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猪头，挂在周家大院的石墙。那猪头的前额堆满皱纹，咧嘴，眯着眼笑。60多岁的周老爷常靠着那面墙，把一个水烟袋，咂得咕咕咚咚地响。
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那个猪头，是村里的惟一。几年前一个清晨，周老爷把一个猪头刮干净，扔进滚水，烫至半熟，捞出，调整好面部表情，风干晾干，一件贵重的道具就做成了。是，猪头只是道具，是供奉鬼神和祭奠亡灵的，吃不得。
常有村人来借。谁家有人死去，过三七或者五七，就会敲开周家大门，塞给周老爷一包点心，说，借猪头。周老爷便从嘴里拔出烟袋嘴儿，踮起脚尖，郑重地取下那个咧着嘴笑的猪头。风中，周老爷垂在脑后的辫子，像一条风干的辫子鱼，无精打采地晃。
因为那个猪头，周老爷这位村里的财主，更有了财主的模样。
这次借走猪头的，是张栓。张栓和他的婆娘跪在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瘦骨嶙峋的儿子站在稍远的地方，摸着一条同样瘦骨嶙峋的狗，好奇且漠然地看着自己的爹娘。后来他看得有些烦，他发现爹娘总是一个腔调和表情，像夏天里不知疲倦的鸣蝉。他把目光移开，去看那个猪头。猪头在烟雾缭绕中笑眯眯注视着正午的太阳，憨态可掬。于是他笑了。他笑了，用手拍拍那条狗的脑袋。
那是极为恐怖的一幕。狗突然疯一般冲向那个猪头，撕咬猪头的一只耳朵。后来张栓说，那一刻，他分明看到，被咬住耳朵的猪头，变了表情。
张栓和他的婆娘同时发出一声惨叫，似乎被咬住的，是自己的耳朵。他们很快赶走了狗，却发现那猪头，已经缺掉一只耳朵。张栓说完了完了，这下完了。他坐在地上，竟忘记继续给已故的父亲磕头。
张栓再一次敲开周家大门，再一次塞给周老爷一包点心。周老爷说，给过了。张栓说，您留着。周老爷说，没这个规矩。给过了。张栓说，猪头……周老爷这才注意到那个猪头。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无比紧张，皱纹拥挤成一朵狰狞的菊。他朝猪头跪下，磕头。磕头。磕头。他说，作孽啊！
张栓呆在旁边，手足无措。周老爷一边磕头，一边对猪头说，这怎么可以吃呢？会遭雷劈的。张栓说，是狗……周老爷说，狗？他转过头，看张栓。他充满怀疑的脸，让张栓几乎站立不住。张栓说，真的是狗……周老爷不再看他。他对猪头说，作孽啊！
张栓站在屋前，唤出闯祸的狗。他紧握锄头，大吼，畜生！就把锄头抡了下去。锄头在狗头上一闪而过，发出一声微小的闷响。那狗就站起来，往前走。往前走的狗，脑袋不再完整，像一只被横向切开的葫芦，翻滚着红的血和白的脑浆。狗走向张栓，摇摇晃晃，终在距张栓几步远的地方，訇然倒下。张栓低了头，发现脚边的小半个狗脑壳。有一丝肉，正轻微且快速地跳跃。
张栓站在屋前，唤出闯祸的儿子。他说你为什么不看好狗？儿子看看死去的狗，颤着牙关，再看看张栓。张栓说你说我怎么惩罚你？也劈了你的脑壳？儿子吓傻了，拔腿就跑。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张栓愤怒的锄头紧追上去，在他身边一闪而过。儿子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嚎。一条胳膊就断了。他不敢哭。他盯着自己的胳膊，盯着他爹。他痛得汗流满面，满地打滚。
那胳膊，最终，是残了。
张栓第三次敲开周家大门。他领着儿子，扛着狗。已是两天后了，狗有了臭味，儿子的胳膊，肿得像村头的碾砣。他站在周家大院，不说话。那时周老爷正聚精会神地对付那个猪头，并没有发现他们的到来－－－直到闻到一股恶臭。周老爷说你干嘛？张栓把死狗扔下，又按儿子跪下。他说，这够不够？周老爷慌了，去扶。这时张栓才发现，原来周老爷刚才在向那个猪头上，粘一只猪耳朵。木头刻成的猪耳朵，用了鱼鳞熬成的胶。周老爷扶起张栓的儿子，发现肿成碾砣的胳膊。他血红的眼睛瞪着张栓。他抱起张栓的儿子，老泪纵横。周老爷说，作孽啊！
猪头还原成原来的模样。它咧着嘴，眯着眼，笑呵呵地，遥望并不存在的未来。
周老爷借出他的猪头，从此不收点心。他说不能再收。问他为啥不收，他说不为啥，就是不能收。他一次次从墙上摘下猪头，又一次次把它重新挂上去。他的辫子在风中轻轻地荡。那是1912年的冬天，胶东农村，奇冷无比。他的辫子，瑟瑟发抖。
那个猪头，据说又用了20多年。烟熏火燎中，它的颜色逐渐变灰变暗，直至完全变黑。老年的周老爷把它放在水里冲洗，不管怎么努力，也洗不净。那烟火已经深深渗进它的深层，与它的本身，融为一体。
20多年里，那个猪头笑眯眯地送走了一位位村人，敬奉了一位位鬼神，并给活在世间的人们，心满意足的安慰。
夜晚父亲坐在土炕，给我讲这个故事。他说那位周老爷，是你爷爷的爷爷；那位张栓，是他的一个小侄。我说这我知道，你讲过多次，我不相信的是，全村怎能只有那一个猪头？父亲叹一口气。他没有回答我的话。他说，睡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