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驴车嗒嗒地走着，晨光下立起的耳朵尖儿上泛着一层光晕。马长祥摸着光溜溜的驴尻蛋，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农民嘛，现时有了自己的牲口，由着性子种自己的田，回家有热茶热饭，晚上又有热炕头，就够好了。
毛驴车绕过村西头的最后一个庄廓不见了。马长存长长地吸了一口凉气，眼前再也没有一个活物吸引他的注意力。社员们对开会淡忘得也太快了，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使他惊讶得有点儿害怕。还在几小时前召开村干部会议时说得好好的，要开个现场会，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来开会。
钢的响音儿消失在台地的上空，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朝霞在远处湟水流入享堂峡的那个地方涌动着、扩散着，要做一次灿烂辉煌的表演，然而最终没有成功。可能是个阴天。
马长存无可奈何地呆立在大柳树下，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的战争结束之后，士兵们都死光了，剩下的最后一个将军在咀嚼战争的苦难一样。往日敲钟时那种坚定自信、发号施令和充实满足的心理都被一丝感慨、惆怅所取代，他觉得整个世界如同那钢轨接头的夹板儿一样冰冷。他呆呆地站着不动，很久很久，任台地上三月的晨风吹起他已经花白的头发，任一双双轻蔑的目光在门缝里窥视着他和他敲了几十年的那口钟。他捏了捏手腕儿，活动了一下腰身，又一次抬起了那块夹板儿，使足了劲儿。就在他准备第二次敲响钟的一刹那间，他的手放了下来。不，不能。他果断地提醒自己，再不能敲哩！刚才发生的和过去发生的一件件事情，联系起来考虑，已经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他，自己在村里的威望已经明显地不如从前了，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马长存仿佛看见社员们正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他愤怒地将那夹板儿摔在地上，“咚——”一声沉沉的闷雷般的声音，使他突然间感到绝望。他虚弱地蹲在大柳树下，仰望着吊在树杈上的那口钟，它静静地悬吊着，就像一个孤独、绝望的老人，又似一个绝望的幽灵，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
村子里没有一点反应。
“大大，是你敲钟呀？”
说话的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刘海林。看来，偌大一个村子正式来参加会的就这一个人了。刘海林穿着一件时髦的花衬衣，风头留得很长但很整齐，就像电视机里经常出现的乐队指挥那样。见马长存的目光落在他的长头发上，他便有意用手梳理了一下，将头高高扬起。
“社员们咋不来？”刘海林打趣道。
“长时间不敲，人们忘记了吧！”
“不会吧，也许是人们不习惯了。大大，你说呢？”
望着刘海林那时髦的花衬衣和长头发，马长存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还在好多年之前，马长存刚从大寨参观回来，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学大寨方案和村里的远景规划。他要修一条大坝，把湟水逼到河湾北面，把一百多亩沙滩地拦堵在坝内，引水耕种。说是沙滩，其实那上面淤了一层很厚的黑泥，是一片土头很肥的地。他已经下了决心，如果计划实现了，一亩地打六百斤粮食，一百五十亩地就能打近十万斤粮食。这个数字可不小哩！
那时候，是马长存的钟声最响亮、响得最勤快的时候，钟声一响，社员们全都集中在大柳树下。开工那天，他打发大队会计弄来十多串鞭炮，噼里啪啦响满了整个村子，响满了湟水河湾。就是开工那天，刘海林满脸汗水地跑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修大坝那个预算方案要修改。”
那时的刘海林还是个刚从县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娃娃，十几岁，在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
马长存在全村人面前还是第一次碰到有人敢当面拦挡自己。他本来要发火，多少年来，谁也没有说过要修改自己的计划。这娃娃喝了几天墨水，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乳臭未干，你懂个啥。但他又想，既然这娃娃在节骨眼上跑来了，一定有理由，只要是为村里好，该听的还得听；再说蛮横不理睬，让村里人看着自己没有肚量，不好。他正这么想着，村里的老会计“铁算盘”不愠不火地说：“你一个娃娃家懂啥。你不要管，这跟教书没一点关系。”
“咋个不要管？村里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在科学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人阿么了，娃娃又阿么了？你说呢，马书记？”见马长存没有反对的意思，刘海林又接着话茬说，“按照那儿的地形和力学原理，河床必须要留二十米，要不发洪水，那一百多亩沙滩地照样要淹。”
河床只留了十米，这是老会计早就算好了的。他要维护自己几十年大队会计不出账目错误和“铁算盘”的尊严，让一个娃娃轻易推翻自己的计划，不行。他上前一步，吼道：“你，啥你的里学外学，我不信没个学就修不成长坝！”
刘海林也不示弱：“不相信科学就是愚昧。按照老会计的理儿，原子弹是冷不防造出来的呀！”刘海林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纸笔，“我算给你看。湟水年平均流量是每秒……每年夏天的最大流量是每秒……这些我都在县水文站查过了。”
“什么‘每秒’、‘立方米’的，老子才不看你瞎算哩。”老会计一转身走了，还把个手指上的骨节捏得嘎巴响，那意思是说谁有能耐谁日弄去。
社员们想对刘海林挖苦几句，可一想到他是自己娃娃的老师，也都不说话了。马长存想问清楚刘海林要留二十米的根据，可又想，在这种场合问刘海林，就等于是给刘海林让步，不仅社员们高涨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而且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和威望，还让老会计下不了台。
大柳树下聚集了好多社员，马长存果断地挥一下手，说：“走！”社员们便雄赳赳地向河滩进发了。
刘海林急忙向前撵了几步，马长存笑了笑，那意思是说，先回去给娃娃们上课吧。马长存心里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决定谁是谁非，就是老会计的计算果真错了，也得下去单个谈一谈，然后再采纳刘海林的也不迟。这样做，既能挽回老会计的面子，又不至于在众人之前公开抬举年轻人，最主要的还在于不影响社员们学大寨、修大坝的积极性。
谁也没有想到，马长存当天夜里就去刘海林家，让刘海林给算服了。第二天，马长存对老会计说：“那娃娃的话也有一些道理，你得考虑考虑。”
老会计不服气，吃惊地盯了他老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刘海林的方案上了两次村委会还没有定下来。他又去找马长存和老会计，决心要用确凿的事实说服会计。他见村里有点身份的、和村干部能说上话的人就算账，算得有板有眼。那几天，社员们正在拉石头、拉沙子，他便乘机鼓动了村里有威信的几个老人和几名高中生，在河滩里插标杆、拉皮尺，折腾了两三天。
老会计就是不服，冷冷地瞅着刘海林的一举一动。等刘海林丈量到坝前时，老会计转身走开了。
这样折腾的结果使马长存终于采纳了刘海林的方案。采纳刘海林的方案，这是连马长存本人也不可想象的。那几天，他一直考虑这个问题，他明明清楚刘海林的方案是有道理的，可主观上硬是不想采纳刘海林的方案。但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他终于采纳了刘海林的方案。
老会计的权威第一次遭到了冷酷无情的挑战。他看看刘海林，又转过身看了马长存一眼，见马长存没有反悔的意思，便伤心地说：“你，你们这是咋了？”他用双手捂住脸，伤心地哭起来。
老会计权威的崩溃，其实是马长存权威崩溃的前兆。这一天终于来了，而且来得是如此突然。
“大大，你在想啥哩？”
“不，啥也不想。”马长存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情，回答明显地表现出慌乱。
“不，你分明在想啥，而且想得还不少。比如刚才，你就想到了随着那钢的响音儿，相继站在树下的社员群众，是吗？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还想到了过去自己训话时的场面和社员们安顺守纪听你训话的那种神情，是吧？”刘海林不慌不忙地说。
“你这个娃娃，咋说话哩，讲话就是讲话，咋叫训话！”马长存沉着脸严肃地说。
“哟，大大，啥时候也学会了一副深沉的政治面孔！台地村的人谁不知道，你不就是教训着讲话？告诉你吧，你训话还有个特点，一严厉起来，表情沉得像驴脸，说一句顿一下，看一眼社员。如果社员们都规规矩矩地听你训话，你的脸就变得温和起来，像喝了杯酽茶，这说明你很满意，也很得意。可现在……”
“海娃，你是咋说话的，我的脸像驴脸，你大的像啥，你妈的又像啥？”
“大大，话不好听，可理儿是端的。不信你问大家。”
“海娃，你不要说了，大大心里难受。”马长存彻底乱了方寸，眼前这个娃娃把自己心里的啥事情都看见了，他再也板不起刘海林所说的政治面孔，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海娃，我……”
“大大，你的心已经够疼了，按理儿我不能这样对你说话，可我要把话说清楚。大大，你以为那钢的响音儿还会那么灵吗？不起作用了，是吧？这一点你应该承认，现实无法回避，就像人无法回避死亡一样。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每一个个体的人是无法挽回的。那咋办？”刘海林顿一下，说，“你不是有许多当领导的老朋友吗？你可以写成一个材料，白纸黑字，要么弄上派出所或公安局的公章贴在村口，要么赶快向政府反映情况，出台一个文件，准能成。”
刘海林走了，临走时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权威解体后必将由完整的法律法规取代，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马长存目光阴沉地站在大柳树下。
台地再也没有什么对钟声的响应了。钢的响音儿完全消失在空中。这就是自己为台地苦苦务劳了几十年的结果吗？过去的一切如同东流的湟水一样消失了，倒是自己过去在政治上压制过的刘海林在节骨眼上给了他帮助，这使他在悲凉中感到安慰，空虚中感到充实。
事后，他果真那样做了，社员们果真被治住了。不论这件事处理得多么圆满，他总是感觉到不安。
