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上半年的某月一天，当我收到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蓝色入学通知书时，脸上几乎没有浮现出丝毫喜悦。我已经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
明明报考的是华中科大外国语学院的日文系。
事到如今，我仍然能够对当时的招生情况倒背如流。记得当时笔试合格，进入外国语学院面试的应考生是56个，而该院包括日文系在内的所有语系的招生名额是55个。等于说，面试只淘汰一个人。而当时的日文系研究生招生名额是6个，最后笔试合格进入面试的，包括我在内只有2个。这样的“时局”下，“怎么都不可能是我被淘汰吧。”那天早上在应考地，我拿着复习资料，望着七楼的窗外，拼命抑制着自己脑袋里的齿轮，别让它上了润滑油，一溜烟“提前高兴”滑得太远。
然而，所谓你越不想的，有时就越会晦气地依附在你身上。这世界总要有一个倒霉的。噢，对，上天选择了“我”。
研究生面试那天，早上考完，下午便出结果。中午我坐在华中科大西操场的小树林里，石凳石桌早已被情侣占据，我只好坐在水泥管道上，望着地上枯黄的陈年梧桐落叶，发呆，想像，模拟接到电话后的喜悦。半睡半醒间，终于昏昏沉沉得熬到了下午2点，不一会儿电话如约而至。
“不好意思，这一次的结果很遗憾，你落选了。”电话那头是早上面试时见到的一位从未谋面的教务老师，开头问好支吾几声后，便“一刀下去”。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我，连所谓“五雷轰顶”的感觉还未吟味，这活生生的现实，便来到了世界。
“但是，日语系老师考虑到你学习日语很努力，现在老师经过打听，了解到中文系还未满额，想把你调到中文系去，系主任已经跟中文系老师提前说了，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去，就看你的了。”老师接连说到。
信息量太大，一时阻塞了我的思维回路。“我想想再回复您”我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
日文系变中文系。
我一心想走的“国际化路线”，变成了“土气感”十足的中文系。虽然我在华中科大读日语双学位上了两年书，但我都完全没有发现过中文系坐落在何处。
开始接触日文，是因为酒井法子的缘故。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所谓红遍亚洲的“日本最后一个偶像”。前几年，偶像从天堂堕落成了“瘾君子”，一时在拥有共同记忆的诸多80年后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记得还是录音机的时代，一天夜晚，和小学同学一起上街，他买了一盒酒井法子卡带。回家路上，路过我家，朋友便说要“试音”。
录音机咕噜咕噜转动着，不一会儿，音乐响起。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第一首歌带给我的“震撼”。“噢，上帝，这世界竟然还有如此美妙的声音。”然后，在昏黄的灯光下，仔细看了卡带的封套，甜美的笑容与眼神，仿佛正对着我微笑。所谓少年的心，就这样仿佛被一支“玫瑰之剑”给撬开了。
那盘卡带后来被我借来，少说听了100遍有之。那时，我家因为老宅拆迁，便在老宅基地旁，一家派出所的门口一侧，搭建了一处临时平房，大概也就20多平方米。我的爷爷奶奶从70多岁开始人生最后一次创业，开了小卖部。迁居到临时平房后，小卖部的生意仍在继续。
一到夏夜，摆在街道边冰柜的上方便点上黄炽灯泡，方便买雪糕冰棍的人打开柜门挑选。小卖部对面卖面的女人丈夫，和我的爸爸是小学同学，没事的夏夜，两人总是就着这盏黄炽灯泡，支一张很小的方凳打扑克。附近卖水果的壮汉六婆，总来围观，熟了竟打起了麻将。为了让大家都能听到酒井法子的声音，我总是把录音机的声音调得很大。不胡牌的阿姨，劝我“把声音关小一点吧”，我却总是借着“脾气”置若罔闻。
酒井法子的声音，电视剧陪伴着我整个初高中时代的成长。我买遍了磁带行里所有她的卡带，即使盗版商总是把她那几首歌，通过不停地排列组合，组成所谓地新专辑，我也照买不误。
酒井法子的存在，让我满脑海里充满着“有朝一日去日本看她演唱会”的幻想。
进入大学时代，酒井法子更新缓慢的演艺事业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需求。我便开始大量看除她以外的日语节目。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什么都看。
就在这样潜移默化之中，我变成了所谓的“知日一族”。在大学读本科时，了解到华中科技大学开设有日语二学位，在整整两年里的周末，我都骑自行车数公里，风雨无阻，到华中科大学习日语。
在备考日语研究生时，我顺利考取了日语一级。本想一切都顺势进入日语研究所，怎奈老天就这样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日语系坐落在华中科大的科技楼。相比较于华科其它苏联式老气横秋的大楼，科技楼摩登现代，符合我的所有想象与期待。而现实是，拿着蓝色入学中文系研究生入学通知书的我，没好气地到四处寻找，才终于找到了中文系。
果然，一点都不所谓的“国际化”的“土鳖楼”。
和日语系的学生潮范十足对比，中文系的女生即使只有一人梳着大辫子，也让我把“大辫子”在想象中扣在了每个中文系人的头上。“迂腐”的刻板印象，让我对中文系的一切都充满了排斥感。
2007年9月，中文系开学了。那一年我24岁，幼稚得无以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