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彬、郭守文、傅潜具伏违诏失律，士多死亡；米信、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为敌所败；杜彦圭不容士晡食，设阵不整，军多散失；蔡玉遇敌畏懦不击，易服潜遁；陈廷山涿州会战失期；薛继昭临阵先谋引退，军情挠惑：法皆当斩。”
这里说曹彬“违诏失律”，就是他没有按照太宗“持重缓行”，策应山后的战略。将士牺牲太多，这是第一条重罪。
米信、崔彦进“违背统帅部署和节制，在回军时，居然不与大军在一起，另外选择一条道路走回”，这一条，是“为敌所败”的原因之一。
杜彦圭，此一役中担任幽州西北道行营副都部署，受米信节制。杜彦圭的父亲杜审琼，是昭宪太后也即太祖太宗的母亲的哥哥，此人有战功，但贪财，曾经假传圣旨购买竹木材料，免除税金，被贬官。所谓“不容军士晡食”，就是不让军士吃晚餐，联系他的“竹木案”，此举很有克扣军粮的嫌疑。而战时“设阵不整”，正是“军多散失”或“以致亡失”（《宋史·杜彦圭传》）的原因。
蔡玉显然是一个平庸之辈，遇到敌人就心生畏惧，不敢进击，还换了服装偷偷逃跑。这样的人在军中居于指挥地位，实在令人心寒。
陈廷山也是一个指挥官，但在涿州会战中，没有按期到达。
薛继昭就是战前极力怂恿太宗“雍熙北伐”的那位掌管宫廷器具的文思使。当初言辞何其壮：“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等到真的“取幽蓟”了，这位大言者却“临阵先谋引退”，到了阵前先琢磨怎么逃跑，这种畏战情绪影响了很多人，属于扰乱军心。
贾黄中缕述诸将罪行后，按照军法规定，给出的最后的意见是：“法皆当斩。”按照军法规定，这些人都该正法——斩首。
太宗将临时军事法庭给出的结论意见交由百官讨论。百官意见一如贾黄中意见：“法皆当斩。”
贾黄中主持审理的“雍熙北伐”案，公正严明，案由清晰，判决合法，曹彬也服气。曹彬自己也知道，兵败岐沟关，这事太大、罪过太深，于是穿了素服，深刻地自责，不推诿，不辩解，接受贾黄中的判决意见，等待朝廷发落。
但是太宗还是网开一面，基本上赦宥了这一批败军之将，大多给出了降职的处分，个别人除名，罢官为民。
“崔彦进违部署节制，別道回軍”，这是对主帅曹彬的极大轻蔑。这一事实证明：北伐军中，将帅不和。
除了前线粮草准备不足，未能如李至所言准备下“百日之粮”；除了战场指挥局部失误等原因之外，将帅不和，也是北伐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甚至，在西路，潘美、杨业那里，也出现了“将帅不和”现象，也成为西路军后来失利的重要原因。
现在往事复盘，不禁为太宗一叹。
第一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曹翰为统帅，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第二次北伐“取燕蓟”，如果任用崔彦进为统帅，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而西路军，如果杨业不受潘美、王侁节制，独当一面，对付耶律斜轸，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嫉妒与谤书
现在要说到“雍熙北伐”的西路军，潘美、王侁、杨业。
杨业，在太宗时代官职升得很快。他在北汉刚刚归附大宋，就被任命为右领军卫大将军，这虽然是一个荣誉军衔，但等于是朝廷命官，地位不低。随后不久，太宗又任命他为郑州刺史，年内，又改任他为代州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赏赐还非常丰厚。到此时为止，杨业还未有尺寸之功。
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契丹十万众寇雁门，杨业绕出契丹背后，将其击破，这第一份战功，也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份业绩，于是，他任刺史不变，又被提升为云州观察使。这个职务与节度使相仿佛，只是没有接受节钺。换言之，由观察使开始，杨业已经有了边帅大员的地位。
一年多的时间，杨业以一个“降将”身份，几乎做到藩镇般的方面大将军，这让不少人心里不服气。何况，杨业在北汉时，曾经与大宋有过交战，两次都败北，一次被党进打得逃入城壕，靠着城里下垂绳筐才把他救回去；一次被田钦祚打得奔逃而回，部下被斩一千多人。所以，潘美并不像太宗那样敬重他；王侁几乎轻蔑他，不以为这个老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西路军作为“雍熙北伐”的一部，杨业被任命为副都部署，做潘美的副手，就像崔彦进做曹彬的副手一样，潜含着“将帅不和”的危机。
但杨业雁门一战，影响太大了。大宋武官们，特别是屯边的将帅们有了嫉妒。于是有的人就开始给太宗上“谤书”，诋毁污蔑老将军，“斥言其短”，“斥言”者，明言指责也。这些边将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直接向皇上斥责杨业的短处。但杨业有什么短处呢？史无明文。如果肯于“重行推断”这些“谤书”，我能猜想武官们无非在说杨业原本属于北汉，现在拥兵自重，更为士卒所爱戴，难免有陈桥之厄，云云。这些投寄“谤书”的将军，史不具名，但据后来逻辑推断，潘美、王侁，可能还有刘文裕，贺怀浦，都是嫌疑人。编派杨业之“短”，也不一定就是“作恶事”，也有可能是诸将明了五代十国以来阴谋拥戴的故实，故提醒太宗防患于未然。就像赵普屡屡提醒太祖“收兵权”一样。但这一次太宗没有“雄猜”，他自以为看人不会错，对杨业寄予了非常的信任。他不仅不信诸将的“谤书”，甚至还封了起来，转寄给杨业。这就像太祖将大臣们编派钱俶的奏章封存转给钱俶一样，是一种君臣相知的举动。钱俶当年受到感动，杨业也同样受到感动。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后来不幸被俘，誓死不降的原因，但也解释了为何晋北诸将更加嫉恨杨业的原因。
太宗封还谤书给杨业，很像战国时魏国故实。
那时，魏将乐羊征伐中山国，很多人怀疑乐羊，因为乐羊的儿子在中山。但魏国国君信任乐羊，将诸臣写给魏君的谤书封存起来，等到战争胜利，送给乐羊。乐羊看到这些谤书，才知道取胜敌国不算太难，难的是在一片猜疑声中，依然得到国君信任。
到了大宋仁宗朝，名臣富弼对此杨业得到太宗信任事还有评论，他说：
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这一番话说尽人性毁谤源于嫉妒之因，更说尽不信毁谤之难，尤其说尽君臣相知境界之不易。人类弱点之一是嫉妒。史上多少悲剧，因嫉妒而演绎。跳出嫉妒之外思考问题，就有了非同凡响远离平庸之境界，此境，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人之爱憎不同，慧根不齐，运程不一，面对嫉妒，有道者自有灵机。这是世间所有“教程”无法洞悉并传导的存在经验。一般来说，跳出嫉妒外，不在毁谤中，唯有爱深与智深。爱之深，没有嫉妒，不信毁谤；智之深亦然。太宗可谓智深。“神闲、气静、智深、勇沉”，古来成大事者，不离此四境八字。这是圣贤气象，也是大丈夫气象。
边地大迁徙
闲话表过，且说“雍熙北伐”东路军失利后，契丹开始向西部用兵。
太宗了解到西路态势后，派出朝官枢密都承旨，也即国防总参谋部的一等秘书杨首一，到并州、代州，传令潘美等人迁徙并护送已经克复的山后诸州之民，到内地河南府以及附近诸州安置。当时统计，云、应、寰、朔诸州要迁徙的士庶总8236户，78262人，另有牛羊驼马40余万头。这个数据很珍贵，可以据此分析出山后的生活形态。譬如，辽阔的山后四州之地，只有7万多居民，这些人都属于沦陷区民众；每户约9人，可见与今日“三口之家”不同；每户约有牲畜5头，应该是畜牧为主。迁徙这些人到内地，一是为沦陷区民众提供一次“返回家园”的机会，另外也是“空其地”，掏光契丹此地租税来源的战略安排。8000户人家，7万多人，每人生产500斤粮食，方可满足基本生活资料和一般税贡需要，这样就有3500万斤的收获。赋税取中，按“什三”比例，契丹每年当从中获取千万斤以上粮食收入，牛羊驼马还不算，服役劳动还不算。故，大宋每有此类征战，占领原沦陷区，一般都要“空其地”。
说话间到了农历八月，北地已经有了凉意，而契丹十万精甲铁骑，已经在萧太后和耶律斜轸等契丹名将的率领下，迫近了山后。
萧太后动作之快，仿佛空降，让正在忙于迁徙民众的潘美、杨业来不及更多部署，前线已经传来消息：契丹行至山前时，知雄州贺令图遇敌，一战，败绩，南奔，耶律斜轸一直追击到五台地区，贺令图再战，再败，死者数万人。随后，蔚州空城也被攻下。贺令图与潘美一部试图救回蔚州，与耶律斜轸在飞狐大战，宋师再败。耶律斜轸乘胜进入寰州，于是，山后已被契丹占据大半。
杨业正在安排部下将士护送边地民众内徙，闻听前线不利消息后，以副都部署身份向潘美建议道：
“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现在敌寇兵锋越来越盛，我军不可与他们仓促对阵。朝廷给我们的命令是带领几个州郡的民众内迁，我们只要领兵护送民众走大石路（又称大石口，在山西大同附近，可通往代州），同时马上派人去秘密告知云州、朔州守将，等到我主力部队离开代州时，让云州的民众先走，我部屯扎应州。这样，契丹一定会调集全部人马来拦截。然后，命令朔州官民全部出城，直接进入石碣谷（又称石佛古，在代州），派遣强弩三千人陈列于谷口，以骑兵在中路增援，如此，则三州的民众，进入内地，可保万全。
现在“重行推断”往事时，可以知道，杨业这个谋划，可能是紧急状态下完成“徙民”战略的较好方案。如果实现，可令山后一空，也可以令宋师整军而还，不至大败。
但人性或智慧的差异在此时此地有了活剧演绎。
杨业孤军奋战
西路军第三把手，时任监军的王侁，不同意杨业的谋划，并语带讥讽地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你杨业带领数万精兵，居然恐惧懦弱到这个地步！不必，我军只要大大方方地去雁门北川，然后光明正大地敲锣打鼓直奔马邑。
马邑，在今天的朔县，宋时的朔州东北。王侁的意思是：大军没有必要怕契丹，直接到朔州去接应民众南徙，我大宋不可丢了威风。
时任军器库使的刘文裕也赞成王侁意见。
杨业争辩说：“不可，必败之势也！”不行啊，你这方案看起来，那是必败的趋势啊！
王侁应有冷笑，他回应杨业道：“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您素号“杨无敌”，那应该是很能打仗的啊！现在看到敌人，却逗留不前，又试图阻挠我等不前——莫不是您有别的志向了吧？
大将潘美听着二位争议，不做判断，也不做仲裁。他听着，看着，不语。
诸将也无人为杨业辩护。
也许在窃窃私语中，有人在说杨业“怕死”之类的话头。
孤零中的杨业应该一瞬间明了了眼下格局的凶险。战未起，败局已定，而我杨业乃是西路军中一个“外人”而已。
杨业很平静地说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我杨业并非逃避战死，实在是因为时机不利，如出战，白白死伤士卒，还不能立功。现在各位既然责备我害怕一死，我来做一个先死者好啦！
杨业并没有接过王侁“得非有他志”这般狠话解释。
于是，按照王侁意见，带领本部兵马从石峡路（今属山西代州）趋赴朔州。
但如何在未来的败局中拯救于万一？出发前，杨业应该有了短暂的思考。在诸将送行中，杨业看着主帅潘美，一股冰冷的寒意袭来，不禁有了英雄泪。他哭泣着对潘美说：
“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这次出行一定不利！我杨业乃是太原过来的降将，按应当应分的规则，我应该被处死，但皇上不杀我，还让我做了边帅，授给我兵权。这次我提出避敌锋芒的意见，不是放纵敌人不去打击，实在是因为想寻找战机，来立一点小功以报国家给我的恩典。现在诸位责备我临敌而逃避，我杨业只好先于诸公战死。
说罢，杨业指着附近一个叫陈家谷口的地方对送行的将军们说：
“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各位，拜托，请在这个地方安排步兵和强弩，作为我的左右翼来支援我。等我转战到这里时，请就以步兵夹击敌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这部下所有将士一个活着的都不会有啦！
潘美认为杨业这个意见有理，就与王侁领麾下将士在陈家谷口列阵设伏。
杨业拜泣，悲壮而去。
王侁让人在附近一个叫托罗台的高地张望，观察杨业的归路。此地地势甚高，可以看出十几里地开外。瞭望哨观察了几个小时，传来一个消息，说一直没有看到敌人。王侁琢磨了一阵，以为杨业正在遥远地追击敌人，那么就是敌人败走了。想想击败契丹的机会也许来了，立功也许就在此刻。于是率领自己麾下将士离开谷口，准备追击。史称“美不能制”，潘美不能制止王侁这个举动。王侁带兵沿着一条河流行走二十里地，听到前方报到“杨业已经败了”，于是赶紧带着兵马退却——实际就是逃跑了。
而杨业已经陷在预料中的包围圈，正在与契丹苦斗。
原来，耶律斜轸侦察到杨业率军已出石峡路，当即派遣副部署萧挞凛率精锐安排伏兵，耶律斜轸自率部分老弱做迎战态势。
这位萧挞凛，乃是契丹名将。《辽史》对他的评价是“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少年时代有敦厚气象，才气胆略不俗，而且还通晓天文气象。他是大宋天敌。其威名似乎仅次于耶律休哥。他不仅擒获大宋名将杨业，还曾在以后的战役中擒获大宋遂城守将王先知、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在真宗一朝，是宋师最为恐惧的契丹名将。也是他，曾经征服高丽，令高丽在很长时间里对契丹俯首称臣。但这个世界上有不怕他的人，那就是大宋名相寇准，若干年后，这位令人谈虎色变的契丹第二战神，在寇准的部署下被大宋强弩射中，一命呜呼。他的死，直接促成了澶渊之盟。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杨业，一见耶律斜轸安排的阵势，即知道敌寇在诱敌，但势已至此，是毒酒毒药也得吞了，于是鼓足勇气向敌阵掩杀过去。耶律斜珍果然佯败而退，杨业追击中，萧挞凛伏兵四起；耶律斜轸再率诸军回击，杨业不敌，领兵且战且退，到了一个叫狼牙村的地方暂时获得歇息。稍事休整后，继续斗战，从日中直到日暮，在千难万难中，有意识地将契丹引入陈家谷口。
这个时候，如果有潘美或王侁一部伏兵在，整个西路军的败局还可以挽回。但是没有，一个大宋士兵也没有。王侁跑了，潘美也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