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翰将其送往京师，赵匡胤当面问他：“卿何不早归朝廷，劳朕诏命？”
卢绛说：“臣受李煜厚禄，只知事李煜，未知事陛下。”赵匡胤说：“李煜已臣事于朕，卿于草野还在等什么？”卢绛说：“臣闻李煜归命，但未受王爵，故臣未能归附天朝。”据说这一番话也曾打动了赵匡胤，认为他“颇忠赤”，很有一颗赤诚的忠心，赦免了他。但在歙州被杀的龚慎仪有个侄子在政事堂见到卢绛，就用手板击打他，并入殿上奏说：“臣叔被卢绛冤杀！”赵匡胤闻听大怒，就来质问卢绛为何要杀龚慎仪。这时正好曹翰破宣、歙二郡时，卢绛没有金帛贿赂，曹翰也顺势入奏说：“卢绛乃一奸贼，陛下存之，为国家日后之患矣！”
于是赵匡胤命人斩杀卢绛。卢绛呼叫道：“陛下以铁券诏臣，恕之以不死。今以微罪一旦见杀，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无信！”赵匡胤说：“朕为龚慎仪杀贼而已，何负于卿！”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枢密使曹彬曾上言极力保奏卢绛，说此人骁勇，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可以赦免他不死。但是赵匡胤说：“卢绛状貌酷类侯霸荣，安可留也！”
两种说法有异。但前说有“丹书铁券”，自不当杀；后说就因为长得像投降大宋又背叛大宋的北汉将军侯霸荣，就杀人，更属不当。卢绛冤。
七、庇护亲族法不公
赵匡胤的太太孝明王皇后，有个胞弟名王继勋。最初为内殿供奉官，后来做到虎捷左右厢都虞候，领彭州防御使。王皇后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子，但这个兄弟是一个带有精神病性质的恶人。他在西京（洛阳）做官时，曾强行购买民家子女做奴仆。这倒也罢了，更可恶的是，这些女仆稍稍有点让他不满意，就被杀掉。杀掉也罢了，尤为可恶的是，被他杀掉的人，还会被他吃掉！吃人，也罢了，还要“脔割”了吃，也就是一块一块割下肉来吃！吃人后，他倒是吐骨头，然后用小棺材装上死人骸骨，抛在野外。被他买来的女仆实在是比屠宰场的牛羊下场还要糟。史称这样的女仆，被他杀了一百多人，以至于到他门下来买卖女仆的中间人和棺材铺的老板，要频繁出入于他的府邸。他住在深宅大院之内，外人不晓他的酷虐残忍。直到有一天，他府邸的围墙坍塌，侥幸没有死的奴婢纷纷逃出，跑到宫中来告状，赵匡胤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罪恶滔天的小舅子。
赵匡胤很爱他的王夫人，但这一年王夫人年纪轻轻就病死了。小舅子又惹了这么大的祸事。老赵对他的处罚是：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令甲士看守软禁。不久，又下诏将其流放登州。但是还没等他到达登州，又下诏赦免，改右监门率府副率。右监门是宫禁亲兵十二卫之一，率府率是侍卫军中负责山泽土产的官员。王继勋那么大的罪恶，不但没有正法，还给官做，虽然降级使用，但那一百多冤魂如何安息？
这个王继勋又被分到西京做官，而且再次犯法，史称太祖还是因为王皇后的缘故，只是对他给予了“薄责”。
王继勋故实，是圣君管理下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证明了：无论多么优秀的圣君，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和公正，都将无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圣明如赵匡胤，也不例外。赞美圣君，必须看到圣君治理的有限性。
这个叫王继勋的凶妄罪犯，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才被正法。赵光义将王继勋捉来，同时还逮捕了从事女仆买卖的中间人，甚至还有一个跟王继勋来往，也曾吃过人肉的和尚。
王继勋仗着与皇后的戚族关系，还经常挟势凌蔑将帅。一般人都躲开他，不与他争。但有个大将马仁瑀不吃他这一套。逢到他倨傲待人时，就与他奋争对抗，甚至急眼了还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王继勋因为害怕他的勇猛，只好略微屈让，但是过节越来越深。有一次，老赵要到郊外“讲武”
（军事演习），两人都受诏到郊外。他们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各自命令自己的部下，到时候借机灭了对方。俩人还做了准备，到市上私自买了白蜡杆，准备械斗。老赵得到这个情报，下诏“讲武”取消，还将马仁瑀出放为外官，对王继勋则不做任何处理。
马仁瑀做瀛州防御使时，他的侄子因为醉酒而误杀平民，按律当死。但是苦主爱戴马将军，也知道此案是醉酒误杀，于是来为马仁瑀侄子求情，说是“误杀”可以“过失伤人”论罪即可。马仁瑀说：“我为长吏而侄子杀人，这是他恃势恣横，不是什么过失。我岂敢以己之亲而乱国法哉！”于是令有司“论如律”，按照律法处理。对被杀的民家，还给以布帛，由他出资为之棺敛。
在处理王继勋的公正方面，赵匡胤做得还不如马仁瑀。
《太祖誓碑》
老赵有千错万错，却有一项亘古未见之德政，令大宋在本质上脱略了五代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野蛮军政，进入了文明世界，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了不起的政治和思想的增量贡献，给大宋带来了恒久的光荣。这就是《太祖誓碑》。
按宋陆游《避暑漫抄》，关于“誓碑”的来龙去脉大略是：赵匡胤践祚第三年，秘密镌刻了一个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壁室内，谓之“誓碑”。“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夹壁室门钥封闭甚严。并诏敕有司：从此以后，天子岁时祭祀，及新天子即位，到太庙礼毕后，要由有司奏请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侍者跟从，其余的侍从一律站在远处，不得窥见。这时，皇上要到“誓碑”前，拜跪、瞻仰、默诵，完毕，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皇上在此有何誓言。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要按此行事。
一百多年，没有人知道“誓碑”的内容。直到靖康之变，兵乱中，太庙各门皆洞开，才有人得以窥见“誓碑”。据说，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南宋高宗赵构因为起于仓促，没有见过这个“誓碑”。《宋史·曹勋传》说，靖康末（1126）金灭北宋，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徽宗还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可转告高宗：“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说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说“太祖誓言，得之曹勋”。曹勋终于有机会从金国回来，他见到赵构，带来了徽宗的帛书和寄语，告诉赵构关于“誓碑”的内容。所以，自赵构开始的南宋，也继续了太庙的盟誓。大宋十八帝，都受到了“誓碑”的绝对制衡。
但这三条内容，有不同说法，清王夫之《宋论》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
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大宋立国，非贵族上位（这方面与大汉很像，刘邦也不是贵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见的政治文明。我倾向于认为：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时势。大宋的“文明时势”，即由赵匡胤“英雄人物”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誓碑”。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三百二十年的“文明时势”；就像没有杰斐逊，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美国的大格局，没有孙中山，没有《建国大纲》，就没有中国的新格局一样，没有赵匡胤，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的“文明时势”。制度之建构，源于种种合力，在很多历史时刻，是圣人、大贤、智者、英雄个人的作为，推动了制度的建构。
保全柴氏子孙
为何“保全柴氏子孙”？因为柴氏“无罪”，老赵得到的大宋乃是由“逊周”而来。但历史上那么多杀戮前朝元首，以便斩草除根的故事，老赵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气，养天下和气。老赵有“天下目标”。他听闻、看到、亲历的梁唐晋汉周，戾气太深重了。培育国脉，养成一点祥和之气，“胜残去杀”，须有“英雄手段”。这是真的“强者”的“宽容”。
而历届宋帝也确实待周氏后人不薄。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专说“宋待周后之厚”。宋太祖迁周恭帝及符太后到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
但同时为后周在洛阳建六庙，派出官员迁移神主牌位，命后周过去的宗正（管理皇室和太庙事宜的官员）按时祭享。又派遣工部侍郎按礼数到后周太祖和世宗的陵墓拜谒。开宝六年，郑王柴宗训病逝，老赵穿了素服为之治丧，辍朝十日，谥号曰恭帝，将陵墓放在世宗的陵墓之旁。
宋仁宗嘉祐四年，下诏取《柴氏谱系》，在柴氏诸房中推年纪最长一人，要他按岁时奉祭周祀。还录用周世宗的从孙柴元亨在宫中供职。又下诏：以后每次郊祀，都要录取周世宗后裔子孙一人为官。至和四年，封柴氏后人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祭祀，并给西京洛阳的周庙祭享器服。
神宗时，录取周世宗的从曾孙柴思恭等人给予公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柴若讷袭封。
徽宗时，再一次给后周恭帝的后人赐官，为宣教郎，监周陵庙，并规定世世代代“为三恪”。所谓“三恪”，就是本朝奉前代三朝的子孙为王侯，表示他们是本朝的客人，不是臣子，“恪”，有“敬”的意思。这是古来“兴灭国，继绝世”的礼制规定。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成立后，以周之前的舜后陈国、夏后杞国、殷后宋国为“三恪”；后周则以后唐、后晋、后汉的后人为“三恪”；大宋曾封隋、唐、五代后裔，并吴越、荆南、蜀汉等国后裔为官，主宗庙祭祀，也是“三恪”的礼制延续。这类做法体现本朝“宽容”之义，同时显现视前朝为正朔，从而本朝也为正朔的意思。宋徽宗的做法，就是承认后周为正朔，这对在世的柴氏后人是极大安慰。从历史文化有机性考察，这也是将本朝纳入历史长河的一种法统安排，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一种历史连续性。历朝历代，无论优劣，皆在这种连续性中。是光荣是丑陋，都在时间的流动中，不可分割，不必截断。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因此，不必“历史从我开始”。就这个意义言，“三恪”之礼，意义重大。
大宋南渡后，高宗也不忘柴氏后人，还特意选柴家的长者袭封崇义公。南宋理宗时，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赵翼对此评论道：“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这些都是见诸《宋史》中的《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于此可见，对柴氏的恩赏一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大宋对待亡国者的后人，可以说是很优厚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五代以来的诸帝亡国之后，几乎都没有后代；只有大帝柴荣的后代，历宋三百余年，世袭不断，与五代诸帝比较，应该是最幸运的，因为，逊帝柴宗训，遇到了千古一帝赵匡胤。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由柴氏后人，推及其他亡国者的后人，也给予了很优厚的待遇。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说大宋与诸国“角力而灭其国”，从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这是大宋独有的特色。
湖南周保权投降，授千牛卫上将军；荆南高继冲纳土，仍令镇守其地；南汉刘鋹被擒，仍封恩赦侯；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南唐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赵翼对此评论道：
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统计下来发现，各位投降的亡国之君，没有一个没有得到保全！像此等僭伪窃据的伪国国君，归降大宋，本来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何况新造的大宋帝国，民心未定，国家的形势容易摇动，太祖赵匡胤就没有一点顾虑吗？乃至于竟为这些伪主赐给京师的宅邸，居住在天子肘腋之下，他们的子弟臣僚又都到各个州郡去做官，掌管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并没有听到有急切、猜忌、督防之术，而到大宋做官的人，也都老老实实地各尽职责，没有反侧不定的异志。于此可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的大度，镇服一世的神威，这可不是靠着诈力做事能得到的效果。后世论大宋，往往要说开国之初就失之于软弱，岂知不依靠诈力做到强大的君王，比那些依靠诈力而成为强大君主的人更强大啊！
这是说，老赵不仅对柴氏优待，对归附的诸国国君也优待，原因是自身的强大。
未尝轻杀一臣
赵匡胤，不靠“诈力”而强大，是强中之强。这一切，源于老赵内心的强大。
他对自己所秉持的圣贤道义，有天然的自信。他做应该做的事时，没有犹疑，毫不勉强。待己之“俭”，待人之“慈”，待天下之“简”，全出自然之天性。“俭、慈、简”是最接近于“仁”的品性。儒学论“止于至善”，“至善”事实上是一个最佳平衡点。按照角色化原理，每一个人都在共同体中扮演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在“表演”中。但角色可能会有变化，譬如，对儿女而言，是父亲，对太太而言是丈夫，对“君王”（上级）而言是“臣下”（下级），对“臣下”而言是“君王”，对国人言，是广义的“朋友”。传统对“止于至善”有个说法：为人君者，其“至善”之境就是“仁”；为人臣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敬”；为人子者，其“至善”之境就是“孝”；为人父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慈”；与国人交，其“至善”之境就是“信”。这类“至善”境界，都是躬己自求的结果，外力是不可能强加于角色的。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在反求诸己的程序中，对“仁”这个境界有感觉。由于赵匡胤“君王角色”的自在呈现而不是表演，以“仁”为背景色，大宋天下，慢慢演绎为一个“和解”主题的共同体。
老赵试图与各类“敌人”和解。他在通往“仁”的至高境界中，踏实地迈出一步一步又一步。
为何“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
老赵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求言诏》。正是因为这一篇《求言诏》，引来了名臣王朴的《平边策》。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士大夫，是国之精英，是读书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读书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为公”的基本职官结构。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
《续资治通鉴》记录：太祖在长春殿，对宰相薛居正说：“古之为君者，鲜能无过，朕常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天下无间言哉！为臣者或不终名节，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古来为君主的人，很少有没有过失的人。朕常常整夜想这个事，有畏惧感。如果能时时想到防止为非作恶、节制个人欲望，也许可以做到“以德化人”的大义。譬如唐太宗，他接受臣下的谏诤上疏，臣下对他的批评直接责备他的过失，他也不觉得惭愧。这样，不如不做有错误的事，让天下没有不满的言论，不是更好？古来为臣的人，有些人到最后没有保持住名节，终于陷自己于不义。这是因为忠信之心太薄，所以获得的福祉也少。君臣如此，可以自我戒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