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类“忠诚”于朝廷的地方官，“竭府库以进奉”，竭尽地方府库向朝廷进奉贡物。但这种做法对地方百姓和场务工人的盘剥更为凶狠。但往往就是这类“竭府库以进奉”的地方官，得到皇上青睐，很快就会因功而提升。如唐德宗时的宣歙道（宣州、歙州为一道节镇），一位留守的判官就在干这个活儿，德宗大喜，召他为朝官，做了刑部员外郎。因此，在无道政权之下，盘剥百姓，进奉“羡余”是升官的终南捷径。
这不是孤例。唐宪宗时，一位以户部侍郎名义主持财政工作的度支官，知道皇上骄侈奢靡，于是多次进奉国家“羡余”，供其挥霍，从此“有宠”，不久升官，加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继续主持财政工作。这是直接做了国务大臣的财政部长。当时国人知道这个组织决定后，朝野哗然，以至于市井的小贩们都知道此事，不禁对朝廷这个昏妄举动嗤之以鼻。
唐穆宗时，有一位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临时负责修建先帝陵寝，但他的部吏盗取陵寝的建设物资，又不给建筑工人应得的报酬，这样聚敛了十五万贯财富，进奉给朝廷。穆宗很高兴，但怨声载道。不得已，罢了官，但还是到地方做了省部级大员。
唐敬宗时，有个盐铁使（负责国营盐铁专营的部长），克扣榨取盐铁业的租赋特别狠戾，但他上报的专卖收入往往不足，却将各类办公经费“省下”了“绢百万匹”献给朝廷，而且还源源不断。
……这类故实证明了盘剥寻租的历史惯性，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皆然，而且愈演愈烈。但在南唐李璟时代、后周郭威时代，这个恶政也曾得到过短暂遏制。
公元940年，一个管理仓库的官员，岁末时向南唐朝廷献上了“羡余”的赋税租米万余石，想以此博得南唐中主李璟的赏识。但李璟说：
“国库的支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数额，你如果不是聚敛百姓、克扣军粮，哪里来的盈余呀！”
李璟是个明白人，并不想在无道之路上走下去。
公元951年，郭威刚刚建立了后周帝国，当天就下诏：凡仓场、库务的掌纳官吏，不许收受“斗余、称耗”（在规定的名目外另立名目巧取民脂民膏）；以前规定的进贡“羡余”制度，全部作废。
李璟、郭威的德政应该影响了老赵。但老赵诏书中一句话，引用孔子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证明了老赵治理天下的自觉性。老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这个事件上升到文明建设工作中来认识。传统儒学，孔子学说，就是老赵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有没有这个思想资源，处理政事，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天下意识”的自觉性。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有司”是有关部门的意思。在《论语》中，孔子将它看成邦国治理的“四恶”之一。
孔子的弟子子张问：“何谓四恶？”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译这段话就是：平时不加教化（老百姓不知道犯法而犯法），就要逮捕杀掉，叫作酷虐。百姓还没有准备好，官方就要看成果，以至于（百姓没有完成工作而获罪）叫作暴戾。政令迟缓不下，却突然限期要百姓完成工作，叫作害人。还有，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干的这个活儿就叫作算计。
“四恶”为孔子所痛恨。因此圣贤人物在推进文明建设时，往往要到孔子这里去寻求思想资源。“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在后来的种种诠释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应该颁发给人的财物（报酬、薪水、奖励等），却吝啬而不肯出手，有司这么干，实在非人君之道。圣贤话语中，破毁规则，是一种败德。
“增羡入之数，收倍出之赋”，表面上是“吃盈余”，而且奉献给国家，为国家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应该称之为“爱国”之举吧，但在实际上成为“害民”之举：加倍收租又克扣颁给。老赵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不允许“爱国”而“害民”。他一旦知道邦国治理中存在恶政、秕政、暴政，就立即做出政策调整。他不做秦孝公、始皇帝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改革，只求点点滴滴的改进。这是思想家王夫之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也是我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老赵对国家政策的星星点点的调整，深得现代政治哲学“社会零星改造工程”文明之相，又具有悠远历史且雄深厚重的保守主义之神。
故，在赵匡胤时代，自从大宋之后，百余年来，社会动荡较少、士庶幸福指数较高。北宋百年，其繁荣与文明，超过了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所谓的康乾盛世，这方面，与老赵的稳步改进、自我更化有直接关联。这是儒学“仍旧贯”（坚守旧有的习惯法）与“日日新”（每天都做一点努力更新）的巧妙平衡，是一般人难能企及的“中庸之道”奥秘所在。现代英美的“民生”治理，基本就在“仍旧贯”与“日日新”之间做策略组合式平衡。
老赵瞩目于“民生”的功夫，就这样在千年之前获得了现代性。说到赵匡胤的“民生”，不能忘记大帝柴荣。他在柴荣这里获益良多。柴荣征淮南之后，知道国家财用并不富有，而后马上又有了征契丹之战。但是这时候，有人来报淮南饥馑。柴荣正在征调粮草北征，但他还是要求地方将粮草借贷给当地士庶，以度荒年。
有人对他说：“百姓穷，恐怕不能偿还。”柴荣说：“百姓，是我的子女啊！哪有子女遭受倒悬之苦，而父亲不为他解脱的道理！我不要百姓必定偿还！”在战争准备期间，柴荣也没有忘记百姓苦难，这方面与那些动辄以战争来要挟百姓，四处搜刮军粮的无道之君有了鲜明差异。赵匡胤继承了大帝柴荣的“民生”理念、王道理想，终其一世，没有向百姓搜刮过一粒粮食，还在著名的遗言“誓碑”中，规定了“不许加赋”的制度。老赵是中国优良政制的继承者和创制人--地方有灾，“即蠲其租，勿俟报”，就是一项优良创举。这样的创制还有很多。他在进入汴梁之前，曾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不许剽掠京师士庶。老赵要做到“秋毫无犯”；但在实际上，老赵做得比“秋毫无所犯”还要仁义。
大军入城，东京汴梁“市不易肆”（店铺正常开业）。但总有刁民以为机会来临，趁着大军入城之际，借机打劫。此事在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
老赵的“天下目标”容不得这种刁顽败类，于是辣手惩处。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之入也，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赀。”
大军入城，首重治安，不仅保护私有财产，甚至当私有财产因为强盗败类“乘便攘夺”而遭遇损失时，竟由官方来赔偿补还，弥补其损失。这样的义师，我在三皇五帝以来到大宋，大宋以后到公元21世纪，多种史料中，尚未发现有第二例。尊重私有财产，实为政治文明之第一门槛。老赵因为有此义举，从此进入政治文明，开辟传统正道。
以我对政治哲学之理解，老赵“官偿其赀”之举，实在是预表了传统文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之价值观，意义重大，论中国圣贤理念，此事乃一大案例，不可等闲放过。这事在历史记录中不过是寥寥几十字，却是老赵一生德政中的华彩乐章，是传统中国的亮色高光。
老赵登基，天下平静
建隆元年，大宋第一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遣放一批江南降将，这些人都是在后周时代被世宗捉获的战俘。命原后周的宗正少卿祭祀周氏庙宇和陵寝，并制定了法令，以时朝拜。开始铸币，史称“通元宝钱”。诏有司按前代旧式斟酌损益，制定新的权、衡标准化，颁行天下。册立了夫人王氏为皇后。做人口普查。据各州道报上来的版籍统计，共有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人家。史称这就是“国初版籍之数也”。按户有五至六人匡算，老赵的天下初初不足六百万人口。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契丹、北汉、燕云十六州、南唐、吴越、荆湖、南汉、吐蕃、大理，以及西域诸地。
当然，老赵没有忘记陈桥兵变以来的文武官员。于是论翊戴之功，提升并赏赐了一批人。老赵的第一参谋赵普，也被提升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皇弟赵匡义加睦州防御使，为殿前司都虞候，赐名光义。
赵光义原来官职为内殿祇侯、供奉官都知，大约相当于中直机关的后勤处长，官不大，但禁军殿前司都虞候，则相当于中央军的司法局长，官职升得较快。史上已有记录说陈桥兵变，赵光义其实是不在场的。直到老赵率六军进入东京汴梁，他才带着后勤处和家中的人出迎。此事自从北宋王禹偁《建隆遗事》、赵普《飞龙记》记录以来，被各类史书反复征引，更被人反复辩难。故赵光义究竟在不在陈桥现场，其实至今依然是一个聚讼中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在这类问题上，除非有更有力的逻辑和证据，否则，只有选择。我选择赵光义在陈桥现场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兄弟在场，“阴谋拥戴”的逻辑才更清晰，整个程序似乎更为流畅。一个掌书记赵普，在那个时候，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石守信、高怀德等人，也都有了晋升。又封赏吴越国王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老赵，并没有像近代以来坊间想象的那样“大刀阔斧”做些什么“兴利除弊”的“大事”。相反，老赵登基，天下平静。后周的中央地方各级官员，基本悉数留用；国家政策法规，基本不做修订；各类文化设施也一仍其旧。前已说过，这正是儒学“仍旧贯”也即尊重传统经验的基本思路。
但在这一年，老赵并非万事“仍旧贯”，他还是做了若干“改进”（不是“改革”）。其中有四项改进有点意味。一个是军队改进，一个是朝会改进，一个是法治改进，一个是科举改进。这四个“改进”体现了“日日新”的帝国机制，但又安全地守望住了往日的经验世界。
四个“改进”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偃武修文。他在这一年下诏：要殿前、侍卫二司各自检阅所掌军士，从中简选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各州长吏选所部兵送到首都，以此来补禁旅的缺额。
还特意选出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各州按样召募教习。等到诸道各州训练精壮后，即将这些经过训练的士卒送至京都阙下。从此犷悍之士皆隶属于禁军军籍。此举对地方的彪悍之气是一种收敛，却同时提高了禁军的战斗力。
国家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可控”的格局，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可控”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老赵选出的“兵样”规定是：不看身高（当然高个子更好），要选“琵琶腿”，大腿、小腿有肌肉；“车轴身”，虎背熊腰；“取多力”，身腰腿脚有力。唐代以来招募精锐军人，有“翘关”，抬举城门之力；“负石”，负重行远之力。老赵选“兵样”，除此之外，还有射箭能将弓把拽断，能将弓弦拉折，使用劲弓要能射倒箭垛，等等规定。
此外，老赵还吸取唐以来藩镇之弊，改立“更戍法”，即将训练有素的士卒轮流分遣，大藩由禁军戍守。这样，就让戍卒往来道路，以此练习勤苦、均分劳逸。这个方法有了期望中的结果：领军的将军，其手下士兵常得轮换，史称“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一次性地结束了中唐以来两百年间的“藩镇之祸”。据说，这些都是赵普所上的谋略。纳入五代十国的历史来看，就会发现“更戍法”的创造性不简单。增强军力，又天下太平，这是两百年间多少帝王藩帅梦想不及的。
老赵的另一个改进，与范质有关。老赵之前，君臣议论重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完事后，常从容赐茶，宰臣乃退。古称“坐而论道”，非“立而论道”。唐及五代，还在遵守这项制度。范质等人是后周旧臣，老赵留用为相。但范质等人自知原是周室人物，故内心常常不安，“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在范质之前，君臣议论军政大事，以口头议论为主；有些重要的号令、官员升迁、刑赏废置之类，只需要将写好的文书当廷呈上，君王画个符号，即可颁发施行。到了范质这个时代，他开始将所有议论之事均草成“札子”进呈，退下来时，就研究札子所得圣旨批语，中书同列在文件上签署姓名作为标记。范质以为如此做事有凭有据，可以免去种种失误。他曾对太祖说：“这样做，可以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由于呈札子，不需要即刻等待批复，故不必坐；而札子越积越多，有些札子要等到翌日或多日后批复，所以赐茶之礼也废。
野史中对此有些不同说法。《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即位后一天，宰执范质等犹坐，太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范质等人起来呈送札子，太祖看时，范质等欲复位，但太祖“已密令去其坐矣”，于是，坐礼废。这个意见是说老赵玩阴谋，我不信此说。老赵如果有意废除此礼，只需要知会宣徽使一声，宣布为一种规则即可，哪里用得到如此心计？这是矮看了老赵。
“坐而论道”之礼
废除“坐而论道”之礼，自建隆元年始，造成这个礼废的是范质。范质在相位，所下制敕，中规中矩，凡遇有官员除为刺史、县令之类，他尤其关心户口版籍。有使者要下去按查民田及狱讼，范质都要亲自召见，为之讲述天子忧勤之意，而后再派遣外放。
范质忧心天下，有汉萧何之风，故时号“贤相”。据说他生病之后，老赵多次想到范府看望他；又怕自己亲自造访，给老范添麻烦，就派了宫中女眷到范府问询。但范质家里迎奉贵宾的器皿都凑不齐，宫中女眷向老赵汇报，老赵就命翰林司赐给他果床、酒器之类。
后来再派人到范府，对范质说：“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范质回答道：“臣过去在中书省，从无私交请托，所与饮酌来往的，都是贫贱时的亲戚故旧，用不到那些器皿，所以因循下来，一直没有添置--不是我买不起啦！”范质病逝后，老赵曾对左右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真宰相也！”
后来的宋太宗亦看重范质，曾对近臣称累朝宰相，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没有人能与范质比。但太宗也有一句批评意见：“范质所不足者，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