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盐井的开凿技术大有发展。转槽子是当时的一种凿井工具，在明朝撞子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兼有“吊锤、指正、震击、校正、松卡”等功能，主要用于深井的开凿。补腔技术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清朝采盐业的发展。
补腔即对坍塌的井壁进行修补。清之前，主要在坍塌的岩层中投入竹木之器。清朝开始逐渐使用桐油、石灰等物来修补井壁。到了嘉庆年间，这项技术已日臻成熟，“遇井内有渗透，能补塞之，询称绝技”。由于凿井工具和补腔技术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的发展，清朝的盐井深度不断增加，1835年凿燊海井深达1001.42米，不得不让人惊叹。
在天然气开采上，清朝的康盆采气装置是我国古代采气工人的一项杰出制造，有些功能甚至可以和现在的一些采气装置相媲美，许多采气专家都对它赞许有加。
在制瓷业上，康、雍、乾三朝可以称之为我国古代制瓷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不管是烧制技术还是装饰技术，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景德镇仍然是当时全国的制瓷中心。
在制作材料上清朝的瓷器中高岭土的含量增加，这不但减少了烧制过程中瓷胎的变形几率，提高了成品率，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质量。烧制技术方面，清朝的釉下青花与釉里红技术已相当成熟。釉下青花是直接用含有钴的青料在生胎上绘画，然后上釉，接着在高温下烧制而成。清朝对钴土矿的精挑细选使烧制出来的釉下青花瓷器更加精美。康熙朝的这种青花有“可以独步本朝”之美誉。釉里红技术始于元朝，清前期发展成熟。它以铜红料在生胎上绘彩，然后上透明釉，高温烧制而成。康熙年间的釉里红色彩淡雅鲜亮，漂亮至极。
在釉上彩技术方面，清朝的珐琅彩和粉彩可谓是享誉中外。清朝珐琅彩是我国陶瓷装饰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三朝极为名贵的御用器，康熙朝时开始烧造。其起源于明朝一种新兴手工艺品，它是在铜胎上以蓝为底色，掐以铜丝，填上红、黄、蓝、绿、白等几种色釉而成的精致工艺品。永乐时期已有这类制品，由于蓝色以景泰年间为最好，故有“景泰蓝”之称。清早期从国外进口有与景泰蓝相类似的金珐琅、铜珐琅等工艺品，国内流行在铜、玻璃、瓷等质地胎子上，用进口的珐琅彩料描绘器物形成珐琅彩器，并被称为“铜胎珐琅彩器”、“瓷胎珐琅彩器”等。“瓷胎珐琅彩器”就是著名的珐琅彩瓷器。珐琅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腻、色彩凝重、画工精细，极具艺术价值。但乾隆后期此技法水平不断下降。
粉彩瓷器是在康熙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创造的一种釉上彩新品种，始见于康熙晚期，后经历朝流行而不衰。粉彩瓷的装饰形式多种多样，有折枝式、图案式、开光式、通景式、单面彩式、双面彩式等。粉彩瓷装饰画法上，采取了点染与套色的手法，使所要描绘的对象，无论人物、山水、花卉、鸟虫都显得很有质感，明暗清晰，层次分明。采用的画法既有严整工细刻画微妙的工笔画，又有渗入淋漓挥洒的写意画，还有夸张变形的装饰画风。甚至把版画、水彩画、油画等艺术加以融和运用，以至于“精微处，丝毫不爽；豪放处，生动活泼”。
纺织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工艺的创新以及纺织品的产量、质量等方面的提高。纺织工艺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缫丝技术和纺纱技术上。清朝的缫丝在用水方面更加讲究。据相关资料记载，缫丝所用的水应“择溪涧之极清者取之，勿用开水”，且必须要用流动的水，这样蚕丝才会又白又亮。纺纱方面，清朝对前代的合股大纺车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把纺车的车架改成梯形，增加了它的稳定性，同时增加了纺车的锭子数，增置了一个竹壳水槽。这些技术的改进不仅提高了纺纱的质量，还提高了纺纱的速度。
清朝的织造技术较之前代大大提高，主要表现在丝织物的花色以及品种的越来越多方面，各地的名品也层出不穷。清朝的丝织物品有绢、云锦、罗、绸、缎、绉娄以及纱类织物等。而各大类中又分有很细的小品种，如绢有花绢、帐绢、画绢、素娟；罗有三梭、五梭、花罗、素罗等。在以上的丝织品中缎类织物在清朝最为盛行，品种繁多，各具特色。有耐用的宁州缎；色泽艳丽的杭州缎；华丽精美的苏州缎；细密鲜艳的粤缎等，都深受世人喜爱。在棉纺织业中，江苏的松江布、南京的土布都是当时的名品，麻织品中以雷州的葛布天下闻名。在染色上，据记载，清朝可染出700多种颜色。如此染色工艺的提高、染色程序的简化都使染色效果大大增强。
我国的玻璃制造业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发展一直都比较缓慢，到了清朝才有较大的进步。
清朝玻璃制造品主要用于室内陈设、装饰、赏赐大臣、赠送使节等，因此品种很多。以雍正朝为例有葡萄色玻璃杯、红玻璃鸡鼓水柱、金珀色刻花玻璃盃、黄玻璃把碗、白色玻璃如意、高足玻璃杯等数十种。而且玻璃生产地域较之前代也有扩大，清朝玻璃器除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外，已知的民间玻璃产地还有山东博山、广州、北京和苏州等地。乾隆时的玻璃器型华丽，花纹精美，是清朝玻璃生产的极盛时代。当时已能生产金星玻璃、缠丝玻璃和三四种颜色的套色玻璃。装饰技法多采用雕刻、描彩、泥金和珐琅彩，代表性的作品有“古月轩”鼻烟壶、缠丝玻璃瓶等。嘉庆以后，清朝的宫廷玻璃生产逐渐衰弱。
总之，在清朝前期，劳动人民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手工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某些行业尤其是纺织业中，已建立起比较固定的雇佣关系，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较之以前最大的不同。
商业清朝前期，国内的商业贸易是相当繁荣的。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对清朝商品贸易的发展十分有利。清前期，北京是全国的交通枢纽，以北京为中心的交通路线四通八达，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各省，且在交通干线上每十里设驿站一处。清朝不但陆路发达，水路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入清以后，长江中上游的一些港口如宜宾、泸州、重庆等都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清政府在利用原有河道的同时，还不断疏清旧河道，使各大水系相互连成一个水运发达的水系网。便利的交通运输无疑促进了国内商品贸易的发展。
集市与城市的繁荣也是清朝商业繁荣的表现之一。清朝以后，中国的广大农村几乎都有定期的乡村集市，且有形成集市网的趋势。在一个地区往往有一个较大的中心集市，它周围则分布着若干较小的集市，这些集市共同服务于该地区的居民。随着集市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商业市镇。尤其在江浙一带，由于纺织业的发达、雇佣关系的明确，商品经济在这一地区发展较快，江南地区的市镇在清朝前期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如苏州府在明末时有市镇45个，到了清乾隆年间时则增至100个；松江府的市镇在康熙年间有市镇79个，到了嘉庆年间则增至113个。同时，市镇的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出现了盛泽、南翔、濮院、南浔、乌青等规模大、商况盛的巨型市镇。江南市镇作为该地区的一个中心市场，它的作用已不再仅限于满足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所需，而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整体需要以及与外地的一些经济交流。刘献延在《广阳杂记》中指出：“天下有四大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这些城市都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大都市，它们的商业地位往往要高于它们的政治地位（京师除外）。集市与城市的发展反映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发展。
商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他们所进行的商业贸易活动对商业的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前期，由于商业的繁荣，国内的商业阶层较之前代更趋稳定。著名的商人集团有徽商、晋商、陕商、东部沿海地区的商人集团等。他们的经营范围非常广泛，有粮食、布匹、瓷器、茶叶、钱庄、当铺、票号等，且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影响很大。
在对外贸易方面，最能说明清朝前中期对外贸易发展状况的是江、浙、闽、粤四大海关。1684年，统一台湾后，清政府宣布解除海禁，并于次年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江、浙、闽、粤四大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由于广东沿海一带历来都是我国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带，因此在四大海关中粤海关最为重要。征收关税是粤海关最重要的职责，它的税收大体分为两大类：“正税”和“杂税”。正税包括“货税”和“船料”。货税就是“商船出洋进出各货，按进料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船料则指根据船本身的等级和大小对其征收的税。杂税的名目就很多了，如分头、规礼、耗羡等。粤海关自成立以来，所收税额一直呈上升趋势，为清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以嘉、道两朝为例，嘉庆十六年（1811），粤海关的税收额为1165100多两，而812年就增至1347900多两，道光十一年（1831）又增至1465200多两。粤海关税额的不断增长充分说明了清朝前中期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与繁荣。
2.清朝后期经济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的渗透，清朝后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情形。首先表现为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特征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石。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农民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自己和地主阶级所需，作为商品的很少，因此人与市场的联系也就很有限。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这给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耕与织的分离，另一个是农产品的商业化。
鸦片战争后，洋布、洋纱进入中国市场，开始取代中国传统的土布、土纱。由于洋纱、洋布是廉价的机制棉纺织品，它的成本比中国传统的土布、土纱要低，因此人们便将棉花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以换取洋纱、洋布。这样逐渐导致中国传统的家庭纺织业的衰落，最终导致了耕织的分离。
清朝前期，虽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但仅限于棉花、桑蚕、烟叶。到了晚清时期，这一局面大大改变。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经济扩张和掠夺的进一步加剧，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许多农产品都作为商品出口到国外，如大豆、花生、芝麻、面粉等相继被卷入世界市场。在这种局面的刺激下，一些专业性的种植区相继出现，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也逐渐加强了。
在手工业方面主要表现为部分传统手工业的衰落以及传统行业中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逐渐衰落的手工业部门主要有手工纺纱、土钢、土烛、土针、土烟和木刻印刷等行业。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洋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
在一部分传统手工业衰落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手工业继续发展，并由家庭手工业逐渐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如：缫丝业、丝织业、轧棉业、棉织业、印染业、榨油业、碾米业、酿造业以及煤矿开采业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业部门，如针织、花边、抽纱、挑花、草席编织等。
晚清时期，列强加大了对华的资本输出。他们在华设立工厂、兴修铁路，逐渐确立了在中国的工矿、铁路航运等经济部门的垄断地位，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等经济命脉，迫使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更进了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交通运输逐渐改变了以前南船北马的局面，铁路从无到有，里程逐渐增多，旧式的航运业也衰落下来。中国新式的金融业也开始崛起，最具代表的是近代银行的建立。1897年5月由盛宣怀筹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兴建银行。近代银行的建立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晚清时期近代城市的出现也反映出清朝后期中国经济的变化。上海是这一时期中国新兴城市的突出代表。清朝前期，上海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城市，无法与苏州相比。但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后，情形则大不相同。它很快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口岸，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逐渐进入上海的城市生活领域，并迅速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商业、金融、交通运输以及市政建设都得到了发展，并且与传统的中国城市全然不同，成为中外有名的大都市。
晚清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洋务运动后期，由于洋务派的提倡以及他们的身体力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产生并得以发展。著名的有张謇的大生纱厂、上海发昌机器厂、公和永缫丝厂和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等。张謇和周学熙的资本集团逐渐扩大，以至于有“北周南张”之称。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近代企业大多资金少、规模小，同时他们又无坚强的政治后盾，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他们的企业经常处于举步维艰、濒临破产的状况。这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独立发展的愿望极其强烈，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文化
清初诗坛创作活动比较活跃，流派众多。“遗民”是指清朝建立以后，不愿意归顺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不参加清政府的科举考试，也不接受清政府给予的官职，有的甚至还参加了抗清斗争，且多隐居山林，自称“遗民”。清初遗民诗人中最著名的代表有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
1.诗歌
遗民诗人顾炎武作诗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明清换代、异族统治，世事的巨变使他的诗沉郁苍凉，带有强烈的爱国之情。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国破家亡的无限悲痛，对人民惨遭杀戮的无限悲痛，对抗清复明志士的热情歌颂和对恢复汉室江山的迫切希望。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对顾炎武盛赞道：“明遗民诗，吾深思一人焉，曰顾亭林，诚意之诗仓深”，“亭林之诗坚实，皆非以诗为诗着，而其诗境直黄河、大华之高阔也。首位两家（指明朝刘基与顾炎武），谁与抗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