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本国中有儒学经典‘五经’，也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还有佛经多种；《白居易集》七十卷，这些都是往昔从中国得来。日本土地适合种植五谷，但小麦较少。市场交易用铜钱，铜钱文字是‘乾文大宝’。牲畜有水牛、驴、羊，多产犀牛、大象。也产丝蚕，大多织绢，薄致可爱。乐器有中国、高丽两种。四时寒暑，与中国相类。日本国之东境接近一海岛，乃是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以此作为对日本国的贡赋。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都世系为官。”
太宗给了奝然很优厚的待遇，赐给他紫色的衣服，在“官服”中，由绿色升格为紫色是一种擢升。奝然下榻于太平兴国寺。而后又要求去五台山朝拜，太宗答应了他，并诏令所路过的地方都要做好招待。奝然临别时，又想要《大藏经》，太宗也下诏给他一部。随后，他跟随台州宁海县的商人郑仁德的商船回日本去了。
到了端拱元年（988），太宗又收到了奝然的感谢信和一批贵重礼品。这是由另一拨日僧，奝然的弟子带来的。感谢信写得非常典雅，内中有言：
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之山岳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瑰奇。……奝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
当初我来的时候，看着落日而西行，只感觉时光太慢了，怎么也走不完这十万里波涛；等我根据信风而回去时，又感觉这时光太快了，几千里山河很快就看不到了。我这个狂妄的下根之人，却有幸看到了中华之繁盛。皇上您还不断下旨，允许我到远地去跋涉；我这心总算得到满足，粗粗地见识了天下的瑰丽奇异。……奝然我辞去凤凰所驻之仙洞，回到蝼蚁所栖之封土。无论在天朝还是在此地，我只仰望皇德之盛大；虽然翻越了高山大海，哪里敢忘记怀念皇帝的深情。纵使我粉碎了这个百年的肉体，那也无法报答皇上您一日的恩典。拿起笔来写信，不断有泪水流下。展开纸张说话，无法表达我对皇恩的仰慕……
《孝经》
我关心的是奝然带来的礼物，其中一种是《孝经》。
近人著书说，在日本曾发现“古文”《孝经》残本，也即汉儒孔安国的注本残本。奝然带到中国来的《孝经新义》不详，但《孝经郑玄注》却属于“今文”《孝经》。两种版本文字略异。
《孝经》一般认为是孔子弟子所著，全书不计标点，只有一千八百字。《孝经》本来有三种版本，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大唐帝王玄宗曾亲自作注一种。玄宗注本颁行后，郑、孔两注都渐渐失传，虽然有清人辑本，但并非全貌。奝然带来郑玄注的《孝经》今文全本，应该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事件。
日本国对《孝经》极为重视。
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曾对我说：日本名人吉田松阴早年曾经为“通宇内形势”，“探知其实情”，借美国人佩里再到日本之机，与门生偷渡到美国船上请求出洋，遭拒绝后自首。陶教授考证出，吉田偷渡时随身带了四本书：《孝经》《唐诗选掌故》《兰学》《和兰词典》。吉田是伊藤博文的老师，也是富有野心的人物，曾有“并吞五大洲”的梦想。
《孝经》在日本，自八世纪开始，就得到重视。曾经得到鉴真和尚授戒的日本孝谦女皇，大约是日本史上最为娇媚而有作为的巾帼女杰。她终生未婚，虽然不少风流韵事，但对传统儒学却礼敬有加。她曾经下令全日本“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备加教授”。
德川时期的日本大儒，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中江藤树曾著有《孝经启蒙》一书，内中有言：“吾与父母本一体而无间隔，故吾立身行道，则父母鬼神著而享之，吾名传播，则父母之名亦因以光显也。”他认为这是“孝行成功尽头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举国倡导“文明开化”，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却加入不少忠孝文字与内容，“持孝行乃人伦之最大义”是日本国民精神文明之一。日本人的“克忠克孝”已经成为“日本性格”。
宋太宗也同样重视《孝经》。
有一次，太宗得到《千字文》，就拿到秘阁赐给名臣李至。李至将它做了刻石立碑的处理。太宗再来，看到《千字文碑》，就说：“《千字文》乃是梁武帝得到残碑钟繇的书法，而后命周兴嗣次韵而成。义理方向上没有什么更多可取的，如果论有助于天下之教化，莫过于《孝经》啊。”说着还亲自书写了《孝经》全文，赐给李至。此事成为“《孝经》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孝经》，可能是近代激进思潮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儒学经典。
世间不少“耳食者”，也即靠道听途说而自命得到“宇宙真理”之辈，不断咀嚼近代反传统者反复咀嚼过的馍，认为《孝经》是“封建****传统”之产物。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展开来评论《孝经》不是我此书的目的，但我愿意，借奝然和日本重视《孝经》的故实，略说一说《孝经》的大义。
简言之，《孝经》的本质，是对生命的感恩。它是规范君王公侯以至于庶民百姓的政治与伦理之理性规则。《孝经》总根于爱——理性之爱。
《孝经》第一章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说有五大要点：
一、尊重生命，爱惜生命；
二、感恩父母，孝敬父母；
三、立身扬名，光耀祖宗；
四、忠孝两全，恪尽职守；
五、完善自我，成就自我。
这五大要点，都是政治伦理之大道，在日本、在欧美、在古代中国，在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都是常识，都是正价值。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反对这五大价值。故《孝经》乃是讲述文明常识与存在价值的典籍，所言义理，与现代价值自有吻合之处。当然，《孝经》不等同于坊间流传的《廿四孝》。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本，二者不具有精神上“通约”的性质。以《廿四孝》而掊击《孝经》，非好学深思者说话，是言不及义的，不足论。
顺便说几句：所谓“封建****传统”这类说法，不属于吾土圣贤话语，孔孟、老庄、孙逸仙无此话语；不属于西方政治哲学话语，洛克、柏克、哈耶克无此话语；也不属于基督教神学话语，加尔文、阿奎那、奥古斯丁无此话语。就史学逻辑而言，它不属于真判断。我做此书，犹如一场“汉语纯洁化个人运动”，自誓力不吐此六字。
理解《孝经》，不仅需要一种对古人的“温情”，一种肯认文化保守主义精神的姿态，更需要一种方法，也即从经典中寻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方法。隔断中国与世界的价值联系，犹如隔断中国古代与近代的联系，都是同样问题重重。我与接受激进主义思潮的朋友一样，若干年前，曾有“反传统”暨“反《孝经》”之言说，所以我熟知这类模式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货色，至今后悔觉悟太晚。
奝然所言让太宗有了感慨，史称“帝叹息曰”：
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这是岛夷之国啊，居然世祚如此久远，他们的大臣也能世系不绝，这是古来之道啊！想我中国，自唐末海内分裂，五代之国帝王世数尤其短促，大臣子孙，都很少有继承父祖之业的人物。朕虽然德能不如往圣，但常常心怀敬畏，励精图治，从来不敢放纵自我而求安闲娱乐。期待能够建构无穷之基业，立下久长之规则。既为赵氏子孙所想，也使大臣们能世代守住禄位。这是朕的愿景啊！
这一故实信息密集，“解构”它，可以做一篇绝大文章，但太宗这一番话，核心是：期待长治久安。
中国帝制为何没有“万世一系”
日本国虽然有战乱、有割据，也有天灾，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国体不变，世系不变，这样就有了基本秩序。时论常有批评中国“封建社会”（且不论“封建社会”四字的定义之荒谬）的生态为“超稳定系统”，并以此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日本“系统”比中国“超稳定”得多。显然，“超稳定”，与“落后”不构成“充分必要”之逻辑链条。各种“反传统”迄今没有见到思想含金量，原因种种，其中之一是：许多“大言”，不是“真判断”，其漏洞往往不在思想方向上，而在逻辑方向上。大多数“反传统”言说，禁不住至为简单的逻辑归纳法推敲。
太宗了解到日本国这种政治生态，很羡慕。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十三世十八帝，在中国帝系中，也算比较久长的了，但与日本天皇世系比较还是很短促。
是何原因？
大宋的国内治理，其文明程度并不比日本差。在奝然来中国的这一年，日本京都附近正在抓捕私带武器的人，大宋则正在滑州（今属河南）治理黄河泛滥。太宗爱惜民力，不愿意动用民工，而调拨五万禁军来堵塞决口，次年还废弃了岭南采珠场，原因是：海下采珠艰苦，往往有人溺水而死。此前几百年，日本国最常发生的故实就是天皇“让位”。“让位”背后的力量较量，熟悉人性弱点，就不会陌生。
与日本比较，中国是一个“四战之国”，东西南北都有“异族”觊觎。上溯上去，可以看到，“四战”之中，最凶恶的“异族”来自北方：大明遭遇满清，南宋遭遇蒙元，北宋遭遇契丹与金国，都有了被“异族”亡国的经历。五代后晋也被契丹所亡。大唐帝国也屡屡遭遇来自北方的多种“异族”之害。南北朝时代，东西晋时代，也曾被“异族”颠覆半个中原。大汉帝国，北有匈奴，匈奴最强盛时期，汉高祖曾被冒顿单于包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秦时如此强盛，也依然有匈奴之害，不得不派出大将蒙恬常年镇守关外。战国时的北部，赵国也曾遭遇匈奴侵扰，名将李牧镇守雁门关，这才抵挡住来自北方的战争危险。但日本没有“异族”之患。日本“万世一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也是为何太祖赵匡胤像个“守财奴庄稼汉”一样，辛苦聚财、守财，充实“封桩库”，准备或赎买“燕云十六州”，或招募勇士拟与契丹武力相对，夺回被石敬瑭割让失地。也是为何太宗像个“愤怒的青年”一样，对契丹放狠话：“惟有战耳”，“乘胜取幽蓟”，“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中原历代王朝，无不期待“万世一系”。除了那些无道邦国自内部而旋起反对力量，遭遇颠覆以外，大宋、大明，并无大恶，而且在内部生长中，都有了“近代性”酵素，但是金元终止了大宋的文明展开，满清终止了大明的文明展开。直到民国，还在遭遇异族侵扰。中国，地缘环境太过于恶劣。
大宋未能如日本那样做到“万世一系”，固然也应该是“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作用之结果，不存在单一向度的原因，但也应该看到，在诸“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往往更为凸显。按照帕斯卡尔的意见，罗马历史，与埃及艳后的鼻子有关：如果她的鼻子短或长一厘米，世界史都会从头改写。而现在，她的鼻子“偶然”刚刚好，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大宋，恶劣的地缘“偶然”如此存在着，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这并不是游戏说法，而是历史经验判断。当然，谁都知道，罗马史，除了埃及艳后的鼻子刚刚好，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大宋帝国没有成为日本国那种“万世一系”，除了********环境之外，也同样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这是无须深入解释的事实。
在如此地缘环境之下，自古以来，中原文明之邦，都注意“修德以来远人”，通过修德，而让边缘的“异族”向化，以此来规避可能的“民族战争”。
奝然对日本国的介绍，让太宗感慨万分。他所感慨的“孜孜求理”之“理”，是“治理”之“理”的意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宗践祚之后“励精求理”，也就是“励精求治”的意思。翻阅宋史各类史料，会发现，宋帝几乎人人“求理”。作为十世纪、十一世纪的中国合法领袖，他们尽到了个人的最大努力，与历代帝王比较，大宋帝王群体，最为仁慈而又尽责。他们怀有天下目标，但却因为“异族”入侵而两次中断“世系”。
日本君主国的“世系”经验证明：国体，不影响文明之展开。据此，我也愿意逻辑地推断：大宋帝国的“世系”如果也能持续，同样不会影响文明之展开。中国圣贤，并不比日本圣贤笨。
考与太祖、太宗大略同时在位的日本君主有村上天皇、冷泉天皇、圆融天皇、花山天皇、一条天皇五人。
村上帝，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但始终未能自主掌握权力，一直被藤原家族控制，国内又有多场叛乱，造成财政紧张。
冷泉帝，几乎是在宫廷政变中被迫让位，他也懒得执政。藤原家族的“独裁”让国家备受苦难。
圆融帝，不过是个孩子，藤原家族在摄政中，又开始家族内部的“绞肉”斗争。日本，家国不宁。
花山帝，诗人，才子，“和歌”写得不错。但他“践祚”当天，看中一个侍奉他的宫女，居然当着众大臣的面在御座上与宫女做爱，于是诸臣纷纷向他进献美女。以后的岁月，他的荒淫，难言。最后他被藤原家族连哄带骗，稀里糊涂地让位、出家。
一条帝，好学，人品也不错，写《源氏物语》的紫式部就是那时人。但一条帝几乎无权，国家权力都在道隆、道长兄弟与藤原家族手中。
但就是这类帝系人物下的日本邦国，千年之后，有能力，并有运气，演绎为福泽渝吉“脱亚入欧”之变革思想。经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几代人的时间，成长为现代邦国。比较来看，以大宋帝国太祖、太宗的仁慈睿智，好学深思，开放襟怀，其帝王谱系下的邦国，至少也应有不下于日本帝国的更好前途。我知道历史不可以假设。我想说的是，那种动辄将中国“落后”推诿于“帝制皇权”或“封建****传统”的说法，不是真判断。
帝国，需要在演绎中生长新的可能性，但需要一粒“道种”，那就是“天下为公”。“道种”在，吾土文明就不会省略“元亨利贞”之吉相。自尧舜以来，这一粒“道种”，往往“或跃在渊”，但“无咎”。它的生命机缘，不是被决定的，而是按照“存在”的方向自我呈现的。天心如何“呈现”，那是神的事。人要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护持这一粒“道种”，带着希望，等待，并劳作。
宋太宗赵炅，倡“法当原情”“以民为心”；名相张齐贤，认为“法贵有常”“政尚清净”。我欣赏这些意见。它们是“天下为公”的法治之花、民生之花。越是理解法理精神，理解作为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就越能理解大宋帝国的领袖、精英，他们的近代性甚至现代性。
宋太宗赵炅，他的时代，留下了无数故实。了解这些故实，可以知道十世纪的帝国领袖和士大夫精英团队，在中国文明的展开中，事实上，也在世界文明的展开中，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