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铺像月山一样，这些年也在进行城镇规划，向外扩张，建了不少搂房，反而河西老街变成了僻巷，愈加宁静了。它不是商贸街，街道比较窄，行人稀少，车子更少，稍大一点的车子根本开不进去。没有喧嚣，适宜喜静的人居住。紧贴老街有条河，曲曲折折地通向长江。屋后的小河，有我许许多多珍贵的记忆，流淌不息。可惜，2003年我们弟兄几个将老屋廉价地卖掉了。我跟二哥说，房子不该卖，要不现在我可以搬回去住。他也有些后悔，说不该卖。当时我们似乎没有想到年龄越长，越想回老家。年轻时，我甚至讨厌洪铺，以为离开它就是“高飞”。可时间温热了乡愁，煮沸了思念家乡的泪水。
我家隔壁是大伯家，大伯去世后大妈一个人生活在老宅子里，堂兄为她请了保姆。堂兄生活在城里，不知他可有回乡安度晚年的打算。如果他要卖掉镇上老屋，我若有钱，一定将它买下来，然后建成二层小褛房，底层按照传统户型结构设计布局，进门是堂厅，堂厅靠墙放一条案，贴条案是一张大方桌，围着方桌的是靠椅和长凳。堂厅两侧是厢房，堂厅后头是厨房、卫生间，由走廊相连。楼上有会客厅，有书房，有卧室。屋后打一口井，安上自来水、太阳能。整个屋子有大门和后门，后门面对河床，我可以在屋后纳凉，种菜，可以下河洗东西、游泳、钓鱼、捞虾。水浅时，踩着石头跳到河对岸去，走一走，看一看，在农田里闻闻泥土的芳香。
大门面街，常常敞开，或者半掩半开，我与妻子在堂厅一人坐一张靠椅，说说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说说二十四节气，互相提醒清明还有几天，端午中秋还有几天，七月半、十月半还有几天，生者过节，不忘给逝去的先人烧香。我会像我父亲一样，在屋后用火钳画圈，嘴里念叨着纸钱烧给谁。过清明、上腊坟，不用从外地匆忙往老家赶，走不多远就到了父母的墓地，离祖坟山也不是太远。我还可以尽地主之谊迎接我的弟兄、亲戚，过完清明、上完腊坟，我请他们喝酒吃饭。
每日见到的大多是熟人，站在门口就可以与人聊几个钟头，冬天坐在门前的阳光中，与人谈七扯八，或者什么也不说，与天地自然静默相守。当然，这差不多年纪很大了。在未到很老的年纪时，我会随便找个地方看书，门前屋后，家里家外，楼上楼下都行。我还写文章，静静地在书房里写，写好后读给妻子听。有电话、手机、电脑，能方便地与外界联系，与朋友联络。小镇已大不同于我父辈和祖辈在世时的样子，然而一些传统风俗和习俗是一样的，没有改变。我脚踩大地，感到踏实，内心宁静。我对大地上的物事看得更真切，融入民间群体，感受无处不在的人性的力量。
我向往另一种乡居，并非心境日渐苍老，也非身心疲惫而欲逃离现实。所谓“另一种”，实际上是已有过的一种生活很唯美的存在于我的心灵。我用我的生命观和人生观将它描绘得更符合我的情趣，大美无华，返璞归真。贯穿生命和精神的乡居情结，是解不开的，尽管或许我这一辈子都无法搬回老街去住。
带走的是记忆
出殡的队伍在鞭炮声中走出老街，走向镇外的山村。我走在队伍的后面，目光更多的环视田野、树木、村舍和山冈。刚才拥挤的队伍，现在疏朗开来。大地没有因响亮的爆竹而有一丝震动。鸟群从林子里飞起，飞向人们行进的前方——向阳的山坡。
鸟儿不知有没有记忆，有的话记忆保持多久？这行进队伍传递的信号能否被它们感知人类的哀乐悲喜？老人想多活些日子，理由是“多看点事”，可他还是走完了一生，世上事太多太多，而生命有涯，带不走什么，唯能带走的是记忆。他顶多留下一些记忆的“附件”，成为后人的记忆。逝者的记忆在生者的“复印”过程渐渐颜色灰暗，然后是被遗忘。在这个通向山村的路上，送走过我的爷爷和奶奶，那时我很小很小，我不在送殡的队伍中，但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跟现在送一个老人上山不会有多大的不同。靠着群体的记忆，人们一直在沿袭古老的习俗，记忆转化为正在发生与经历的事情。群体的记忆不断覆盖个人的记忆，同时也有吸纳，但吸纳时极少刻意凸显。走向人生归宿的路上，人不得不臣服于群体，包括记忆也流淌进群体的记忆。一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大地钟情于一草一木，大地不会只钟情于一草一木。生命的记忆无不遵循自然规律，敬畏冥冥中的力量，因而固然可以木秀于林，也不应高高在上，而要感恩阳光、土地，感恩身边所有的树木。
到了山上后，一些人在忙着厝置灵柩，一些人坐在山石上抽烟说话，等待灵柩厝好后烧香磕头。一个老人谈起他的记忆：日本鬼子曾在山上修筑碉堡和战壕，把守着山村通向小镇的必经之路。日本鬼子经常朝山下开枪，一次打死了一个路人……这时一个中年男人不相信，他说日本鬼子的枪，怎么可能打那么远呢？老人说，确实打死了一个行路的人。他接着说其他往事，显得神色凝重。老人有很多记忆，他将记忆说出来，会让一些人感兴趣，但会不会使另一些人认为他老是旧事重提而觉得厌烦？另外，他叙述记忆的准确性，又遇到过多少置疑？
刚才，我穿过老街时，发现镇上叫“桐柏山”的地方，大型铲车正在挖掘土石，不久的将来，几十米髙的山冈会被铲平。桐柏山，日本鬼子也在上面筑过碉堡，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防守工事，解放军经过数天激战才拿下桐柏山，牺牲了不少人。除了每年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师生祭扫烈士墓外，当年我对桐柏山历史的了解，来源于大人的讲述。成为政府机关单位与少数居民的住所，是桐柏山留给我的最直接的印象，我经常与伙伴们穿行于桐柏山房屋与竹林之间玩耍，有一次还钻过残存的地道，这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一件事。桐柏山变为平地之后，我的记忆不会随之消失，但我向别人说起桐柏山的过去，还有什么意义吗？一栋栋楼房，会承载多少人对于桐柏山兴废往事的叙述？桐柏山成为现实变迁的真实，而非过去记忆的真实。记忆不得不给现实让出位置。时代变化的力量，使一代人的记忆成为烟云，且不断远遁，然后是生命的一个个逝去，记忆不再是记忆，甚或被历史所忽略。我父亲说过，小镇正街曾有一条河通过，后来人们兴修水利改变了河道，河道变成了街道……60多年过去，多少吃过正街河水的人还健在？我不知道小镇有没有出版过镇志，写没写下河道变街道的事情。
就在我站在山石上眺望小镇，思绪万千的时候，鞭炮突然响了。山坡上烟雾腾起，弥漫，将一些东西遮住，有些东西虚无缥渺。我抬头望天，天空蓝蓝的，一轮白日播散万道阳光。一会儿，人们下山，纷纷走散了。每个人都清楚接下来要干什么，或不干什么。因为有记忆，知道走什么路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而逝者，生命的记忆化为土地的记忆，草木的记忆。
硬座之熬
不是我，是他，一位民工，这一趟回家，需要煎熬三个白天与两个夜晚的漫长时间。他的眼圈深黑，神情恍惚，呈现出一副深度疲倦的样子。他不时地打着呵欠，与邻座的一位老年妇女的叹息声相呼应，使我的心情显得非常的沉重。
这两年，我在北京与安庆之间跑来跑去，害怕坐以民工与学生为主体的拥挤的硬座车厢。相对来说，卧铺车厢里是一些懂得享受或有条件享受的乘客，如出公差的，做生意的，旅游的。也有民工，很少。
这次回家，我突然决定再坐一回硬座车厢。17个小时，坐得人腰酸背痛，人生最大的渴望和需要变成了躺下睡一觉。车到河南商丘站，与对面汉子同座的两个人下去了，他得以躺下去，可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我反复合上、打开今年第12期的《读者》。我翻到第5页上，有首诗，我默念起来：“是如此可怜的心——/同着眼泪的湖的/它们灰白如/墓地的石片啊……
“几点了？”又是那个老太太向我问时间。我看看手机告诉了她。她是桐城人，她儿子在北京当装修工，想孩子，她专门送孙子给儿子儿媳看了几天，现在又带着孙子回家。我心里责怪起她的儿子，为什么不给老母亲买一张卧铺票？
睡不着的汉子爬了起来，他找我聊天。他在辽宁丹东做木工，搞房子装修，他说这一趟要熬三天两夜，11号早晨5点从建筑工地出发，坐20多个小时火车到北京，12号下午两点坐上这趟去安庆的火车。他家在东至县官岗乡，下了火车还有5个多小时的路程。这一路坐来，太累太累了。我可以想象他是多么身心疲惫，因为这十多个小时，我已感到难受得不得了。我很同情他，但我不会傻兮兮地说：“你为什么不坐卧铺？”他又躺下了，背对着我。我的目光移到那首诗上：“是如此可怜的背一一/比海滩间的那些/棕色陋室的屋顶/更重的痛苦与负荷啊……”
“现在几点了？”老太太问。我说：“你不要总是关心时间，越急，越难受。”老人尷尬地笑了笑。
汉子起来后，对我说，是因为接到老婆的电话，家里有事，所以才回家的，否则得到春节回家。路途遥远，一路难熬不说，几百块钱路费实在划不来。“打工打得妻离子散！”我听他说这句话后，心猛地一震，然后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他说每年只能春节时在家待半个月，平时，自己在丹东，老婆在家，孩子在县城读高中，三个人三个地方，不是妻离子散吗？在鸭绿江边，想家想得哭。村里人说，最远远不过天边，我就到了天边！过年一到正月，家里气氛就不好，眼看分手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和老婆都没有心情说笑。不去打工，房子盖不起来，孩子读书没有钱。他成绩很好，还要读大学。听说读大学要七八万，是吗？他要读书，做父亲的能不让他读吗？
“是如此可怜的眼/善良而又温顺/且比暴风雨下/家畜的眼更悲哀啊……”我觉得读到《读者》上的这首诗，是一次令人颇不宁静的巧合，巧合于我面对着一个长途颠簸的难熬的民工。
这次打算在家待多长时间？我问他。
最多十来天。我不去丹东了，准备到江浙上海找事做，把老婆也带去，租间房子，让她给我做饭，送到工地上去。说到这里，他显得很兴奋，仿佛自己的憧憬马上就要实现。
我说这很好。
可是，他又沉郁起来。说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老婆还是不能带出去。
我们陷入了沉默。我看见那个老太太抱着孩子，歪着脖子睡着了……
到上海，在东至县城就可以坐火车，七八个小时就能到达，我可以经常回家。他还在寻找心理的平衡与安慰。我笑了笑，迎合他说，这样选择能照顾到家，可以……解决性压抑问题。他“嘿嘿”笑着。我心想，一个民工，即便在比丹东近得多的上海打工，焉能经常回家？在上海或者浙江打工，回家的成本如路费会减少许多，可回家花去的时间又会增大多少成本？
我终于把诗的最后一段读完了，“是如此可怜的人们——/以宽大而懊丧的姿态/在大地的原野的边上/激动着悲苦啊。”我该说说这首诗的题目与作者了，题目叫《穷人们》，作者是我并不熟悉的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面前的民工是穷人吗？是，又不是。火车快到安庆西站了，我将下车。而他，熬过两夜和两个白天，还有一个白天的路程。我说：“祝你一路顺风，早点到家。将来多挣些钱。”这是我对一种或许再也不会见面的民工最真挚的祝愿。
白色桶
1427这个数字，在我的生命时空里已成了一种特殊符号，我揣着它（车票），我被它叫喊（上车），我坐着它（火车）——回家。1427这个符号，还包含着一种意象符号——白色桶。
很少回家列车上是不拥挤的，安徽——一个劳动力输出大省，从阜阳到安庆，1427次列车承载的梦想是沉重的，每次提速，都增加着更大的客流量，带动了更多人的梦想。人多，杂七杂八的行李就多。我第一回看到行李架上、桌子底下、座位旁一个个白色桶，好生纳闷。但很快就从桶的商标上看出这是装乳胶漆的空桶，带这些桶的人正是使用过它的人——农民工。尤其是火车进了安庆境内，车子每停靠一站，拿白色桶下去的人特别多，可以看出安庆在北京搞建筑装修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这些白色桶，侵占了我的位置，挤得我无法伸腿，所以我很讨厌它，甚至不能理解这些把城市垃圾往家带的人。可后来我理解了他们，这缘于我和他们的接触，且从白色桶上看出了一部分农民的生存状况。这些桶拿回家是实用的，他们不嫌麻烦，而且意义不仅仅如此。“还可以送人。”一个汉子见我不理解他带十几只桶回家，便这样回答我。他把几只桶叠在一起，反扣着，坐在上面，他没有买到座位号，白色桶临时成了他的座位，他免了一路始回家，他为此高兴地说：“这桶真结实。”……
一次，身边坐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白色桶就代表了他的身份。他说他是第一次带桶回家。他高中毕业，本不想出外打工。他母亲说：“你去吧，给家里弄几只桶回来也是好的。”他便卷进了北上的民工潮。听到这里，我竟鼻子酸酸的，白色桶也能成为一种需要，最低级的需要。人的欲望真的这么小、这么简单？农民的心思用多少白色桶才装得下呢？家乡的土地为什么就长不出他们的梦想和愿望？那些随处可买的便宜的塑料小红桶就不能盛下他们的欲望？
白和红，两种颜色在我心里撞击着，涂抹着。我问他：“你一年挣钱多少？”他一边撕扯手上的老皮，一边说：“我第一年出来，跟在别人后面做。”他苦笑了一下，接着说，“现在搞装修的是挣不到多少钱的，人太多了；对方对质量要求又太严格；经常有人赔钱，一年白做了。包工头搞钱，但风险大，接工程，要拿钱抵押；向甲方老板结账也特别难……”他说罢，从白色桶里拿出一只苹果，不削皮就啃起来。我想，他真是个听话的孩子，果然为父母带回了几只白色桶。
“我家也有白桶了……”我想象他母亲见到儿子带回家的白色桶时的内心感受——有了白色桶，说明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也能出门谋生挣钱了……这时，我忽然明白了白色桶的内涵，它差不多是一种价值取向——带回家越多，干的活越多，挣的钱越多，父母和媳妇也就越喜欢。自家用不掉许多桶，便送给亲戚邻居，那分明是种宣传，是种炫耀，是种激励，使更多的人走出村庄，奔向遥远的都市……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一次坐1427回家，看见一个男人坐在白色桶上痛哭，原来他好不容易讨回来的7000元工钱——一年的收入——被扒手偷去了。他该在一个小站下车，可他痴呆呆地不想下去，后来乘务员和他的同乡一同把他搀下了车，那些白色桶也随他下去了……见此情景，车上顿时陷入沉寂，多少人在同情他？在僧恨小偸？包括憎恨拖欠民工工钱的老板们！
最近一次回家，我坐了软卧车厢，心里猛地震惊了：不是因为这里有白色桶，而是这里没有白色桶，一只也没有。卧铺比硬座多一倍的钱，这多出的钱，不知要买多少桶，而且是色彩鲜艳的红桶、绿桶、蓝桶……睡在卧铺上真舒服啊，可我却感到奇怪，好像不是回家，不是1427次列车……
去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