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江南幽燕荆湖、南汉荆湖、南汉幽燕三荆湖、南汉江南巴蜀巴蜀荆湖、南汉四巴蜀荆湖、南汉江南江南巴蜀五幽燕巴蜀河东不下河东江南六河东河东幽燕不下幽燕河东我赞同船山意见。船山王夫之认为柴荣下江淮后，即转向幽燕，作为大棋局的第二步落子，非常正确。而这一个意见，不仅王朴没有认识到、赵普没有认识到，连赵匡胤也没有认识到。船山先生盛赞此举。他说道：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即指江淮之地）而后止。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南唐主向柴荣要求得到海陵之地，以供给国内用盐。柴荣不给地，但每年给南唐三十万斛盐；战争中俘虏的江南兵，也陆陆续续放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导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契丹内乱）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指契丹在燕云十六州的兵力），犹未易折棰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是说"雍、豫、兖、青"之北已经属于契丹），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边境与敌国直接接壤，地缘形势无安全感），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强起而问燕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后晋末没有收复江淮就向燕云用兵，导致亡国大败），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行密）、徐（知诰）、李（李昪）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李璟（李昪之子）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俘）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指契丹），以功罪而择其才（在攻打契丹时发现并挑选日后用于讨伐江南的将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南平国等）且遥为效顺。于是逾年而（周世宗）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
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指柴荣早逝），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
现在来看船山先生主张江淮一定，即将兵锋指向石敬瑭割地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道理如此，更因为柴荣有此一役，已经尽得关南之地，再努力，就足以克服幽云。可惜英年早逝。
赵匡胤后来没有按照柴荣的战略展开，结果幽云始终在草原帝国手中，为北宋带来一百余年的压力。
历史的多种可能
江淮、北汉、契丹不论，关于南方诸国，先下荆湖巴蜀，还是先下江南南唐？王夫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他赞同太祖赵匡胤的战略，认为老赵此举优于王朴《平边策》。他说：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叶得势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虽云割据，而自杨氏、徐氏以来，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无殃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慝（意思是说李璟李煜没有大恶）；严可求、李建勋皆贤者也，先后辅相之；冯延巳辈虽佞，而恶不大播于百姓；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
孟知祥（后蜀第一代君主）据土以叛君，阻兵而无保民之志，至于昶，骄淫侈肆，纵嬖幸以虐民也，殆无人理。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固不容旦夕缓也（意即后蜀比南唐恶，理应先讨平之）。
岭南刘氏积恶三世，民怨已盈，殆倍于孟昶；而悬隔岭峤，江南未平，姑俟诸其后，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
先吴后蜀，理势之两诎者也（如果先下江南再下巴蜀，从道理和形势看，两方面都不利）。此宋之用兵，贤于王朴之策也。
但王夫之也从"道理"和"形势"两方面立论，分析了平定河东或幽燕的利弊。这方面，他赞同王朴的意见。船山说：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是说后汉第一代君主刘知远有捍御契丹之功）。刘崇父子（刘崇、刘承钧）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夺其国，而又欲殄灭其宗祀，则天理之绝已尽（说郭威灭汉隐帝，又杀刘赟，违背天理）；抚心自问，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因为理不直）。虽在宋世，犹有可悯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阑入塞内，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义之所不容隳者（中华道义不能沦丧），莫此为甚，驱之以复吾禹甸（大禹所奠定之九州岛之吾土），乃可以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缓河东，必矣（因为幽燕是吾华之故土，不应在契丹境内，故应先下幽燕）。
即以势言，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说契丹对幽燕之地无恩可言）。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膻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污秽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说幽燕之地有人在盼望王师来讨）。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幽、燕举，则河东失左臂之援，入飞狐（今河北涞源）、天井（今山西襄垣）而夹攻之，师无俟于再举，又势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当初赵匡胤曾有先下幽燕之志，惜没有实施；反而先去下河东，结果没有成功。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还是坚持先下河东后下幽燕，等于还在犯战略错误。其实，不能先下河东，这个见识不仅王朴有，赵普也有，柴荣也有，张永德也有。据《东都事略》，太祖受禅之初，曾经向永德问"并汾之策"（并州、汾水，都在河东）。永德说："刘氏虽然兵少但是很强悍，再加上契丹的援助，未可遽然而下。可以用间谍来离间他们君臣之心，设游兵以扰乱他们农耕之事，待等到它疲敝不堪时，才可以图谋。"这个意见事实上是深化了王朴的意见。老赵初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继承了王朴、柴荣、张永德和王夫之的意见，对太祖、太宗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罝中兔耳（幽燕平定，河东太原就像笼中的兔子），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指太原）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打河东之后，兵已疲敝，再打契丹以致失败）。
王朴《平边策》虽然是一个可以调整的战略规划，但大辂椎轮，结构架子是出色的。他提出来的平天下次第，至少启发了柴荣、老赵，从地缘、形势、天理各方面来评估用兵先后，决定路线逻辑。王朴所谓"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取江南先取江淮以获得战略先手主动权的思路，都是攻战战略中值得称许的大见识。不同的只是："后北"的"北"有两个方向：河东与幽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赵匡胤犯了错误，赵光义也犯了错误。没有犯错误的是柴荣，但他可惜死得太早了，以至于王夫之要慨叹：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后周征伐江南，其兵威刚刚开始震慑天下，还没有衰竭，周主柴荣如能赶紧乘其兵威而用之于幽燕，天假之年，中原就可以在后周时代底定了吧！
在老赵那里，持"先南后北"战略最坚定的人物是赵普。但钱穆认为"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钱穆认为这个"先南后北"战略是错误的，正因为一开始就在南方用兵，结果"兵力已疲"，再向北方用兵时，力量开始削弱，等于给后人（赵光义等）造成了难度。这也是一个意见。历史已矣，无法复盘，可留给人的是思想的无限推演。推演中，各有家法。钱穆意见，也是一家之言。
西征军首战失利
周世宗柴荣常常因为自唐僖宗时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自从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而生削平诸国、一统天下的志向。正好后周西边的秦州，有人到汴梁献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柴荣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