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就是到泰山上去祭祀天地。古人认为，只有那些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帝王才有资格封禅，对它极为看重。那些自以为功盖天地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等，都多次举行过这种大典。
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大臣王钦若向皇帝建议举行封禅大典。在宋朝皇帝之中，宋真宗相对来说较为出色，但是此时，他继位才区区10年，所取得的成绩也并不是什么经天伟业，况且自他即位以来，边患迭起，灾害不断，他既未能收复失地，基本没有丰功伟业可以夸耀。尽管他也觉得自己不够格，但只是说：“我听说，只有在出现了一些异乎寻常的祥瑞之后才可封禅，现在哪里有这种征兆？”
王钦若鬼鬼祟祟地对真宗说：“天降神瑞，哪有那么巧的事，古代帝王不过皆是以人工制造祥瑞罢了。”
这分明是唆使皇帝制造骗局。真宗心领神会，不过，如此容易的“大功业”，不得不令人怦然心动。但是，他还有顾虑，就问王钦若：“只怕宰相王旦未必赞成！”
王钦若说：“只要陛下圣意已定，王旦那里，我可以去做工作，宰相明白事理，应该会同意的。”果然，王旦得知是皇帝要搞“造神运动”，也不好明确表示反对，最后勉强同意了。
但宋真宗心里还是不踏实。一天晚上，他来到到秘阁，遇见值班的大臣杜镐，便问他道：“古代天降《河图》、《洛书》的事情，确有其事吗？”杜镐不知道宋真宗话外的意思，就事论事说：“那些都是古代君王以神道设教罢了，应该不是真有其事。”这种说法，恰好和先前王钦若之言相合，真宗也就下定了决心。
他回宫后，马上派人召宰相王旦入宫饮酒作乐，临别时还送了一把黄金壶，对王旦说：“此酒味道极美，您回家后与妻儿老小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府，打开酒壶一看，里面竟然是满满一樽荧光闪烁的珍珠。堂堂国君竟然向大臣行起贿来了。王旦是个明白人，自然知道皇帝的意思，于是也完全打消了反对的念头。
不久，管理皇宫的官员忽然奏报，说在承天门宫楼的屋顶上，发现一条两丈多长的黄帛。宋真宗立即派人去查看，同时煞有介事地对大臣们说：“去年十一月间，有一天半夜时分，朕刚要入眠，忽然卧室闪闪发光，我十分惊讶，仔细观看，突然看到一个神人从天而降，此人星冠绛袍，让我在皇宫的正殿建一个黄篆道场，说到时会降天书三篇。联正要起身答话，神人忽然消失。今日的黄帛，莫非就是梦中神人所讲的‘天书’？”
王钦若立即回答说：“陛下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上天必然降福。”
接着，前去查看的太监回报，说黄帛上隐隐有字迹出现，真宗大喜道：“看来真是天书！”说完便率群臣亲自到承天门跪接，然后把“天书”贮存到一个特制的金匣之中。然后又是斋戒，又是祭祖，又是大赦，又是改元。一时之间，祥瑞的征兆举国尽知，封禅便顺理成章了。这时，王旦率领文武百官以及和尚道士等两万多人先后五次上表朝廷，请求封禅，一场举国参与的闹剧隆重开场了。
设法保持别人对你的依赖
厚黑学认为，终极的权力就是让别人如你所愿行事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之下，你无须逼迫或者伤害他人，就可以让他非常乐意地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这说明你已经掌握了权力的精髓。极力劝说有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有时却是“事实胜于雄辩”，对于那些明白事理和利害关系的人来说，巧舌如簧并不一定有效。实际上，要想获得这种终极的权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出你们之间的依附关系。不论是上司还是下属，他们感到自己需要你分忧解难，作为他们的靠山，少了你他们什么都办不成。你的离开将要带给他们很多困难，将要失去很多利益。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想方设法创造你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他们无法找到一个像你一样可以依赖的人，他们很多事情都“非你不行”。一旦让别人依赖你，你就在权力中占据了上风，可以让对方按照你的意愿做事了。
宋理宗过世之后，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度宗上台之后，曾一度亲理政事，并着手限制大奸臣贾似道的权力，倒也显得干练有为。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觉得度宗给国家带来了希望。于是，弹劾贾似道的奏疏也越来越多。身处险境的贾似道料想这样下去自己可能会不得善终，于是便精心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他先主动弃官隐居。他前脚刚走，他的亲信吕文德就从湖北抗蒙前线传来消息，说忽必烈亲率数十万蒙古铁骑急攻，大有直取南宋都城临安之势头。度宗本来就软弱无能，他想要给人励精图治的印象，没想到这一当头一棒，把他的原形给打了出来。军情紧急，他却手足无措，慌忙召集群臣，商量出兵抗击蒙军的策略。不料，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人能够提出一言半语的御兵之策，更不用说为国慷慨赴任、领兵出征了。
度宗吓得心惊肉跳，终于想起了朝廷中唯一一位能够抗击蒙军，并曾取得过“鄂州大捷”的英雄贾似道。尽管他刚把人赶走，但是现在无可奈何，只好放下架子，以皇太后的名义，请求贾似道出山，带兵抗敌。谢太后写了手谕，派人恭恭敬敬地送给贾似道。这样，贾似道便放心了。不过，在这样“紧急”关头，他可是一点都不给皇帝面子，拿足了架子：先是搪塞不出，继而又要度宗大封其官。度宗无奈，只好给他节度使的荣誉，并尊其为太师，还加封他为魏国公。这样，贾似道才同意出来“为国视事”。
当然，忽必烈亲征南宋的军情是贾似道一手假造的，目的只在向皇帝证明：堂堂大宋朝，文武百官不计其数，可真正能够担当大任的，只有我贾似道一人而已。但是假戏需要真做，即便知道消息是假的，他也要做出慷慨赴任、万死不辞的样子。他向度宗要了节钺仪仗，即日出征。在古代，天子的节钺仪仗一旦出去，就不能返回，除非所奉的使命有了结果。贾似道领了节钺仪仗，显示了其为国慷慨赴难的决心。这让度宗感激涕零，也让百官们自惭形秽。当时，给他送行的百姓不计其数，不料贾似道为了显示威风，居然借口当日不利于出征，令节钺仪仗返回。这可大灭了度宗的志气，大长了贾似道的威风。等终于起程之后，贾似道到抗蒙前线逛了一回，才告诉度宗原来这是虚惊一场。度宗此时额手称庆犹来不及，已然忘记了追查所报军情是否属实。通过这场考验，度宗对自己的大臣们完全失去了信心，也开始理解为什么理宗要委政于贾似道。原来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可用，贾似道虽然奸佞，但却能在危难之际“忠勇当前”，为自己挺身而出。自此以后，度宗便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热情，把大权都送给了贾似道，自己专心纵情享乐去了。
清朝末年，共和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朝不保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仅仅1个月后，革命形势突然发生转变，大军阀袁世凯取代了对共和革命建有奇功的孙中山，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
在此之前，袁世凯的身份是清朝重臣。1901年，李鸿章病逝，并推荐袁世凯接替自己的职位，清政府遂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从这时起，袁世凯就以宰相当国，权倾一时。尽管在1908年曾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几乎被杀，但他在清廷的地位和作用早已无人可以能够撼动。当时中国国防军的主力，从小站练兵渐渐发展起来的“北洋六镇”，都抓在袁世凯的手里。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世凯一人，除他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而这六镇正规军，不但器械精良，训练有素，其尤为难能的是，革命派始终未能渗透。直至武昌起义时，正规国防军将领之中，除吴禄贞一人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人与革命派有任何历史渊源。即便是吴禄贞有心革命，他的部属也都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他也很难指挥如意。辛亥革命后，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清廷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另一方面，尽管革命成功，但是清廷毕竟还存在，革命军也需要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来改变国体，实现共和，进而实现统一。而当时中国，除了袁世凯之外，更无二人可以担当此任。袁世凯在清末，也还是个新人物，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世凯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咨议局，也都被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维新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的票源，立宪派与同盟会，差不多是平分秋色。当清廷任命自己剿灭革命时，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却在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当时大多数同盟会高级干部，也都认为总统一职，非袁世凯莫属。于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向袁世凯发出邀请，只要其赞成共和，就可以将总统之位拱手相让。对于袁世凯来说，目的也达到了。于是，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之后软硬兼施，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廷主事者隆裕太后接受袁世凯提出的优待条件，清室逊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清廷宰相袁世凯就这样成了共和革命的“功臣”，并“光明正大”地把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抢到了自己手中。
制造追随者，凝聚力量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凡成大事者，都十分懂得人才的重要。对于取得权力来说，也是如此。人才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从来就是一个权力集团力量大小的重要指标。为了谋取权力，就要重视人才，学会识别、培养和运用人才，让他们成为自己个人和事业的追随者，并且运用一定的手段，让其真心诚意地跟随自己。等到自己的力量慢慢地增强之后，权力的赢取也就水到渠成了。
晚清有“朝廷不能一日无湘军，湘军不能一日无曾国藩”的说法，高度评价了曾国藩及其领导的湘军集团在晚清的重要地位。而“同进士”出身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力挽狂澜于危急之间，成为晚清中兴名臣，并且开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进程，对清廷作出巨大贡献而被封侯，还能于权力中心屹立不动，很大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始终追随其左右，在各个方面帮助其出谋划策，在关键时候对其加以援助的人才集团。
曾国藩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知道，人才很多，但是他们很少主动前来找到自己，而且也不会主动愿意跟随自己。因此，他在寻找人才的时候，是什么手段都用，只求对方能够跟自己走就行。他根据不同的对象，或者结以交情，或者待之以诚，或者激之以情。从咸丰三年（1853年）奉旨办团练、创立湘军后，曾国藩就开始陆续延聘各类人员到自己的幕府中帮办各种事务。后来每到一地，他便广为寻访，延揽人才，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这样被他求来的。在和“捻军”作战时，曾国藩在所出的“告示”中还特别有“询访英雄”这一条，在说出优待政策之后，又说自己只是“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让百姓能早日有安宁之日。这样既有实质上的好处，又有大义支持，人才们便自然会跃跃欲试。薛福成就是看到上述告示，上《万言书》，进入曾国藩幕府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求人若渴，每和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向自己推荐人才。所以曾国藩幕府中人，经人推荐入幕的极多。他在长沙求学的时候，曾与郭嵩焘、刘蓉等人深交。在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很多人还慕名前来，主动和曾国藩结交。
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他又告诫自己，不要讨厌那些规劝之语，不要妒贤嫉能，不要排斥异己。从他的实践看，这些都做得非常好。对自己的人才，曾国藩不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还非常注意以诚相待，致成风气。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早上必和幕僚同桌进餐。李鸿章初来时，不习惯早起，一次想托病请假，睡个懒觉。曾国藩却坚持幕僚到齐后方能进餐。李鸿章毫无办法急忙穿衣进账，曾国藩这才招呼大家进餐。饭后，曾国藩对李鸿章推心置腹地说：“既然来我的幕府，我有言相告，这里讲求一个‘诚’字而已。”李鸿章听后，羞愧难当，面红耳赤，从此不再贪睡。曾国藩对李鸿章悉心历练，一再提携，使李鸿章终生难忘。
曾国藩对待幕府十分宽容大度。1861年，太平军李秀成突然率军攻打曾国藩的祁门大营。
此时大营正好十分空虚，有人极为惊恐，有的甚至把行李都搬到了船上，准备随时逃跑。曾国藩知道后，并没有丝毫的愠怒，反倒传出一纸命令：“敌人势大，有想暂时离开大营者，可以支付3个月的薪金；事后如果还想来营供事，我也同样接纳。”他自己则写下遗书，决心以死相守。幕僚接到命令后，深为感动，觉得不能辜负曾国藩的仁慈宽厚之心，于是全都留了下来，抱定了死战的决心，军心稳定下来，最后居然打了胜仗。
由于曾国藩知人善用，对待幕府诚心仁厚，再加上前途无限，利益颇丰，曾氏幕府人才越来越多，以至于当时全国人才的精华，几乎全都汇集于此。从曾国藩的这些追随者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才。政治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主体。他们经过了幕府的锻炼和曾国藩亲自教导，优胜劣汰，很多人迅速升迁出幕，成为朝廷大员、地方督抚或州县官吏，成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势力集团。在自强运动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薛福成、冯桂芬等，构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左宗棠、彭玉麟、刘铭传等，都曾是手握重兵的将领，在近代中国弘扬了爱国的民族精神。晚清地方大员中，更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氏幕府，在中央，也有不少来自曾氏幕府而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这些人才，都是曾国藩通过幕府逐渐培养和选拔的。许多外交和科技人才也成为曾国藩的追随者。其中郭嵩寿曾担任第一任中国驻英公使，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也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曾担任过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的薛福成和曾驻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以及曾出使美国的陈兰彬等，也都是曾国藩的幕府。这些人才在承办晚清外交交涉事务的时候，都曾产生了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李善兰，曾在曾氏幕府先后8年之久；数学家华蘅芳、被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的徐寿，也都是曾氏幕府的成员。在文化方面，曾国藩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在当时甚至以后的文坛上都独树一帜，而其他如俞樾、王恺运等，也是晚清文史方面著名的学者。
将功劳记在自己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