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队长朴实，勤快，又善于联系群众，对学员们的衣食住行和思想情结关怀备至，深受大伙拥戴。他心里清楚，上级派他来是要他把这帮小青年管住、管好。至于训练内容：出操，站队之类的军事科目，分量不重，他不费多大劲就可以拿下来；别的自有政治部的科长、干事这些文化人来料理，用不着他操心。
曾源、汪继丰和田发科被分编到三个区队。姓杨的同学，由于他家是开馆子的，耳濡目染，懂得一些烹调技术被派到炊事班里，协助司务长的工作。他去了没过多久，食堂的饭菜大有起色，火头军们在人前大为露脸。
曾源所在班的班长叫薛安余，年约二十四五岁，来自兰州市郊区一个农民家庭，细高个儿，清清瘦瘦，长得柴禾棍儿似的，但却是个闲不住的勤快人。他这个一家（班）之主，对全班同志的学习、生活休贴关怀，不遗余力：上课、开会、出操、站队、站岗放哨，生病想家，情绪波动，乃至因日常琐事争吵闹矛盾之事无不放在他的心上，及时调理、化解。使全班的学习、纪律和团结状况步人前列，多次受到队里的表扬。全班同志敬重他，爱戴他，尊之如兄长。
初到“青干班”时，人生地不熟，一到星期天和自由活动时间，曾源同一起来的三位同志总愿意凑到一起说说家乡的事，没过多久，便逐渐融入各自所在的集体之中了。
曾源班的活跃分子叫祁士珍，来自六盘山下的隆德县，他比曾源大一岁，说话乖巧，动作麻利，喜欢说笑话，出洋相，学说异地方言，真假难辨，摹仿他人动作，惟妙惟肖。有一次队里排演一出糖衣炮弹的小戏，队里无人扮演女角，他自告奋勇充当剧中一家地主的儿媳妇，头顶一块绿手帕，抹个红脸蛋，在台上打情骂俏，扭捏作态，逗得哄堂大笑。班里有这么个活跃分子，给大家增加了不少乐趣。
曾源和祁士珍都喜欢打篮球，课外活动时间常在一起组队参赛。两人学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没过多久，便成了一对莫逆之交。
“青干班”的生活紧张而有序，充实而丰富多彩。转眼间腊尽春来，年关将至。师政首长指示“青干班”领导，一定要充分准备，严密组织，让同志们欢欢乐乐过好春节，因为今年的春节非比寻常，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对小青年来说是第一次离开父母过年，一定要做到欢乐、健康和安全，千万不能出问题。
刘大队长亲自主持班以上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上级指示，布置有关准备工作。会后’他不顾劳累，挪动着两只瘸腿，深人食堂和各班进行检查、指导。
离春节只有一周时间了，司务长和上士早出晚归，去后勤领取，跑市场采购。牛、羊、猪肉，鸡鸭鱼虾、鱿鱼、海参、腊味食品、干鲜果品、新鲜蔬菜和各种豆质品以及大宗调料等都陆续搞到了；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节目，都在日以继夜地抓紧排练；环境卫生，室内和个人卫生，都搞得干干净净，过年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了。然而就在这翘首以待的春节只剩下两天的时光，原本身体孱弱，一直禅精竭虑为全班的事操心、劳力的薛安余班长，由于连日奔波，加之数九寒天，天气特冷’他突然病倒了。脸色蜡黄，高烧不退，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头痛得厉害。队上的卫生员给了他几片阿斯匹林，服了无济于事；炊事班给他送来鸡蛋挂面、大米稀饭、藕粉等病号饭，他一口也不想吃。眼看着班长的病情急剧恶化，全班同志跑前跑后，围在他的床前，束手无策。
大队部紧急出动，刘队长拖着残腿急送薛安余到师卫生营救治。那时候卫生营仍然属于师一级野战医院，对于治疗枪弹致伤等外科伤病颇有些办法，治疗内科病则稍逊一筹，由于设备差，医术有限，对薛班长这样的危垂病人，一时诊断不清。连盘尼西林（青霉素）之类的抗生素也没有，医护人员尽最大努力给他吊了几瓶葡萄糖，服了几种磺类药，便让抬回“青干班”。隔天就是除夕，队上为了防止传染和有利于病人静养，特意为他腾出一间小屋，支了一张床，将他抬过去。屋子里生一盆木炭火，派人昼夜看护，准备熬过春节转送到兰州治疗，没想到次日黎明前突然死去。卫生营填写的死亡报告单将其所患疾病定性为急性脑膜炎。
一个好人走了，全班的小青年们顿时失去一位好班长，好兄长，大伙的心里沉沉的，原本春节期间应有的欢乐和丰富多彩，黯然失色。
由于社会秩序动荡不安，除夕之夜不闻喜庆的鞭炮声，听到的却是凄厉的枪声。临夏的百姓们依旧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
利用春节放假的空隙，曾源给父母、二舅、碎舅、曲健老师和鲁强国、章希贤分别写了信，基调是乐观向上，热情赞颂了军营里火热的生活。
春节在略带几分伤感中度过，生活恢复常态。
根据训练计划，“青干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学习《社会发展史》，树立劳动观念、群众观念，生产力的最后决定作用等唯物史观；二是学习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重要文件《共同纲领》，重点是领会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以适应驻军临夏的客观需要；三是学习当前军内外报刊的重要社论、文章，关心国家大事，做一个清醒的革命战士。上述学习内容，多由师政治部的科室负责人做辅导和在认真阅读教材的基础上，由下而上，联系实际进行班、区队和大队的讨论。这种学习方法较参军前在学校里的课堂教学，更显得生动、有趣、贴近现实，切中个人思想，富有针对性，指导性，促进独立思考，深受学员们的欢迎。此外，由于“青干班”的培训对象大多数结业的要分配到全师各基层单位担任文化教员，所以还常请来师宣传队的同志教唱新歌并传授一些简谱知识和指挥唱歌的技巧。
请师首长来作报告是最受欢迎的节目。
这一天终于被盼来了。
4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大夏河畔，花红柳绿，春意盎然，郭师长硬是在百汇屮价出町间，米到“肯十班”。
郭师长本是三秦子弟，早在2世纪3年代初期他就投身革命，先后在军内外担任多种领导职务，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他时年只有35岁，生得方脸宽肩，目光炯炯，很有精神。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部队驻军临夏以来，他身兼军、地数职，一心扑在工作上，在维护地方治安，化解回汉矛盾，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深受指导员和当地群众的拥戴。由于他除暴安良，政绩卓著，有的老百姓赞誉他为“郭春天”。
在“青干班”小青年们的心目中，这位功勋卓著，威镇一方的师长，非比寻常之辈，企盼着早日一睹他的风采。
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3当郭师长实实在在出现在面前时，小青年们乐了没想到声名显赫的师长是出乎意料地“平常”，不髙不低的中等个儿，普普通通的一张四方脸，衣着装束同一般士兵没有什么区别，言谈举止不失军人风度，却不摆架子，态度和蔼可亲。小青年们争着与他握手，他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一一满足大伙儿的要求。
郭师长操一口地道的“关中腔”’咬字重，吐字清晰而富于节奏感。他首先对自己未能如期来看望大家表示歉意，恭恭敬敬向大家敬了军礼，接着简要介绍了当前国内大好形势，肯定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必要性。随即针对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的民族偏见转人他今天报告的主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问题。
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民族宗教政策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工作的成败得失，应当说主要取决于我们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与否和工作的好坏。
“最近我翻了翻有关临夏的一些资料，发现近代史上有两位名人在临夏的举措行止，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