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祖辈务农，父亲邓镜仁考中秀才，任本乡塾师，母亲叶氏为农家女。他少时耳濡目染革命党人在广东的频频起义，学习军事、报效国家的思想萌生。他先后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
1919年保定军校毕业后，他被派赴边防军人伍见习。1920年孙中山回粤，命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被任命为该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从此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邓铿被暗杀后，他是粤军第一师中忠诚拥护孙中山的中坚人物。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邓演达及时潜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是年冬，孙中山调滇、桂军驱逐陈炯明，邓奉命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军东下讨陈，自任前锋，重新占领了广州。1923年春，第一师重新整编，邓演达升任第三团团长，参加了讨伐沈鸿英、陈炯明的战斗。此时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因深悉邓演达对革命夙具忠心，英勇善战，乃调他率所部负责保卫大本营。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邓演达竭诚拥护，并在所部第三团首先接受新的政治训练。国共合作后，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邓演达受命为七人筹委之一，为建校悉心筹划，不遗余力。5月间，黄埔军校成立，他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为黄埔革命力量的团结、发展做出了贡献。时因蒋介石的心腹王柏龄援引党羽、把持校政，1924年冬，邓演达决然辞职，先到苏联，后于1925年春赴德国研习政治经济，并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乘机猖獗。鉴于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堪虞，邓演达毅然弃学，于1925年冬由德取道苏联回国，随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就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以注重革命教育和训练、支持革命群众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而深受学生爱戴。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作为反共借口，邓演达挺身斥蒋失去革命立场，劝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卒遭蒋排斥，被调离黄埔军校。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尽量延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作为骨干，号召政工人员“此去是要唤起广大农工平民大众，自己起来解除自己的痛苦”。要求大家沿途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土地分配情况。政工人员所到之处，立即协助工农群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在北伐途中，他除领导政治工作之外，还兼军事指挥，每于战斗激烈时，总是出现在第一线。当时担任前锋的第四军所打的几个著名战役，他都参加过指挥。北伐军迫近武昌时，他兼任攻城总指挥，亲临城下督战。10月10日攻克武昌，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以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革命形势日益蓬勃发展，国民党右翼代表蒋介石的反动面貌也日益暴露。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设总司令部于南昌，以此作为右派的中心，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中心武汉相对抗。1927年1月，蒋介石公然违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所作迁都武汉的决定，擅自决定迁都南昌，邓演达坚决反对，于2月9日同徐谦、吴玉章等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向蒋介石斗争的机关。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等职，邓演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并被重新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此时，经他建议，中央成立了土地问题委员会，并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问题研究会等，开展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研究。在当时的武汉政府中，邓演达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积极支援农民运动，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诬蔑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针对蒋介石的叛变，邓演达主张东征讨蒋。但这时武汉政府亦在反革命力量包围中，其主张无法付诸实践。4月间第二次北伐讨奉，邓演达随军出发，在河南临颖大战中，亲临前线指挥，击溃奉军主力，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6月中旬，汪精卫也迅速转向公开反对革命，邓演达从河南回到武汉。他鉴于形势逆转，已无法挽回，于6月30日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一信，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随即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工人，取道西北到达苏联。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1927年冬，邓演达由莫斯科转赴柏林，致力于政治经济的研究，同时与在德、法等国和在国内的同志互相联系，商讨酝酿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以后又赴欧、亚各国游历考察，探求中国革命的道理。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于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他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部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组党以后，他在上海夙夜匪懈，亲自主持党务。而且一方面经常联系、接待各方面人士，策划军事倒蒋：一方面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亲自撰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干部训练班讲课，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告密，邓演达及在讲堂里的罗任一等十一人，被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者所缉捕。8月21日，邓演达被押解南京。行前，他托人转告其他被捕同志，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一天。
邓演达被押解南京之后，关在羊皮巷军法司“优待室”。尔后，其他被捕同志也一齐解到南京，关在军法司的临时监狱。
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邓演达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曾对宋庆龄表示：“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而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以赴。”他以自己的实践，忠实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在狱中，他一方面同敌人坚决斗争，一方面通过狱卒传递信件，勉励大家要坚定，不要悲观，要趁此时机多读书，锻炼身体。他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得到的外面的消息告诉大家，鼓励同志们继续斗争，并把外面送给他的钱转送大家使用。邓演达在狱中曾给罗任一写过四封信：有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趋势从长远看，南京无疑会走向绝路，旁的新势力一时还起不来。现在我们既遭挫折，可是我们的使命很大，困难也更多。国民党的联合政权在表面上将会形成，还可能有相当长的持续性……”最后，他告诫大家：“家教最要紧。”意思让同志们遵守纪律，不要随便发表意见。“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曾给郑大扑写过一纸条，要他“不要悲观”。同时，也给南京的万灿写信，主张“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他在殉难前还给宋庆龄及其他方面人士写信，请他们设法营救罗任一等被捕战友。邓演达身陷囹圄，心里装着的却是国家，想的是工作、是同志，惟独没有他自己。他这种无私无畏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邓演达横眉冷对，宁死不屈。邓演达被押解到南京之初，蒋介石使尽伎俩，威胁利诱，还以高官厚禄诱之改变其政治主张，邓演达始终正气凛然，坚贞不屈。邓演达被押来南京之初，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派齐世英劝邓演达与蒋介石合作，让他“帮助蒋委员长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如果同意，可以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演达听后，愤然严厉驳斥，说：“蒋行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主义，叛离了革命。”他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指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再度派人劝邓说：“现在日寇深人，大敌当前，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并提出邓公开声明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这同样立刻遭到邓演达的严词斥责，他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蒋介石下野之前，又命陈立夫派李熙元见邓，提出只要他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邓演达断然拒绝。他说：“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表现了他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的大无畏的民主革命精神。至此，蒋介石再无计可施，遂下了杀害邓演达的命令。为怕劫狱，10月3日，蒋介石把邓演达转押至富贵山炮台废址内，并于11月26日将他秘密杀害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邓演达就这样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名师点评：
邓演达一生忠勇奋发，艰苦卓绝，严毅刚正，爱憎分明，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为国为民，奋战终生，对中国民主革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表彰其英勇忠烈，追认其为烈士，并于1957年11月将其遗骸从遇害处迁葬于中山陵左侧，重建陵墓，以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