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在回答阿利斯特·克肖最近发表的作品《最后一个侨居国外的人》。
不过我很难与克肖锐利的新闻武器为敌，所以不打算对他文中诸点逐一解释。有人愿侨居国外，有人想返回本国，那原因无论如何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就只能根据个人的感受来回答了。
我今年四十六岁，在国外度过二十个年头。最近十年，差不多寸步未离卡斯尔山那方圆六英亩的“山茱萸”农场。这听来有些奇怪，也许是值得解释一下的。
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令我相信这样的格言：唯不列颠人正确。早年，我确实接受了它。在一所英国公学里，我被熨得无棱无角，最后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毕业。
直到1939年，我独自漫游了西欧大部，以及末了还逛了大半个美国以后，我才开始成长起来，开始独立思考。而战争则完成了我性格其它部分的改造。本来应该是多彩的、理性的、称心如意的生活，让人痛心地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寄生生活。没有任何东西如雨点般的炸弹那样促人评估自己的成就了。在闪电战开始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位已经著有两部颇为成功的小说且声名在外的澳大利亚人，夜里独自坐在他在伦敦的卧室兼起居室里，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他的成就几乎等于零。有意义的是，可能那时他正在读着艾尔的《日记》。也许他遇到了“顶头风”，自然不时地走向柜子，取出那瓶卡尔瓦多斯白兰地多喝几口。总之，他第一次体验到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阿利斯特·克肖曾对这种感受表示哀叹，并把它解释为一种“谋求再度用鼻子触摸母国仁慈的乳头的愿望”。
我在滞留中东的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渴望返回童年的天地中去。童年毕竟是艺术创作者所能汲取的最纯洁的源泉。这种期盼又被对沙漠景物的极度留恋所加剧，可是在我随部队驻扎希腊的那年，它差不多得到了满足。因为在希腊，各方面都显得十全十美。不仅是古迹美，而且还有自然风光美。同时，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温暖。那么为什么我没有留居希腊呢？我曾经动心过。
可能是因为我意识到，即使是最道地的居民海伦诺菲尔，也只不过是心甘情愿地扮演了地中海东部沿岸流浪者的喜剧性角色而已。当地人民似乎并非不动情地说，他不属于那儿。对他来说，这是可悲的，不过他无足轻重。这个海伦诺菲尔，直到现在还在谦卑地期盼着自己能属于希腊。
这样，我便没有留在可以供我选择的希腊。部队在英国解散了，这给我带来了两种可能性：要么留在我那里所感到的实际的和精神的墓地，其前景是不再当艺术家，而成为一个最无成效的人，一个伦敦知识分子；要么返回家乡，回到记忆中最富刺激的时代中去。说实在，吃烦了我所能吃得起的伦敦餐馆那种软糊糊、甜蜜蜜的可怕的炖马肉之后，填饱肚皮的想法也起了作用。然后我回国了，在卡斯尔山买下了一个农场，同朋友兼合作者，希腊人曼诺力·拉斯卡力斯一同，开始养花种菜，饲养德国种小猎犬和萨纳种山羊。
最开始的几年，我对这些活动感到满意，并让自己沉醉在自然风光之中。要是有人提起写作，我会说“啊，可能有一天”，但我并无真意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姨妈的故事》写于战争刚刚结束，我回澳大利亚之前。国外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反响不错，但像以往一样，国内评论家的反应不佳。小说没能被人卒读，公共图书馆中书页的状况很显然地说明了一点。但对我来说，除了吃穿和头顶上属于自己的屋顶，似乎一切都不太重要。
随后，我忽然开始感到不满了。不管澳大利亚评论家的态度怎样，也许写小说是我仅有可能取得某些成功的事情。甚至我那一半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如果我不写作，生活便会毫无意义。我满怀激情地回到了我年轻时离别的故土以后，真正发现了什么呢？有什么东西可以制止我像阿利斯特·克肖和很多别的艺术家那样，收拾行装离开呢？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没有。四周伸延着澳大利亚的巨大虚空，在那里，思想是最空洞的；在那里，富人就是重要人物；在那里，教师和新闻记者统治着一切精神领域；在那里，美丽的青年男女透过毫无判断力的蓝眼睛注视着生活；在那里，人的牙齿好像秋天的叶子那样掉落，汽车后部的玻璃时时刻刻都在增大，只有肉馅饼和大肉排，才算得上好饭食，强健的体魄压倒了一切，物质上的丑恶不会使普通人感到惊讶。
正是那“普通人”的得意之情最令我感到惊慌。在这样的心境中，我控制不住地开始构思起另一部小说来。由于我要填塞的空白如此巨大，因此我试图通过一对平凡男女的生活，在书中最大地涉及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我要在平凡的背后发现不平凡，发现神秘和诗意。因为正是这一切，使这些人的生活——顺便说一句，还有我回来后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于是我开始撰写《人类之树》了。这部小说怎样被那些较为重要的澳大利亚评论家所评价的问题，已成了亘古历史。随后我创作了《沃斯》，它也许还是我在闪电战初期酝酿的。那时我坐在伦敦的一间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读着艾尔的《日记》。几个月穿越埃及和昔兰尼加沙漠的往返奔波，孕育着这一想法，那个时代最显赫的狂妄者也在影响着它。回国后，我阅读了当代人对莱卡特探险的描绘和A．H．奇泽姆的《奇异的新世界》，这个想法终于成熟了。
在这里讨论这部小说的文学因素会不太切题。重要的倒是作者的意图。这些意图使一些读者不知原因地感到兴奋，也使那些发现此书毫无意义的人发怒。我老是在作画和作曲上受挫，因此我要赋予我的著作以音乐的结构，画的美感，通过《沃斯》中的主题和人物，来表达德拉克鲁瓦和布莱克所可能见到的，以及马勒和李斯特可能听到的东西。首先是，我决心证明，澳大利亚的小说并不一定是阴郁沉闷的、粪土色的新闻体、现实主义的产物。总的说来，世界已被说服，而只有此地此刻，野狗们正在无情地吼叫着。
那么这位返回故里的侨居国外者得到了什么报偿呢？我记得，在我第一部小说获得成功之时，一位名叫盖伊·英尼斯的老练而聪明的澳大利亚记者，在我的伦敦寓所里访问了我。他问我是否想回国，我那时刚“到”，干嘛我要回去呢？“啊，不过你回去的话。”他坚持己见，“各类颜色会源源不断地流到你的调色板上呐。”直到最近几年，我才记起他对我第一部小说的这段委婉批评。我想，盖伊·英尼斯可能是对的。
因此，报偿之一就是更新了的景物，它即使在记忆中显得更加寒酸，却始终是我生活的背景。假如我光坐在塞纳河左岸与阿利斯特·克肖边喝酒边滔滔不绝，那么自然的世界和音乐的世界可能永远不会显露出来。也许一切艺术之花在默默中更易开放。当然单纯和谦卑的境界，是艺术家或普通人唯一值得向往的境界。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未必会有可能，但努力去争取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差不多被剥夺了自认为合意和必需的一切东西，我开始了我的尝试。写作本意味着一个有修养的头脑在文明的环境中所作的艺术实践，现在却成为用词汇的岩石和木条创造出全新的形式的斗争。我第一次开始看清了事物。甚至连厌倦和失败也为无穷尽的探索提供了途径；甚至连丑陋的东西——澳大利亚生活中的提包和铁皮也获得了意义。至于好似挑绷子游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它已被必要地简化了，而且常常给弄糟了，有时倒也动人。这种试探本身就是一种酬报。出借的书籍，播放的唱片，常常可能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一个人也许会有助于使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土生活着一个具有理解力的民族。
那么，这就是一个侨居国外者留在本国的某些原因了。虽然他必须面对回国后必然接踵而来的各种失望。阿利斯特·克肖也许会回答说，这些理由抽象而且不能使人信服。但正如我已经提醒过的那样，这些纯属个人的原因。我从不知姓名的澳大利亚人那儿收到了许多信件，它们是最具体的，也是最好的报偿，我的创作好像已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子。对我来说，单是这些信件就足以构成我留居国内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