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候，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他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认字，才有了看书的能力。
匡衡买不起书，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借给别人。匡衡就在农忙的时节，给有钱的人家打短工，不要工钱，只求人家借书给他看。
过了几年，匡衡长大了，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工夫看一点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十天半月才能够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白天种庄稼，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一些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匡衡家里很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怎么办呢？
有一天，他的房子破了一个小洞，他就在那儿看书。他觉得洞太小了，就拿了一个粗钉子还有锤子，把那个小洞弄大了。隔壁的人家听见匡衡在他家的墙上破了个洞，就去匡衡家说：“你们是不是把我们家的墙破了个洞，为什么？”匡衡说：“是我破的洞，因为你们家灯火亮，我们家太穷了，买不起油灯，我还要看书学习。所以，我在你家的墙上破了个洞，想借你们家的灯光用呢。”
隔壁的人说：“让我看看你在学什么。”匡衡就把竹简给了隔壁的人看。隔壁的人看了看，说：“你真是一个用功学习的好孩子呀！”匡衡还到村里一位有钱人的家里打工，不要工钱，只要能借到他家里的书看就行。
由于他从小勤奋好学，后来匡衡成了一名知识渊博的经学家，并在汉元帝时位至丞相。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匡家世代务农，但匡衡却十分好学，勤奋努力，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靠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资用。他曾拜当时的博士学习《诗经》。由于勤奋学习，他对《诗》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语，是说听匡衡解说《诗经》，能使人眉头舒展，心情舒畅，可见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但匡衡的仕途在一开始却并不平坦。根据汉朝规定，博士弟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考试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匡衡九次考试，才中了丙科，被补为太原郡的文学卒史。但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已为当时经学家们所推重，当时身为太子的元帝也对其深有好感。
元帝即位后，任用匡衡为郎中，迁为博士，给事中。这时，京城长安一带发生日蚀、地震等灾变，匡衡乘机上书，引用《诗经》表明上行而下效的道理，劝元帝“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巧佞。”“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汉书·匡衡传》，下引同），然后再在百姓中推广道德教化，弘扬礼让仁和之风。匡衡的奏书得到元帝的赞赏，匡衡因此迁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汉元帝十分喜好儒术文辞，尤喜爱《诗经》，曾多次亲自听匡衡讲《诗》，对匡衡的才学十分赞赏，因此任匡衡为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丞相韦玄成病逝，匡衡又代为丞相，封乐安侯，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匡衡可算是因明经而位极人臣的典型了。
匡衡任职期间，多次上疏陈述自己对朝廷政策的意见，陈述治国之道并经常参与研究讨论国家大事，按照经典予以答对，言合法义，博得元帝信任。每当朝廷大臣讨论政务时，匡衡总是引《诗经》为据，认为“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意，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经之指，则人天之望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匡衡的主张得到元帝及成帝的支持，这与从汉朝中期就开始兴起的独尊儒术，推重经学，微言大义的社会风尚是分不开的，实际是汉朝统治者用以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
元帝后期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怂恿元帝加重赋役，剥削人民，但因有皇帝的宠幸，没人敢触犯他。成帝即位后，匡衡便上疏弹劾石显，列举其以前所犯罪恶，并纠举他的党羽，这是匡衡所做的最后一件铲除奸佞，为汉朝廷尽忠的事情。不久，匡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被人弹劾，贬为庶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凿壁偷光是一个古老的励志故事，现在却被人们淡忘了，其原因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好了，照明已不成问题，书本到处可以买到，有谁见过孩子看到一本书而爱不释手的呀，更不用说如饥似渴地勤奋读书了。
这篇故事写了匡衡少年时读书的两件事，一件是凿壁偷光；一件是借书苦读。它赞扬了匡衡勇于战胜艰苦的条件，勤奋的读书的精神，为我们树立刻苦读书的好榜样，至今，都有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