太多的神，也造了太多的魔，唯独没有用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因此才会出现袁世凯和孙中山这样在历史评价上的巨大落差，实际上，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不管他们的政见是帝制也好，民主也罢，说到底，他们也就是个政客，也必然拥有一般政客的特点。而评价一个政客，本来就很难用道德标尺来考量，在这个以命相搏的舞台上，只有敢于摒弃道德的人才有最大的生存可能。以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而论，实际上袁世凯也不想不忠不义，但是袁世凯已经被求援的谭嗣同拖下了水，要保住性命，就只有告密一途，这就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政客是不是啥都能干，无所顾忌了呢？我认为，虽然政客的道德体系与常人不同，但是至少有一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那就是投敌卖国。那什么是卖国呢？这就跟法律上认定强奸一样，有未遂既遂等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来讲，只要是为了个人目的而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都属于卖国的性质，不管最后成没成，道德上已经不容置辩。
孙中山的这段公案，我认为大可以引申开去，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中国历史长期以来畸形的史观才造成了如今无法正确估量这样一件历史事件。正确的史观应该是因事而人，而不是我们长期采用的因人而事。所谓因事而人是指通过史实的累积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所谓因人而事是指在给人草率定性的前提下去找出符合要求的史实。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其多面性，因此也需要给出一个多面的评价，一个普通人尚且有复杂的性格，更何况是那些纵横驰骋的历史人物？因此，我们必须从脸谱化的人物评价中跳脱出来，从多角度多层次来评判一个人。
从这个角度而言，袁世凯应该怎么评价呢？个人认为，袁世凯是个有手腕有心机，并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法则的政客。同时，袁世凯也是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他在中国的军事和实业上都有突出贡献，尤其是军警分离，更是突破性的贡献。当然，袁世凯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他的旧色彩超过了他的新色彩，这导致了他破坏约法宪政，荼毒国会内阁，最终称帝自为，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也体现了旧时代政客在面对新时代时的格格不入。袁世凯是个希望有所作为的政客，但是他没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终于被时代所抛弃，因此他的死以及死之后所导致的民国的混乱，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样也是国家民族的悲剧。袁世凯不是民国的救世主，但他同样也不是妖魔，他只是个失败的枭雄，如此而已。
而至于孙中山，对于他的赞美充斥在各类史书上，但是我不得不泼盆冷水，我无意贬低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最起码他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尽善尽美。除了与日本的关系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巨大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事情——组建中华革命党，同样充满了争议，而以后我们还将发现，关于孙中山的争议还将贯穿始终。当史家把孙中山供上神坛让人民顶礼膜拜之时，我所要做的不过将他还原成一个真实而可信的人。
中华革命党
在孙中山旅日期间，除了与日本的暧昧关系引来了颇多非议，另一件颇有争议的事件便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中华革命党。在刺宋案后，孙中山满以为找到了个跟袁世凯宣战的正当理由，准备发动全党跟袁世凯一较高下，没想到党员同志根本就对孙中山的提议不感冒，直到被袁世凯逼到墙角之时才象征性地反抗了一下，本来是讨袁的二次革命却变成了袁世凯的个人表演。对于孙中山而言，二次革命是个巨大的耻辱，从坐拥半壁到身无立锥之地，不过旋踵，当然，最可悲的莫过于国民党输掉战斗的方式——整场战事甚至连个亮点都找不着。所谓知耻而后勇，孙中山能不能勇起来现在说不好，但至少肯定是知耻了。
其实，孙中山之所以输掉二次革命，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他高估了刺宋案对国民党各方的冲击——他认为大伙即便不是拍案而起，也该暗自咬牙，没想到国民党各方还真沉得住气，一点儿都没把党魁的死当回事，淡定得一塌糊涂。国民党难得的意见统一，只不过这样的统一实在是让孙中山难以忍受——因为国民党不是统一地支持他，而是统一地反对他。孙中山流亡日本后，痛定思痛，觉得二次革命之所以如此悲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没几个人把他当领袖。
国民党是宋教仁改组之后的产物，原本是作为选举工具，准备在国会牵制袁世凯的，所以，现在国民党的特点是，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当议员，对于议员之外的事一概没有兴趣。于是，当孙中山说要打仗时，国民党这帮人是一百个不情愿，好不容易反清完了，又说要反袁，那反到啥时候是个头？太太平平当议员，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力不比啥强？因此，我们说，现在这支国民党搞选举没问题，但真要拉出来干点实在活，那还真没多大战斗力。国民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个坚强的革命政党，那么孙中山又怎么能指望其能有效对抗北洋系呢？
自反清以来，孙中山便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现代人提到中国的民主政治，首先想到的便是孙中山。但是，由于二次革命的惨痛教训，一贯以民主派面目示人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倡导的这套玩不转了，想尝试点新玩法。那么孙中山打算怎么玩呢？令人遗憾的是，孙中山想出了一个令任何具有民主观念的人士都感到瞠目结舌的方案——入党成员需以摁指印的方式宣誓效忠。要是把孙中山换成希特勒或是墨索里尼，可能效果也就没那么震撼了，但是现如今，想出这个极端方案的居然是高喊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更绝的是，这个新党的奋斗目标居然是推翻独裁者袁世凯，建立真正的民国。
我们该怎么理解孙中山这次华丽的转型呢？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中实在是受伤太重，以至于想出了这么个极端的法子。大家设身处地想一下，二次革命中的孙中山是怎么熬过那段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人人不动的日子的？孙中山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政治活动家，这样的场景在他的心灵留下多大的创伤啊！我估计，当时孙中山在离开中国时一定暗暗发誓，“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于是，当他组建新党时，第一考虑的是服从，第二考虑的还是服从，而第三考虑的依旧是服从，总之就是要服从。
我们常说受伤的女人很可怕，现在看来受伤的政客更可怕，歇斯底里的程度真是一个赛似一个。不过，孙中山毕竟是个政治人物，他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反复审视，即便他的行为可以理解，但并非就可以接受。不管孙中山是出于怎样的情绪改组了国民党，我们都必须说，摁指印宣誓的入党方式都是极端荒谬的，这也绝对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污点。我们可以理解孙中山二次革命中茫然无措的孤独，但是作为民国这个概念的主要提倡者，如今用这样的方式改组政党，基本宣告了民国已经名存实亡。
在我看来，民国虽然一度被异见分子袁世凯所摧毁，但是其根本生命力并不在袁世凯身上，而是在孙中山身上，一旦孙中山也开始走上集权的道路，那么民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孙中山以个人威权为条件组建起中华革命党，这本身就标志着他抛弃了政治信仰，从此以后，民国舞台上出现的孙中山不再是那个民主的象征，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政客。有人说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并不矛盾，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去相信一个法西斯政党能建设起一个民主政体呢？或许，当时的中国本就缺少民主存在的土壤，但是孙中山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来告别民主，这不由得让人唏嘘感叹。
孙中山以如此方式改组政党，当然党内的抵制是不可避免的，在国民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刻，元老们却各自离去。对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不满的重量级人物有黄兴、李烈钧以及柏文蔚。这些老牌军人难以忍受孙中山将二次革命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身上，也不能接受朝拜一个并不显得高明的人物，所以，他们拒绝签字，没有参加新党。中华革命党的基础相当薄弱，国民党曾经是全国第一大党，而中华革命党如今却只有数百人，而且这数百人中鲜有出色人物——孙中山建立了权威，但是这种权威的建立是以政党的极大削弱为代价。
孙中山总算是活明白了，知道在民国这么个乱世混，不能跟手下嬉皮笑脸地胡闹，终于懂得乱世需用威权的道理，但是，孙中山显然没明白该怎么建立威权。在政坛上，要让别人服帖，不拿出点真把式是绝对不成的，出来混政治的，谁手里还没两下子，要让这帮人心服口服，不是光靠搞个宣誓仪式就成的。可惜啊，孙中山实在是拿不出个亮眼的政绩，自反清以来就没跟胜利女神撞过面，虽然我们说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孙公确实没有硬实力，但是光就这两下子就想让党员同志团结在他周围，显然也是办不到的。要搞威权，最关键的自然是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带领组织走上稳定持续的发展道路，不说日新月异，但至少是过段时间就能瞧出些进步，让人看到点希望。但是孙公除了讲些反袁必胜的大道理，似乎也没有拿出点干货让黄兴等一干人信服。仅仅建立在仪式上的威权，不说是空中楼阁，至少也强不了哪去，骗骗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可以，可引不来高士投效。
因此，大家也就能猜到中华革命党的最终结局了，这个高呼反袁的组织却没有在袁世凯称帝后有所表现，在孙公喊了几句口号后，也就沉寂了，只能看着蔡锷、冯国璋一众人等大出风头。一个反袁组织却未能在袁世凯最倒霉的时候踩上一脚，想想真是要多耻辱有多耻辱，孙公整合半天，本想整合出个反袁的坚强组织，但由于整合的方式出现严重偏差，导致反袁虽然坚定，但实力却几可忽略。如今袁世凯死了，中华革命党的瞄准镜又该指向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