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思潮是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又主要表现为“新文化”与“旧文化”之冲突。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新旧冲突”中，他主要代表了“新”的立场。但是胡适又对“国故”有着无比深切的同情理解。
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了他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文中提出了“整理国故”的意见。这与他此前的新派风格似乎是一个矛盾。若干年后，鲁迅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
1924年，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发表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收入文集《坟》中）。鲁迅在讲演中认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有没有天才。”而所谓的“整理国故”，“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
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其实是主张“新旧马褂”共存的。“新马褂”乃是以西学为主的新文化；“旧马褂”乃是以中学为主的旧文化。在鲁迅看来，“整理国故”派们有断送新文化的嫌疑，因为当很多人开始接触新文化（在鲁迅的比喻中，这就是培养天才的土壤）的时候，“整理国故”派却出来反对，要求回到旧文化。
显然，鲁迅此说代表了“五四”时期争论中的一种风气，并不是一种真实判断。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胡适主张“整理国故”，并没有反对新文化；鲁迅主张“做新马褂”，也没有反对旧文化——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整理国故”中“旧马褂”的代表作品。八十年后来看鲁、胡之争，可以肯定地说，“国故”需要继续“整理”；“新马褂”也需要继续“做”下去。中体、西体，在中国争论百余年，可以用儒学深邃的智慧断之：“道并行而不相悖”。
鲁迅与胡适有争论，但更多地是理解和赞同。胡适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最初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4号，时当1918年4月。该文影响了整个中国，是中国提倡白话文最重要的开山之作。鲁迅在白话文立场上，与胡适一致。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中说：“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鲁迅这里已经将胡适提倡白话文的巨大影响说清楚了。“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有意味的是尊孔与反孔。民国初孔教会会长陈焕章写给参众两院一文名《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内中有云：“……请愿贵院，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并许信教自由。”
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种意见，但这个意见是有问题的。
陈文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矛盾：既定“国教”，又何来“信教自由”？若能“信教自由”，又何必定为“国教”？鲁迅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热风（·随感录）五十四》中说：“……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致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
儒学博大精深，在流变过程中，诞育了邃密丰盈的大智慧。这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慧命根脉所在。但是它不能演绎为宗教，尤其不能演绎为“国教”。完成这个判断需要具有全球化视野，需要明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孔子不是神，儒学不是神学——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神归神，人归人，所有将人打扮为神的努力都是荒诞的。政教分离，更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一大常识。“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者还不明白这个立论背后的理性精神。就这个意义而言，鲁迅是深刻的。
鲁迅读过的思潮部图书，现在可以统计到61部。本卷内分为“新文化”、“其他”两个部类。“新文化”类，主要是新思潮下的各类专著。“其他”类，则是与新思潮有距离的新文化著作。
新文化类(49种)
■《“新思潮”的意义》
胡适著。原文载于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文中提出了“整理国故”的意见，影响青年学子颇深。1924年，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发表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收入文集
《坟》中），对这个意见提出了批评。
■《〈呐喊〉的评论》
成仿吾（1897-1984）作。该书认为鲁迅《呐喊》集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
鲁迅对此类鉴赏意见和水平表示了轻蔑。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说：“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不周山》后来改名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这样，成仿吾对《不周山》的赞美几乎成了笑柄。应该说：这是鲁迅给予成仿吾的一个辣手回击。
成仿吾，原名灏，笔名石厚生、芳坞、澄实，创造社成员。
■《爱国运动与求学》
胡适作。胡适主张学生、知识分子应该“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回到研究室去。但鲁迅倾向于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与胡适意见不同，对这个观点多有批评。
■《白话文学史》
胡适著。《书信·291026致章廷谦》提及此书说：“我是从来不肯轻易买一本新书的。而其实也无好书；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也不见得好。”
■《独秀文存》
陈独秀著。1922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该书分为论文、随感、通信三类，其中附录他人文章14篇。《且介亭杂文二集“·至九）》提及此书。参《谢宣城集》条说。
■《革命文学论》
题未定”草（六丁丁（1907-1990）编。该书收入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17篇，1927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三闲集·文坛的掌故》提及此书。
丁丁，原名丁嘉树，上海人。曾发起成立“中国作家联谊会”：创办文学刊物《作家》月刊，为发行人；编辑“作家丛书”；成立作家出版社。1949年移居香港，任香港中国笔会会长。著作有诗集《红叶》、《恋歌》，小说《狱中的玫瑰》，散文集《天还没有亮》，传记《我所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等。
■《给年少者》
风沙（1909-1942）著。即《给少年者》，青年读物。见《日记·1935/9/28》。风沙，原名章维荣。曾在世界书局与生活书店任编辑，与鲁迅有交往。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台静农（1902-1990）编。该书收入关于鲁迅的评论和访问14篇。
1927年7月出版。《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提及此书。台静农，未名社的主要成员。1927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地之子》。
早年也写散文，散见于《莽原》杂志。抗战前，曾任教于北京辅仁大学、山东大学等。抗战期间在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抗战结束后，在台北市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孤桐杂记》
章士钊（1882-1973）作。原文发表于《甲寅》周刊第1卷第3号。文中说：“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这里的“每况愈下”出于《庄子·知北游》，原作“每下愈况”。所谓“愈况”是“更加不堪”的意思。章士钊误。鲁迅其时因为学潮的事，正在和章士钊较劲，所以作文《从胡须说到牙齿》又拖出这公案来奚落他。鲁迅曾写过
《头发的故事》，而后又作《说胡须》，所以就在文中说：“实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钊之所谓‘每况愈下’了——自然，这一句成语，也并不是章士钊首先用错的，但因为它既以擅长旧学自居，我又正在给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但现在“每况愈下”与“每下愈况”已经可以并用，这也是语言流变中遵从“约定俗成”的一例。
■《函夏考文苑议》
马相伯（1840-1939）撰。建议书。1册。鲁迅寄周作人阅，见《日记·壬子/12/18》。
1912年10月，章太炎、马良（相伯）、梁启超等发起建立“函夏考文苑”
之议，拟仿法国，开设研究院，下设各种研究所，以“作新旧学”、“奖励著作”。马良之《函夏考文苑议》刊于1913年1月26日、2月2日、2月16日天津《广益录》。然并未真正实现。
■《胡适文存》
胡适著。友人杨霁云寄赠，见《日记·1934/5/31》。鲁迅多次征引此书。
《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下）》说到金圣叹传七十回本《水浒传》，分析其所以删除七十回后说：“至于刊落之由，什九常因世变，胡适（《文存》三）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故至清，则世易情迁，遂复有以为‘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以善其修，斯其意顾可嘉，而其功诚不可泯’者，截取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至结末，称《后水浒》，一名《荡平四大寇传》，附刊七十回之后以行矣。”鲁迅显然是认同胡适这个意见的。
1934年，杨霁云在鲁迅的支持下，将鲁迅1933年之前未曾编集的鲁迅著作（包括部分翻译作品）编为《集外集》，于1933年5月由上海群众出版公司出版。
■《胡适文选》
胡适著。《中国小说史略》讨论《红楼梦》本事、渊源、版本等，从胡适文中引述资料颇多，在各个方面肯定并接受胡适意见。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胡适作。最初于1918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4号。该文影响了整个中国，是近代提倡白话文最重要的开山之作之一。
鲁迅在白话文立场上，与胡适一致。
■《孑民先生言行录》
蔡元培作。该书收入蔡元培杂文等文章87篇，由新潮社编辑，
1920年10月出版。《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提及此书。
■《孔教大纲》
林文庆（1869-1957）著。新儒学。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赠书，见《日记·1926/8/5》。
林文庆，新加坡华人学者。他早年留学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在新加坡历史上是一名贡献卓著的医生、教育家、儒学运动领袖。
■《孔教论》
陈焕章著。作者将此书自上海寄赠时在北京的鲁迅，见《日记·壬子/12/4》。
■《拉丁化概论》
叶籁士（1911-1994）著。天马书店出版。《书信·351221致王冶秋》中说：“此种拉丁化，盖以山东话为根本，所以我们看起来，颇有难懂之处，但究而言之，远胜于罗马字拼法无疑。”鲁迅将该书和《拉丁化课本》、《拉丁化检字》以及《门外文谈》寄给王冶秋。
叶籁士，文字改革专家和活动家、世界语者。汉字拉丁化曾经是一个社会文化运动，引起了广泛关注。叶籁士为之推波助澜。“语文”概念即为叶氏所创。
■《拉丁化检字》
应人著。天马书店出版。参《拉丁化概论》条说。
■《拉丁化课本》
叶籁士著。参《拉丁化概论》条说。
■《鲁迅论》
李何林（1904-1988）编辑。本书收入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共24篇，出版于1930年。《三闲集·序言》提及此书说：“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
李何林，曾用名李延寿、李振发、李昨非、李竹年等。文艺批评家。
■《鲁迅批判》
李长之（1910-1978）著。评论集。1936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作者寄赠鲁迅，见《日记·1936/4/6》。
■《鲁迅在广东》
钟敬文（1903-2002）编辑。该书收入鲁迅到广东后他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和鲁迅在广东所做的讲演，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7月出版。
《而已集·通信》说到此书：“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后来鲁迅就要求出版方“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钟敬文，中国民俗学之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梁实秋（1903-1987）作。其发表于1929年《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批评了鲁迅的翻译方法与风格。鲁迅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长文对他的意见作了反驳。见《二心集》。
■《罗曼·罗兰评鲁迅》
柏生作。刊载于1926年3月2日的《晨报副刊》。
文中介绍道：敬隐渔的《阿Q正传》法文译本在法国《欧罗巴》杂志发表前，该刊主编罗曼·罗兰曾阅读译稿，并赞叹说：“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书信·331219致姚克》中说：“但是，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
敬隐渔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驳斥柏生对他翻译的《阿Q正传》的批评（敬隐渔《读了〈罗曼·罗兰评鲁迅〉以后》，载《洪水》1926年5月16日第2卷第17期）。
敬隐渔（1901-1930），四川遂宁人，家中次子，父亲是位大夫。于1930年投海自尽，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民权初步》
孙中山（1866-1925）著。该书《自序》中提出“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鲁迅称之为“三大自由”，见《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鲁迅对孙中山一向钦佩，但也有微词，《书信·350224致杨霁云》中说：“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
■《目前中国革命问题》
施存统（1899-1970）著。政治评论。《日记·1928/9/15》提及此书。
■《女子师范风潮闻见记》
1册，他人寄赠鲁迅，见《日记·壬子/12/14》。
■《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